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现代政治思想纷争中的施米特(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8 次 更新时间:2009-06-23 00: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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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施米特故事的各种讲法

  

  前文提到,对施米特政治思想的解释,学界有很大的岐议,但基本上可以分为左派、右派和自由派的解释立场,下面列举几部专著略予说明,供研究者参考。

  Renato Cristi的Carl Schmitt and authoritarian liberalism: strong state,free economy(《施米特与权威自由主义:强国家、自由经济》,Cardiff,1998)是保守自由主义的施米特解释的代表。作者以为,施米特的基本思想是:强国家、自由经济,其论据是1932年11月兴登堡接受帕本辞去总理职后第六天,施米特发表的纳粹上台前最后一篇时文:致鲁尔钢铁工业家协会(因名称太长而称长名协会Langnamverein)的公开信,正式发表时题为〈强国家与健康经济〉(Starker Staat und gesunde Wirtschaft)(现收入《国家、大空间、法》),以此展开对施米特整个思想的解释。施米特在公开信中呼吁工业巨头们放心,强权国家的政治方案要重建国内的统一秩序,防止内战,以便对付国家的敌人,绝不会妨碍或干预他们要求的自由市场经济。事实上,国家的强权恰恰需要自由的市场经济来支持。在魏玛民国的最后三年里,施米特一直致力巩固魏玛宪制,只要它成为强国家式的宪制。

  作者论证说,按古典自由主义的看法,强国家与自由经济不兼容,不可能同时主张强的国家主权和自由的公民社会。但施米特认为这是可能的,前提是区分主权的实体和运作(施米特缘引中世纪神学家D'Ailly和Gerson的主权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论点)。这种区分的含义是:国家主权的运作在法律上受到规约和限制(法治),而这一主权的全能实体则不受限制,它处于隐伏状态,在例外的紧急状态中才启用。尽管施米特只是在魏玛早期提到这种区分,至少表明他对强国家的理解并非等于不要法治秩序和自由的公民社会。

  作者还提请注意施米特的宪政主张所产生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德国在一次欧战后的弱国家状态,革命废除了君主式的道统性,国家成了一盘散沙。施米特追随霍布斯,相信只有能作出强有力的决策的国家才能宣战,而国家是否强有力的证明在于能否决定敌友,保持敌友界限的张力。一旦国际政治秩序稳定,国内政治处于规范状态,国家主权就可以依法运作,立法国家的规范性就可以代替例外状态中的raison d'etat(国家理由)──绝对王权的政治理由。问题是,当时德国所处的恰恰是(国际和国内政治秩序的)非常状态,只有那些无视政治现实的人才会幼稚地相信,国家制度能仅仅靠法治的合法性秩序来维持,无需实质的专政权力。施米特攻击的正是这种相信法治的合法性足以的幼稚的自由主义,而成熟的自由主义应是既维护公民社会,同时承认主权国家中政治专政的必要。这就是所谓保守的或权威的自由主义,用韦伯的话说,是政治成熟的自由主义。

  施米特在纳粹时期曾使用权威自由主义这一述词来概括十九世纪流行的宪政制度,但其用法是否定性的(参《立场与概念》,页231)。因为,施米特以为民族社会主义帝制已经能够更好地表达这个旧的提法。纳粹时期的施米特思想仅是其魏玛时期的思想实践的一个短暂插曲,并不足以说明他改变了对于自由的市民社会的观点。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Cristi用了整整一章具体分析施米特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4月的半年间思想的具体转变──从反对纳粹执政到投身纳粹政治,细致解读〈强国家与健康经济〉一文,考究三月24日民国议会颁布授权法案后施米特写的法学评注和四月7日施米特撰文从法学上解释国家总督法案时的具体想法。Cristi 得出的结论是:强国家、自由经济不仅是理解施米特的国家和宪政学说的关键,也是理解其投身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

