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论钱锺书的英文著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4 次 更新时间:2009-06-23 11: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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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  

  

   近年来,西方文学和文化想象中的中国或东方,已经成为西方学界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钱钟书先生的论文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明确勾画出英国对中国的想象、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指出其中的误解和偏见。他的开拓性论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是英国建筑师和画家,他没有到过中国,他的中国题材绘画借用1793年访问中国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的画稿。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序里说,他在用中文写就、评说中国经典的《管锥编》之外,尚有讨论西方典籍、“以西文属草”的文稿,原来打算作为“外篇”写定。可是《管锥编》的稿本尚未完全整理出版,计划中钱先生这部西文著作更未能成书问世,实在深可惋惜。然而人事倥偬,钱先生虽有构想却未及濡笔的著作,又何止这一种。犹记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刚刚认识钱钟书先生时,他来信中自谓“宿愿中之著作,十未成一”。不过话又说回来,钱先生确曾发表过不少英文论文,文字优雅精妙,这一点可能并非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但我们要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和著作,就不能忽略他著作中这一重要部分。

  

   钱钟书的早期英文论著

  

   钱先生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在《清华周刊》等杂志上发表章,包用英文撰写的作品,其中展露出来的学识和才华得到诸多师友的赞赏。他早期英文论著中比较重要的一,是为李高洁(C. D. Le Gros Clark)翻译苏东坡赋撰写的序言。那篇序作于1935年,当时钱先生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也就在那一年,钱钟书考取庚款,与杨绛结后,一同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深造。据杨绛先生回忆,李高洁知道钱钟书到了牛津,还“特偕夫人从巴黎赶到牛津来相会,请我们夫妇晚饭”。

   钱先生那篇序不长,总共不到十页,但却清楚勾画出唐宋文学流变以及苏东坡诗文的特点。钱先生首先指出,宋代相对于唐代更注重学问和道理,具有批评精神,但宋人“好寻根究底而不好玄思推理,多好奇心而少神秘感”(inquisitive rather than speculative,filled more with a sense of curiosity than with a sense of mystery)。总体说来,宋人的好学穷理“缺乏想象而又沉闷味”(A prosaic and stuffy thing theirs is, on the whole)。钱先生说,宋人之注重学问和道理,一方面表现在道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文学批评的兴起,所以宋代产生大量诗话,宋诗也有言理的风气,有善于刻画的特点。钱先生借用德国诗人席勒(F.Schiller)著名的说法,认为唐诗是素朴的(Naive)而宋诗则是感伤的(Sentimental)。他在序文中对宋人批评较多,说宋代诗人大多讲究才学,“最可恼大概就是他们的显示学问和好用典故,这使得欣赏宋诗即便在中国人当中,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人才可以享有的一种奢侈”(the luxury of the initiated)。但钱先生接下去突然笔锋一转,说苏东坡完全超越宋文学一般潮流,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天才。他评论说,东坡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的诗文从自然中来,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而相形之下,其他同时代诗人们字斟句酌、注重技巧,就显得小家子气,好比“近视者只见细节却大体模糊”(mere fussiness of the near-sighted over details)。钱先生赞扬东坡写诗作文似乎不假思索,不费力气,像大自然一样丰富多产,好像他随意挥洒,便可以做出好文来,真所谓“有上帝创造的万物在此(Here's God's plenty indeed!)”。熟悉英国文学的人一定知道,这句话出自十七世纪诗人和批评家德莱顿(John Dryden)之口,是他赞扬《坎特伯雷故事集》作者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话,钱先生把它借用来评论苏东坡,真可谓天衣无缝,再妥帖不过。接下去钱先生进一步论证说,在诗和文这两方面,东坡还只是发展前人的成就,但是在赋这一文类中,他却有许多前无古人的独创,是“自信以来最伟大的赋家”。钱先生讨论宋代文学和苏东坡作品,在好几处地方都拿欧洲文学里的例子来做比较或佐证,这已可以约略见出他后来《谈艺录》和《管锥编》的写法,而他这篇序英文写得文采飞扬,舒卷自如,常常暗用英国文学中一些名句,更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对西方学术和文化传统深刻了解

  

   读钱钟书的学术著作,我们看见他不仅引用中国的历代经典和各类书籍,而且大量征引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好几种西方语言的著述。在近代中国的大学问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像钱钟书那样真正掌握那么多不同的西方语言,对西方学术和文化传统有那么深刻的了解,那么深厚的修养。现在一般读者都知道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短篇《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也有许多人知道他的《管锥编》、《谈艺录》和《七缀集》等学术著作,但是知道钱钟书英文著作的人,大概就不是很多。然而钱先生上大学时,在清华读的是外文系,而且当年考清华,数学只得了十五分,由于英文成绩远远超出一般大学生水平,国文成绩优异,清华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先生才特别破格录取了他。清华毕业后,钱先生在光华大学教英文,后来考取庚款,到牛津留学也是研究英国文学。1938年学成归国,钱先生在清华、蓝田师院等处也是任英文教授。抗战胜利后,钱先生在1945年担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英文《书林季刊》(Philobiblon),每一期都撰有论文和书评,有大量英文著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钱钟书和杨绛都调到文学研究所外文组,任研究员,后来钱先生因为清华同学乔冠华推荐,又被调去参加英译毛选的工作。据杨绛先生回忆,1954年钱先生翻译毛选的工作告一段落,回到文学研究所,当时文研所“外文组已经人满,钟书挤不进了”,所长郑振铎就把他借调到古典文学组,要他选注宋诗。杨绛先生回忆说:“钟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

