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历史与虚构:文学理论的启示和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2 次 更新时间:2009-06-23 10: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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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  

  

  我们不必把历史和文学绝对对立起来,可以一方面欣赏历史写作的文学性质,接受历史叙述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又可以在虚构的文学叙述中,在伟大的小说和诗歌作品里,见出历史的意义,认识到事物的真理。

  

  在西方学术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文学理论扩展到其他学科领域的时期,而文学理论扩展到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学术界特别注意到历史的叙事结构,认识到历史是对过往事件的叙述。在二十世纪人文学科发展的更大范围内来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二十世纪学术思想摆脱十九世纪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偏见必然要迈出的一步,尤其是摆脱关于真理的僵化观念,即以为真理就是发现自然和社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意愿和想象完全没有任何关联。历史既是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又是叙述过去这些事件的故事,在法文里,histoire这个字就既有“历史”、又有“故事”这两种含义,由此可见,真实和想象之间、客观叙述和主观推测之间、现实和虚构之间,从来就有一种紧张而又密切的关系。在西方传统的早期,希洛多德和修昔底斯的历史著作已经提供了历史叙述的两种不同模式。希洛多德所著历史叙述生动有趣,但正如其英译者戴维•格林所说,他不大注重明确区分“可证实的真情实况之真实和想象出来的真实”。修昔底斯撰写他的历史著作时,就尽量剔除文字的浮华而力求符合事实,显然要把自己和史学前辈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希洛多德那种注重文字生动的历史算不得可靠的历史,而只是注重修辞的文字。修昔底斯自谓其历史“因为缺少虚构成份分,也许朗读出来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可是他要写的当然不是讨人喜欢的虚构故事,所以他又说:“我的著作不是写来参加演说比赛获奖的,不是让人听完之后就忘记的,而是有永恒价值的作品。”修昔底斯在此把自己的历史著作说成是书写的记录,而把前辈史学家的著作说成是口述历史,以此两相对比,一面是用固定不变的符号把过去永远保存下来的书写文字,另一面则是像声音一样飘忽不定的口头语言,刚刚听见,却转瞬即逝,很快被人忘却了。

  不过在古代希腊思想里,认为有永恒价值的却不是修昔底斯想写的那种历史。大致说来,希腊思想注重的不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超越真实、短暂,揭示具有永恒和普遍性质的事物。希腊人对永恒性认识对象的强调,就构成英国史家科林伍德所谓希腊人“极力反历史的形上哲学”。这的确是哲学与历史之争,而在古代希腊,获胜的是哲学。这一观念在亚理士多德区分诗和历史一段著名的话里,也讲得很清楚。他认为“历史讲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诗讲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由于这个原因,诗比历史更带哲学性,更严肃;诗所说的是普遍的事物,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物”。柏拉图曾攻击诗所摹仿的不是真实,而是真实的影子,因此“和真理隔了三层”。亚理士多德从哲学的角度为诗辩护,实在就是针对柏拉图所作的回答。在西方文学批评为诗辩护的传统中,亚理士多德的话常常被引用,被用来论证诗比历史有更高的价值,可是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亚理士多德《诗学》并不是广为人知的名著,一直要到十六世纪下半叶,它才成为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部伟大经典。研究希腊文学批评的专家哈利维尔(Stephen Halliwell)就说:“在古代批评传统中得到传播的亚理士多德有关诗的想法,其实就只有三卷《论诗人》和六、七卷《荷马问题》(这或许还不是用对话形式写成的);而《诗学》本来是为在教授哲学的课堂里使用的,从来就没有变得随处可得,也从来不是那么有名。”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过于机械理解亚理士多德对诗和历史的区分,因为历史也是要力求从过去个别特殊的事件中,吸取可以普遍适用的教训,或者获得一点洞见,从一时一地流行的见解和看法中,获取具有认识价值的历史知识。如果修昔底斯意在撰写一部具有永恒价值的著作,希洛多德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所著《历史》也是要从流逝的时刻中,救出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得以永存,于是“时间才不至使人们创造的一切失色暗淡,希腊人和野蛮人都有的那些壮烈伟大的事功,才不至无人传述”。

