汤守道:浅议《甲申三百年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3 次 更新时间:2009-06-25 16: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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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守道  

  

  1944年,明朝灭亡300周年。这一年,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说崇祯和李自成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这篇文章取材偏狭,观点陈旧,推理失据,逻辑混乱。在郭沫若的全部著作中,应属低下之品。文章发表以后,在重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却得到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青睐。毛泽东不但在大会小会上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还指示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随后,又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给解放区的全体干部学习。当年,马、恩、列、斯的单篇著作都很少受到如此重视。可见,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是远大于历史意义的。由于这篇文章并没有阐发什么政治理论和政治理念,因此,它的政治意义只能是参考性的或象征性的。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近16000字。文章引用了《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等古籍中的有关记述6700多字,介绍了崇祯朝的社会状况,介绍了崇祯和大臣们在明朝灭亡前夕的一些活动,介绍了李自成武装由壮大到失败的简要过程。其中,考证和谈论李自成部将李岩、宋献策、刘宗敏等人的身世、性格和轶事的部分,占全文篇幅的70%,成了文章的重心。

  甲申年是中国改朝换代的一年,事件频仍,内容丰富,风云人物众多。以甲申为题做文章,照理,甲申年的大事件和对当年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即使不面面俱到,也多少应该涉及的。但该文只写了两件事: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败亡。只写了两个政治集团的人物:崇祯集团和李自成集团。当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多尔衮,在文章中看不到踪影,连名字都没有提到。而当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吴三桂、张献忠也只是顺便提到了名字,他们的事迹则被全部略去。好象这几个人与甲申年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关系,好像甲申年根本就没有这些人的戏似的。实际上,影响当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并不只是崇祯和李自成两个人。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更不能抹杀。没有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甲申的历史就要重写。郭沫若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有名的作家,这样文不对题、喧宾夺主的错误,照理是不会犯的。但这个错误他恰恰就犯了,他为什么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很耐人寻味。

  甲申之后,有关崇祯和李自成的著述很多。这类著述郭沫若读了不少。《甲申三百年祭》引用了大量史料来介绍崇祯和李自成。但他展现给读者的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却是很不完整、很不真实的。他引用的史料,美化和拔高了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实际上,就在他所引用的《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中,就有不少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负面的评价和描写,只是郭沫若没有采用而已。郭沫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无意的疏忽还是刻意的裁剪?也耐人寻味。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一些说法,是很成问题的。郭沫若说:“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郭沫若的意思是,没有人会责骂崇祯,崇祯不但不受责骂,而且后人还很同情他。一个不受责骂,并且还得到人们同情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起码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了。但是,崇祯果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吗?郭沫若自己没有给出证据来证明崇祯是个好人,但大量的史料证明,崇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昏君和暴君。崇祯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好事。有些好事,比如赈济灾民、减轻赋税等,他有权做,他可以做,但当大臣建议他做这些事时,他却断然拒绝。就在《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中,接下来郭沫若就说:“(崇祯)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就凭这几点,崇祯能不被责骂?能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崇祯的恶行,其实远不止此。崇祯冤枉好人、滥杀无辜、任用奸佞的事,《明史》中就有不少记载。崇祯在位十七年,撤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其中五个被杀,四个被治罪)。杀督师及总督十一人,杀巡抚十二人。他不学无术又自作聪明。他重奴才而轻人才。他在所有的军队里安插太监,对军队的长官进行监视和控制。崇祯时期,太监人数达十万之多。崇祯最怕的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本国本民族的人民起义。他曾经派人与满清谈判,但绝对不会考虑与李自成谈判。他任意妄为,残忍嗜杀、草菅人命。满清想要做的事情,崇祯几乎全都代做了。崇祯给自己开创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结局。这样的昏君和暴君,会不被人责骂?会受到后人的同情?崇祯末年,马世奇当面对崇祯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为什么?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不从贼难道从你崇祯?你崇祯比贼好在哪里?

  “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所谓后人,不就是崇祯死后的世人吗?退一步说,即使确实有崇祯的孝子贤孙不责骂崇祯,同情崇祯,也不可能所有的后人都不责骂崇祯,都同情崇祯的。试想,被崇祯冤杀的文武大臣的后人,崇祯朝被活活饿死的老百姓的后人,给崇祯提合理的建议,不但不被采纳反而受到迫害的人的后人,会不责骂崇祯,会同情崇祯?顺便指出,郭沫若上面所引的那几句话,引得并不完整。这段文字出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在“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的下面,接着还有这样几句:“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这几句说得很具体的话,郭沫若视若无睹,不予引用,不就是为了掩盖崇祯的丑恶嘴脸吗?

  可见,郭沫若说的“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这句话,既没有道理,也不符合实际。

  郭沫若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多了。“种种的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是谁犯的错误?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很让人费解。清朝的入主,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实在是不好说的。如果明朝灭亡之时,有一个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并且那个政府完全有可能入主中国而因故没有入主,鬼使神差地被不该入主的清朝入主了,那么,清朝的入主就肯定是不幸的。但是,当时有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吗?没有。当时,有可能长期统治中国的政治势力有三个:崇祯的明朝政府、李自成的大顺政府、多尔衮的大清政府。但崇祯和李自成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腐朽、更黑暗、更可怕、更不得人心。事实证明,他们最后都被人民所抛弃,自取了灭亡。而正是他们的灭亡,给清朝入主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正是清朝的入主,结束了崇祯朝人相食、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剧。郭沫若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实在是无从说起的。再说,清朝没有入主之前,中国人民难道就是有幸的?“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也不像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口。中国人民的血泪,实际上潸流了几千年,并不是从清朝的入主开始的。郭沫若不说明朝统治时期中国人民的血泪,不说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人民的血泪,只说清朝入主以后“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好像清朝入主之前的血泪不是血泪,只有清朝入主以后的血泪才是血泪;好像清朝入主前和清朝灭亡后,中国人民过的是幸福生活,没有流过血泪。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也是说不通的。清朝尽管也是封建专制王朝,清朝时期的中国老百姓尽管也饱受剥削和压迫,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清朝与明朝相比,清朝好歹还有一个康乾盛世,好歹收复过台湾,扩大过疆土。明朝干了些什么?

  崇祯和李自成,一个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一个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两个人是你死我活的对头、不共戴天的仇敌。面对这两个人,郭沫若的态度却不偏不倚,出奇地中立。他同情崇祯:“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他也同情李自成:“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他批评崇祯:“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也批评李自成:“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在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评价上,郭沫若将他们等量齐观,不加区别,刻意回避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在感情方面,也没有什么倾向性,完全是一副冷血动物的模样。在那个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的年代,自称革命者的郭沫若,在文章中刻意隐瞒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政治观点,出于什么目的?耐人寻味。

  但是,要说郭沫若完全没有倾向性又好像不对。《甲申三百年祭》中引用的好几段文字,郭沫若都用括号注明引自《明史·李自成传》。其实,《明史》中根本就没有《李自成传》这个篇名。所谓的《明史·李自成传》,实为《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明史》是清朝乾隆时期吏部尚书张廷玉奉旨负责编撰的。出于封建统治的正统观,《明史》一般都用“贼”这个词指称李自成,当然是有意要贬低他的。郭沫若大量引用《明史》中的资料,却极力避免用“贼”来指称李自成,而且不惜篡改《明史》中的篇名,显然是维护李自成的名声,对李自成表现出了一份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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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8年8月刊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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