  如果不是这样,如何解释施米特主张改良、而不是废除议会民主宪政?如果审慎辨析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据Cristi说,可以发现施米特的批判纯粹是政治论的,而不是价值论的:即自由主义的政治中立化无法保障国家的政治同一,以便国家成为一体反对国家的敌人。施米特的真正论敌其实不是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而是非驴非马的自由民主政制。以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自由价值为政制基础,必然削弱国家的治理权威,哪里还谈得上决断国家的敌人。对于施米特来说,自由主义既不是政治形式,也不是国家形式,而是一种价值观。只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的类型,而没有什么自由政体一说。自由的市民社会不仅可以体现在民主制中,也可以体现在君主制和贵族制中。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米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份。纯粹法学的自由主义宪政观念过于理想化,认识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国家的主权问题,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现为政治的专权。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作者的结论是:施米特并非那些简单化的批评家描绘的极端反自由主义,即便施米特的确使魏玛民国的合法性宪政秩序相对化了,仍然与魏玛宪政的现实妥协,策略性地承认自由主义政制。《议会民主论的思想史状况》明显主张改良而非废除魏玛的议会民主,通过区分自由与民主,为稳定同质的政治秩序保留足够的空间。施米特对自由与民主的区分完全不像哈贝马斯所担心的那样是实质性的,而仅是功能性的。施米特要阻止的是出现纯粹自由的民主政治,民主程序的意义仅在于选举有代表作用的官员(页16)。施米特有条件地认可魏玛宪政,乃因为在他看来,魏玛宪法其实可以提供一种政治的status mixtus(混合国家)形式,把全民投票的直接民主制与个人专政权力(这体现在宪法48条赋予总统的专制权力)结合起来。自由主义只能是各种政治力量和形式的平衡剂,使国家成为一种混合国家。《宪法学说》通过对魏玛宪法的系统解释,阐释了这种混合国家的主权论:混合国家决定了混合宪政──法治与政治要素(即专政)的平衡,现代自由的法治国家的宪政实际上都是混合的宪政(参《宪法学说》,页200)。施米特意识到对魏玛宪政持坚硬对抗态度是无用的,可以有限度地接受魏玛宪政。关键在于,国家主权在专制的总统,而不是在有制宪权的全国人民立法议会。调和自由主义与政治的保守主义的途径之一是区分自由与民主,这相当于黑格尔同时肯定自由的市民社会与保守的国家,拒绝大众的政治主权。

  无论施米特思想在各个时期有什么样的变调,据作者说,保守的自由主义都是其不变的立场。这一立场的要点是元法律观,即法律和宪政的具体秩序形式要以实质的同一价值为基础。施米特主张靠一种形而上学的共同体价值把正当性与法律秩序的区分连接起来,把专权的实体与专权的运作连接起来,以及提出绝对的宪法和立宪权、政治的观念、人民运动的观念,都是要对抗法律实证主义没有实质价值基础的纯粹国家观,这并不等于全盘否定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施米特的保守主义理论是对德国1918-1919之交革命的反应,一如霍布斯的思想是对英国清教革命的反应,柏克的保守主义是对法国革命的反应,而霍布斯和柏克(Cristi忘了加上同样重要的黑格尔)实际上都是保守的自由主义。《政治的浪漫派》指责革命破坏了国家伦理的统绪,要在Adam Muller和Friedrich Schlegel的政治浪漫派与真正天主教的保守主义(Maistre、Bonald、柯特)之间划清界限。界限在哪里?施米特以为,Adam Muller和柏克一样,对法国革命的批判还带有党派性偏见,没有依据道德激情。政治浪漫派的机缘论和主体主义妨碍国家作出决策的可能,这种优柔寡断的浪漫派实际上更接近非保守的自由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

  但施米特与老保守主义不同,《论专政》和《政治的神学》把承认政治利益的天主教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改述为现代的国家和宪政理论:现代的革命已经诉诸人民的制宪权(pouvoir constituant),将新的宪政和法律秩序正当化,推翻或抵制这种正当性已经不可能,只有修改制宪权的实质。施米特希望让制宪权成为主体决断的主权专政,以便废除魏玛宪政的立法议会和自由的民主正当性。《宪法的守护者》最早表达了全权国家的观点,但施米特的全权国家观念是相对于十七-十八世纪的绝对国家观念和十九世纪的中立国家观念而言的。绝对国家和中立国家清楚划分市民社会和国家,相反,全权国家使市民社会和国家一体化。跨越国家利益与市民社会利益的界限,涉足市民社会的治理,让国家摆脱中立性,为的是不使国家成为徒有其名的政治形式。

