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亚洲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解构

————透析阿马蒂亚·森的亚洲发展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4 次 更新时间:2004-03-15 0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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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爱国  

  

  提要:该文对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理论作了一个简要介绍之后,重点突出了阿马蒂亚•森对亚洲经济奇迹的自由主义审查,从而对显赫一时的“亚洲价值观”作了自由主义的解构。与此同时,阿马蒂亚•森对亚洲金融与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也从自由主义的视角作了深层透视、系统分梳和理性预期。最后,作者认为,阿马蒂亚•森解构的只是“李光耀命题”和“李光耀推论”,对“亚洲价值观”仍然有一种“品尝鸡肋”的心情。以发展而非以政治的眼光来看,“亚洲价值观”并非一无是处,亦未可轻言解构。但要限制其使用范围,修正其实质内容,推动其与时俱进。正如阿马蒂亚•森告诫中国所言“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其过去”,或者如他引唐代文学家司空图所言“与古为新”。

  

  关键词:自由;发展;亚洲价值观;亚洲金融危机;中国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院长。1933年生于印度孟加拉的森蒂尼盖登。1953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完成大学学业(获学士学位)后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留学,1955年获学士学位,1959年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56年任印度加尔各答贾道普尔大学经济学教授,1957——1963年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特别研究员,成为剑桥学派的重要成员,1963——1971年任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1967年任联合国先进技术及工艺作用研究专家组组长,1971——1977年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1977——1980年任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1980——1982年任发展研究学会会长,1980——1987年任剑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和政治经济学德拉蒙德讲座教授,1984年出任美国经济学学会会长和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6——1989任国际经济协会主席,1987——1998年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以来再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曾任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顾问和世界银行总裁特邀研究员。[1]

  

  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哲学、发展伦理学、发展经济学、发展历史学、福利经济学、灾害经济学等经济学诸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森教授视野开阔、兴趣广泛、著作丰富。他的学术兴趣关涉到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数学等,当然还有多门学科。森教授自承他的经济学研究有“趋于超越经济学界线的倾向”,但他幽默地说:“我不能肯定我的兴趣范围广泛得有多么不同寻常”,“有很多经济学家的兴趣极为广泛”。[2]当然,关键的原因不仅仅与森教授的学习和学术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他的经济学理念相关,森教授认为:“经济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商品的科学,而是引领人类生活的科学。”[3]森教授的重要论著有《技术的选择:计划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方面》(博士论文,1960),《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1970),《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0),《论经济不公平》(1973),《就业、技术和发展》(1975),《理性的傻子》(1976——1977),《贫困与饥荒:论权利和剥夺》(1981),《免于挨饿的权利》(1982),《选择、测定和福利》(1982),《家庭中的经济学》(1983),《一致性》(1984),《商品与能力》(1985),《女性、技术与性别界线》(1985),《伦理学与经济学》(1987),《生活标准》(1987),《性别与合作冲突》(1987),《饥谨与公共行动》(与德列兹合著,1989),《理性与社会》和《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等。[4]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公告中认为:“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特别提到“他结合了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高度评介了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对发展理论和实践、对联合国发展工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因此,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5](Robert M. Solow)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6]。

  

  至于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 Alfred A. Knopr.,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的著作和他的著名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曾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7](Kenneth J. Arrow)认为:“在这本书中,阿马蒂亚•森精致、简明而范围广泛地阐述了这样一个概念——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他应用历史事例、经验证据以及有力而严格的分析,显示了广义而恰当地构想的发展对自由完全不怀敌意,相反,正是由自由的扩展所组成。”[8]

  

  一.发展理论的新视角:以自由看待发展

  

  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这一理论的提出缘于一种对底层社会和贫困人口深沉的关怀。阿马蒂亚•森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作了理性的正反对照观察和思考之后发出疑虑: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里,却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20世纪把民主和参与式治理确定为政治组织的最好模式。人权和政治自由的观念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流行语言的一部分。平均而言,人的预期寿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此外,地球上的不同地区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在商贸和通讯的领域是如此,在相互影响的观念和理想的领域也是如此。既然如此,为什么无论在富国、还是在穷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还存在长期的贫困与得不到满足的基本需要,饥荒和大范围饥谨的发生,对起码的政治自由和基本的自由权利的侵犯,对妇女的利益和主体地位的严重忽略,对我们的环境及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维系力不断加深的威胁等等?