   我引这段话是想说明,钱钟书精通数种欧洲语言,英语尤其佳绝,他本来的志向是要做西方文学研究,在中文之外,还要撰写英文著作。钱先生后来用现代白话文创作的小说《围城》以及用典雅的文言写成的《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当然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学术研究做出的辉煌贡献,是我们了解他、研究他必读的书。但如果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英文著作,对钱先生的了解就总有所欠缺,对他的成就,也总是认识不足。现在国内学习英文的人越来越多,水准也逐渐提高,应该有不少人能直接读英文原著,可以欣赏钱钟书优雅灵活的英文文笔。如果有技艺高超的翻译家把那些著作译成中文,使更多读者能阅读欣赏,那当然更是一件好事。

   钱钟书先生在《书林季刊》里发表的许多英文论文和书评,都写得非常精彩,他评论西方汉学新著的书评,往往指出其中浅解、曲解和误解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弊病,一针见血,痛快淋漓。他评论西方学者的书,经常援引西方经典著作中一些重要论述和看法,而那是西方大多数汉学家们自己不甚了然的。至于讲中国学问,钱先生比那些汉学家们,更不知要高出数十百倍。但钱先生认为中西文化可以互通骑驿,互作邻壁之光,所以十分注重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很留意中国引进西方文学和思想的历史。大概在1981年秋,我找到四十年代钱先生在《书林季刊》发表的英文论著,其中有一篇讨论第一首译成中文的外国诗,即美国诗人朗费罗(H. W. Longfellow)所作《人生颂》,而文章所论远远不止一首诗的翻译,却涉及中西文化交往中许多重要而且有趣的问题。据钱先生自己说,他当年曾经“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断”。我觉得那篇论文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有发人深省的见解和看法,值得让更多读者知道,却埋没在一本旧杂志里,实在可惜,我于是表示愿意把文章译成中文。钱先生对自己的旧作总是不满意,经我一再敦促,才终于同意把那篇文章用中文发表。不过事隔三十多年,他又有许多新材料和新看法,可以增加新的内容,所以他告诉我不要翻译那篇文章,而决定把它用中文重新改写。这就是现在收在《七缀集》里的一篇论文,题为《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最先曾发表在香港《抖擞》和北大《国外文学》上。

  

   研究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之第一人

  

   在钱先生的英文论著中,较长也较重要的一篇,是他1935年至193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B. Litt.)所写的论文,题为《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这篇论文后来分为三部分,分别发表在1940年和1941年接连两卷《中国书目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上面。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收集了钱钟书、范存忠、陈受颐等几位中国学者有关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之中国的研究,集为一本英文书出版,其中就重印了钱先生这篇论文。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钱先生是详尽而全面研究这个题目的第一人。正如他在前言里所说,他选择这样一个研课题,先是由于读法国学者布吕纳蒂耶(Ferdinand Brunetiere)《批评论文集》第八集,由此而注意到皮埃•马丹诺(Pierre Martino)著《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一书,觉得颇受启发。与此同时,他写这篇论文也还因为不满意德国学者阿道夫•赖希魏因(Adolf Reichwein)著《中国与欧洲》一书,因为此书名曰欧洲,却基本上忽略了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布吕纳蒂耶、马丹诺和赖希魏因这些著作可以说构成了当时学术研究的一种环境,钱先生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选择他学位论文的研究课。大致说来,那个环境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法两国都逐渐兴盛起来的比较文学和文化史研究,这种研究开始注意到东西方的文学关系,以及西方文学里描绘的东方形象。吕纳蒂耶是法国文学史家,其《批评论文集》讨论法国文学的发展,其中涉及法国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关系,而皮埃•马丹诺的则专论法国文学中所描绘的东方。钱先借鉴法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把它用来考察英国文学里描绘的中国,这是非常认真细致的研究,而且在当时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所以具有开创性。钱先生遍英国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一一标出其中提到中国的地方,而且在这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梳理出英国文学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勾画出这一形象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大体轮廓。

   虽然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到过中国,对欧洲人认识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地理位置,有很大贡献,但那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当政的元朝,所以他对中国的汉字和整个汉文化传统可以说认识很少。在十六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之前,欧洲文字著述中即使偶尔有到中国的地方,也大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虚构幻想,如著名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行记》提到“伟大的可汗的宫殿和珠宝”,就“差多全是神话式的幻想”。

钱先生指出,1589年出版的乔治•帕特纳姆《诗歌的艺术》“是在英文书中、也许是在任何欧洲书籍中第一次提到中国文学”。在那以后的英国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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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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