  撰写历史是与时间抗争这一观念,和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其实很相近。《太史公自序》认为对史家而言:“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写作是在人生有限的前提下,对抗死和遗忘的最好办法;历史和诗一样,都像诗人叶芝(W. B. Yeats)在其名作《驶向拜占庭》里所说,把人类及其过去都收集在“永恒的工艺品”里,永远讲述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些无穷无尽的故事。

  在实际的历史写作当中,无论希洛多德还是修昔底斯,都采用叙事技巧来再现永远消失在过去的深渊里的人和事,用书写文字的记录保存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历史人物曾经说过的话,而读者在阅读这种记录的时候,都可以获得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感受。我这里所谓同时性(contemporaneity, Gleichzeitigkeit),来源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讨论的一个概念,他在那本书里谈到神学家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对这一概念的宗教理解,并进一步发挥其阐释学的意义。作为宗教概念,同时性的意思是指信徒必须“把两个并不相同的时刻合并在一起,一个是自己目前所处的时刻,另一个则是基督救赎人类的那一刻,然而这两个时刻完全合一,以至后者是认真作为现在来体验(而不是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伽达默尔把这一宗教性概念发展为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阐释学概念,也就是说,把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现在来理解。伽达默尔认为,同时性概念是特别“属于艺术存在”的范畴,因为他解释说,在我们对艺术品的体验中,“这一特殊的物品在其展现中,不管其来源离我们有多远,却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阅读历史完全可以像观赏一件艺术品那样,达到一种同时性的体验,因为好的历史叙述完全可能把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历历如在目前,而在这种“同时性”的体验中,我们确实能够欣赏历史著作美文的价值。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无论希洛多德、修昔底斯,或司马迁、司马光,或者吉朋(Gibbon)、屈维廉(Trevelyan),史学大师们的著作总是不仅有永久保存过去历史的价值,而且以其高超的文学性吸引我们,其文学价值也总是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赞赏。因此,历史可以作为文学来读,这绝不是当代文学理论的发现,只不过历史和文学一直有所区别,而这一区别在近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兴起之前,也一直没有在根本上受到过任何怀疑。

  海顿•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在法国革命之前,“史学一般被视为一种文字的技艺。更确切地说,历史被视为修辞学的一支,而其‘虚构性’都得到普遍承认”。但到了十九世纪,历史家们便“把真理等同于事实,而视虚构为真理的反面,于是认为虚构不仅无助于了解现实,反而是理解现实的障碍”。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好像倒过来接受了亚理士多德关于诗和历史的区别:“历史被抬高到虚构之上,尤其高于小说,认为历史表现‘真实’,而小说只表现‘可能’,甚至只表现‘可想象的事物’。” 然而历史家写历史,当然使用小说家写小说同类型的叙述技巧,只是这一简单事实就足以破坏历史和虚构之间黑白分明的界限。不过确实像怀特所强调的,正是由于当代批评理论激进的趋势,人们才可能拒绝浪漫主义之后那种信念,即“以为虚构是事实的对立面(正如迷信和魔法是科学的对立面),或者以为我们不依靠那些提供理解的可能性、但基本上是虚构的模式,就可以把孤立的事实联贯起来”。不过早在一七四二年,德国学者克拉登琉斯已经指出,我们感觉和理解事物,都取决于一个特定的“观点”,就历史著作而言,“如果是从另一个观点看待事物的人讲述出来,我们就不会相信那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于是在我们看来,那似乎就是一种虚构”。换句话说,如果历史叙述看来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那很可能是对同一历史事件感受不同的叙述,而且是从不同的观点来加以解释。不过,历史事件本身的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克拉登琉斯认为,“事件本身只有一个,但关于这个事件的概念却有许多而且不同。事件本身没有什么矛盾,矛盾都是由同一事件有不同概念理解而产生”。威廉•洪堡一八二一年在柏林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看法更进一步。他认为历史事件或者说“发生了的事件”只是“局部呈现在感觉世界里”,于是历史家必须补足没有呈现出来的那些部分,因为“其余部分必须通过感觉、推测和猜想来添加上去”。洪堡说,过去发生过的纯粹事实只是“提供事件的骨架”,而那不过是“历史必要的基础,历史的材料,但却不是历史本身”。历史家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建立在因果关系基础之上那本质和内在的真理”,而在此过程中,历史家就和诗人一样,“必须把他收集的零散片断集中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洪堡充分承认想象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并认为诗和历史非常相似。他说:“历史的描述和艺术的描述一样,都是对自然的摹仿。两者的基础都是认识真实的形象,发现必然,去掉偶然的成分。”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便在十九世纪,历史写作的文学性质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识。  