  

  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的中心目标就是克服这些难题。如何克服这些难题?“扩展自由被看成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9]阿马蒂亚•森呼吁:“我们必须认识到各种形式的自由对于解除这些苦难所能发挥的作用。的确,个人的主体地位,最终说来,对消除这些剥夺具有中心意义。”但阿马蒂亚•森也认识到,“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主体的自由,不可避免地被我们可能得到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机会所规定和限制。”如此说来,“个人的主体地位与社会的安排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重要的是,“同时承认个人自由的中心地位和影响个人自由的程度和范围的社会因素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个人自由视为一种社会的承诺”。只有“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才“构成了发展”。[10]发展是对自由的承诺、发挥和实现,而自由是发展的前提、目标和手段。

  

  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观和发展观是有机联系着的,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提升、不可分割,并且屏弃了狭隘的自由观和发展观。

  

  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11]。阿马蒂亚•森所谓的“真实自由”,又称“实质自由”或“实际自由”。是一种实质的(Substantive)意义上的自由,即享有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具体来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12]阿马蒂亚•森眼中的自由不仅仅包括基本的经济生活的物质保障权利(如失业者有得到救济的权利,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以下者有得到补助的权利等),也不仅仅扩大到基本的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权利,更扩及到基本的教育文化权利(每个孩子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总之,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

  

  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观溯源于但又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质量和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理论。一个人的生活可行能力就是一个社会在现有的基本条件下所能提供的供人们过一种有价值生活的各种活动的组合。自由就是能过一种有价值生活的可行能力,能过一种有价值生活的自由就是一种实质自由。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观既意味着个人享有的“机会”,又涉及到个人“选择”的“过程”。

  

  阿马蒂亚•森称他的发展观为“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或“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是一种“视自由为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的发展观”。他认为他的这种发展观与狭隘的发展观(也是经典的发展观或主流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阿马蒂亚•森所言的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阿马蒂亚•森并不否认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收入提高对发展的价值,但阿马蒂亚•森否认仅仅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根本目标、主要目标或终极目标。他说:“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收入增长,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的手段,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由同时还依赖于其他决定因素,诸如社会的或经济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措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医疗公共讨论和监督的自由)。类似地,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都可以对扩展人类自由做出贡献。但自由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认为“发展所要促进的就是自由”,那么自由就是发展的“主导性目的”。阿马蒂亚•森觉得:“尽管就整体而言,当代世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裕,但他还远远没有为为数众多——也许甚至是大多数——的人们提供初步的自由。”因此,“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13]消除经济贫困既是实质自由又是实质发展的基本构成,因为经济贫困“剥夺了人们免受饥饿、获得足够营养、得到对可治疾病的治疗、拥有适当的衣服和卫生设备等自由。”同时,“缺乏公共和社会关怀设施,诸如防疫计划、对医疗保健或教育设施的组织安排、有效地维持地区和平和秩序的机构”,也会导致人们的“不自由”。另外,“权威主义政权对政治的或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以及对参与社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自由的限制”,构成了“对自由的直接侵犯”。[14]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认同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的地位,缘于以下两个不同的原因,一是评介性原因:对发展或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目标;二是实效性原因:发展的实现全面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

  

  从规范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介。这一评介性立场不同于传统的规范性分析,后者注重的是其他变量,例如效用、或程序性自由、或实际收入。拥有更大的自由去做一个人所珍视的事情,对那个人的全面自由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那个人获得有价值的成果的机会也是重要的。而且自由不仅是评介成功或失败的基础,他还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而这些对发展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鉴于“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就起着“建构性”或“建设性”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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