  Cristi的解释倒符合施米特从韦伯那里承继来的政治成熟,尽管他几乎没有提到韦伯。作者最后还论证说,施米特的权威自由主义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差别。的确,哈耶克1943年的《通往奴役之路》抨击民族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时,在讨论法治的第六章等于放过了施米特,只在两个注脚中提到这位纳粹的首席宪法专家。13 哈耶克如今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头号大师之一,从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哲学阐发自由主义原理不遗余力。然而,如果认真审察,哈耶克的主张与施米特在魏玛后期的立场完全一致:把自由主义价值与权威的法治民主论结合起来。施米特协调民主论与权威论的对立、自由主义与全权主义的对立,开启了哈耶克探索的自由市场的社会与权威国家的协调。Cristi断定,哈耶克实际上受益于施米特甚多,只是他不承认而已。14

  Cristi的问题意识很可能看轻了施米特思想的复杂性,缩减了施米特思想的深度和幅度。施米特既是现实政治的批评家,也是政治哲学和法理学家,其论说恢奇多端,乃因为其现实政治批评必须与具体的政治处境相干。权威自由主义可能是施米特政治思想的一个局部性论点,却被Cristi放大成施米特政治思想的基本甚至全部关怀所在。尚若真的如此,施米特的许多论着就是无法理解的了。

  David Dyzenhaus的Legality and Legitimacy: Carl Schmitt,Hans Kelsen and Hermann Heller in Weimar(《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期的施米特、凯尔森、赫勒》,Oxford1997)可看作社会民主派的施米特解释。作者以1932年魏玛民国著名的宪政诉讼(普鲁士邦政府告民国中央政府违宪)案为个例,分析当时分别代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家对这场宪政诉讼案的不同评价,由此解释施米特、凯尔森、赫勒三人的政治哲学-法学思想的分歧。作者希望引出的结论是:即便施米特的法学主张可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凯尔森的法律实证主义及其相对主义的制度设想除了能保障政治异见外,再不能提供任何足以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制度性要素,何况保护政治异见这类纯粹主观的东西与纯粹法学本来是不相干的。言下之意,为纳粹上台铺路的,并非只有施米特的正当性群众民主论,凯尔森的价值中立化的合法性理论同样应该有份。毕竟,纳粹是依合法的程序上台执政的。

  社会民主主义者赫勒的政治思想是作者眼中魏玛民国的国家法制困境的唯一解决之途,因为赫勒从社会民主的立场既批判施米特的保守主义权力思想,也批判凯尔森的法律实证主义。在Wolfgang Schlucht六十年代对赫勒的国家学说的分析的基础上,15 作者说赫勒的政治理论了不起的是,他并不在意建构纯粹的国家理论──虽然他作为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可以如此,而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来发挥国家理论。与凯尔森干瘪的纯粹法学不同,赫勒把具体的民主政治诉求与法学理论结合起来,其政治思想与施米特的法理学一样具有社会学的质感,但他既非像施米特那样,回到民族同质的反启蒙的正当性,也不像凯尔森那样,求诸空洞的规范大口袋中因缺乏伦理原则而空转的合法性,从而解决了韦伯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两难。

  具体地比较分析施米特、凯尔森和赫勒的思想冲突,目的是要说明与当今北美的主义论争的相干性。作者想证明,当今罗尔斯和德沃金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重新提出了一个似乎早已由赫勒解决了的问题:政治秩序如何能够在社会多元质素急增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罗尔斯等在sub specie aeternitatis(自然状态)下构想其政治理论,从社会学上看十分幼稚,与当年凯尔森相比高明不到哪里去。况且,为了保障自由秩序的稳定和规范的交叉共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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