  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实证主义丧失了主导思想的地位,不再能影响我们如何理解现实和接近现实的时候,历史和虚构之间僵硬的对立就被打破了,我们也更能欣赏小说叙事的表现力。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艾伦讨论小说叙事的一篇文章,令人想起洪堡的看法,即认为历史是在“事件的骨架”基础上,建立那种不可见的内在联系。艾伦认为,既然“历史家在事件发生之后写作,永远不可能补足已经失去的联系”,通过创造性想象来建立联系就变得必要而且重要,而小说家应该最善于运用想象。因此,戈尔•维达(Gore Vidal)的小说《林肯》尽管不完全符合历史家所谓可靠叙述的严格定义,其中以文学手法描绘的林肯,却比历史档案中毫无生气的林肯形象更逼真、更有说服力。艾伦(Daniel Aaron)说:“因此,我们可以说真实就是想象得最合乎情理,而小说家显然比历史家更有资格找出并恢复那不可见的历史联系。”实证主义的“历史监护人”也许自以为他们那些枯燥乏味的、“冷静客观的专题研究”最能再现历史的真实,可是小说家们以其充满想象的、虚构的重建,才真正使我们感受到过去的历史。艾伦自己曾尝试叙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文学左翼的历史,他在谈到为此搜集各种材料所遇到的困难时,提到“回忆的不可靠”,因为许多人“有意无意之间作有选择性的记忆或遗忘,或者他们自己就是所描述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由于不知情、心怀不满或有眷恋之情而相当模糊”,所以对过去发生的事情,都在有意无意之间有所歪曲。如果较近的历史是如此难以把握,以为过去的历史都那么可靠,就更是自欺欺人了。于是艾伦问道:“历史叙述无论是当时人所作,还是数百年之后由历史家们所写,有多少其实是由被误导的作者、依靠不完全的资料写成出来的作品呢?”然而艾伦并没有抹煞历史和虚构的界限,在最后的总结中,他重新肯定了历史家的用处,认为历史可以提供“大致精确的摹本”,其中历史和虚构并非格格不入、互不兼容,而历史家们也学会分享“亨利•詹姆斯的快乐,重建他所谓‘可以触摸到、可以想象、可以身临其境的过去’”。在西方当代的学术界,许多历史家们都不会再坚持简单区分历史和文学,认为历史是事实的陈述,文学只是想象的虚构,而承认历史叙述是用语言表现现实,因此适用于叙事文学的那一类分析方法,也就可以适用于分析历史的叙述。

  我们回头来看中国的史学传统,无论纪年体或纪传体的历史写作,都糅合了真实事件的陈述和想象的虚构。《春秋》三传中最具文学性的《左传》,其中如何记言就是特别可以注意的文学技巧。例如僖公二十四年载“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一段,写介之推打算到山中归隐,但先和他母亲商量。母亲要他向晋侯表白心意,可是他说:“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另外如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使力士去暗杀赵盾,那段描写的文字也极为生动:“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像这类戏剧性的描述读来固然引人入胜,但其可靠性却并不是没有人表示过怀疑和非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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