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2 次 更新时间:2009-06-14 09: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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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 (进入专栏)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经济日益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这对支撑中国30年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危机应对献计献策,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近一段时间以来,网民对政府的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对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对中小企业的命运,对危机时期的政风政纪等等,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接着,各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初步统计,将达10万亿以上。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在经济强势扩张的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针对2009年这个多事之秋,若干个历史事件的整数周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继续绷紧自北京奥运会强力“维稳”的那根弦。从新闻宣传、互联网管理到政法部门,均以严防死守的姿态,随时捕捉发现和扑灭任何“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大跃进”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其实,并非只是旁观者清,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呼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他怀疑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就能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担心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会扭曲市场的惩罚机制,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损害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使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

  据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19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益拖累甚至可能拖垮实体经济的时候,在中国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轮驱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实现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听听丁学良先生的告诫是不无益处的,即“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这里,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大众资本主义”还是“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辨,更重要的是丁学良先生所言:“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述忧思不是空穴来风,更非别有用心,那么,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刻,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果敢地启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进程;今天,在应对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思想解放、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让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党内和党外,对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广泛建言、畅所欲言,并认真倾听国外有识之士的学术建议,借鉴国际组织和外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政府和民间双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间作为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的主体,在危机中政府这个权力主体与民间这个权利主体一定要顺畅沟通,共同发力,携手破解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诸多难题。

  经过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发展资源,共产党领导的强势政府采取充分发动民众的政策取向,就具备了抗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底气。

  

  经济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预警信号

  

  世界性的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是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修复机制,在危机中率先脱险,还有可能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人中国,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搞不好也有可能翻船;说是机遇,在1929-1933年那一次世界危机中,成功摆脱危机的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牌强国。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且不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绝非30年前较小的经济规模可比,在庞大的基数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困难;30年改革过程中绕过去的很多历史深层次问题,30年改革后产生的很多新的深层次矛盾,都在积累、发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时,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发展中受益,区别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贫富悬殊当然也是个严重问题),可谓GDP增长“一俊遮百丑”;但根据詹姆士·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人们的期望值容易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生活状况的改善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因此,动乱常常发生在长时期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2009年,经济下行可能还没触底,我们还要为GDP增长“保八”而奋斗,保持社会和谐尤其是政治稳定,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样重要。2009年这两个“稳”字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还需看到,经过30年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消费者权利、物权、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复苏,公民维权行动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社会现实矛盾的能见度,网络舆论成为现阶段最现实也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监督手段。这是改革30年在社会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问题也有它的另一面:社会透明度的增加,网络监督的抬头,必然要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司法公正,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财政,要求切实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党内外几乎一致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特别是网民的参与意识越强烈,内心的被剥夺感也会越深刻。我们有必要重温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警世之言:“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党领导中国已经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了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革命”的发生;但要避免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还必须在中国改革前30年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和改善”后,下大决心实施较为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将让中国社会,包括执政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类话,党内外有识之士说了很多年,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的2009年,恐怕更不能视为危言耸听了。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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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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