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现象学与逻辑学[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8 次 更新时间:2009-05-06 23: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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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无论在胡塞尔思想中还是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关系都构成一个核心问题。本文首先再现了胡塞尔前后期在此问题上的相关研究,并指出他的超越论逻辑学的要点在于对本质的前逻辑直观,也是最有可能为逻辑学提供哲学支撑的因素。其次,在海德格尔方面,根据律概念成为讨论现象学与逻辑学关系的切入点,由此导出他的“存在理解”、“无蔽”和“自由”的概念解释。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把形式逻辑看作陈述逻辑,并试图用前谓词判断的哲学逻辑学来为它奠基。

  

  关键词:现象学 逻辑学 形式逻辑与哲学逻辑 前谓词判断

  

  

  Phenomenology and Logik

  

  Abstract: Both in thoughts of Husserl and of Heidegger, the relatio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Logic compose a kernel question.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firstly the correlate research in the earlier and later Husserl, and refers to that the outline of his Transcendental Logic is the pre-logical intuition of essences. Secondly, on the side of Heidegger, the Essence of Ground becomes a cut-in-point into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Logic. From this source, his explanations follow for the conceptions like Seinsverstaendnis, Aletheia and Freiheit. Their common ground is that they regard formal Logic as predicative Logic, and attempt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it with a pre-predicative, philosophical Logic.

  

  Keywords:Phenomenology, Logic, Formal Logic and Philosophical Logic, Pre-predicative judgment

  

  

  

  引论

  

  现象学从开创之日起就与逻辑学绞缠在一起。第一部现象学奠基之作便冠以《逻辑研究》的标题。就胡塞尔身前发表的著作而言,他甚至不仅是以逻辑学的问题为出发点,而且还以逻辑学的问题为终结点: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的标题是《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

  

  这里的讨论将试图再现胡塞尔等现象学家为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划界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或许可以为今天的现象学研究和逻辑学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但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有必要交代一下现象学与逻辑学所共处的西方近代哲学背景。

  

  近代西方哲学的始作俑者是笛卡尔。在认识统一的前提下,他强调所有哲学原则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特征:“其一,它们是非常清楚的,其二,从它们之中可以推导出所有其他的东西;因为除了这两条以外我们不能对这些原则有其他要求。”[②]与此两条要求相一致的是笛卡尔对真理认识的两个判断标准的确定:“所有那些为我们所完全清楚明白地领会的东西,都是真实的”。[③]

  

  笛卡尔本人对“清楚”(clara)和“明白”(distincta)的确切定义是:“我所理解的清楚是指那些对关注的精神来说当下而鲜明的认识,就如人们说,那些当下呈现在观看的眼睛前面并且充分有力而鲜明地激起同一感受的东西是清楚可见的。而我所理解的明白则意味着在达到清楚阶段的前提下分离于并有别于所有其他认识的一种认识,以致这种认识自身仅仅带有清楚的特征。”[④]

  

  就此定义来看,“清楚”多可用与对公理的直观,“明白”则多可用于推理的过程。这里对哲学原则的第一条要求,亦即“清楚性”要求,就意味着:对明见的直观之原则的设定。而笛卡尔对哲学原则的第二条要求也可以被称作“明白性”要求,它意味着:对数学分析方式的设定。

  

  以后,斯宾诺莎的整个哲学体系之统一性建构也建立在类似的两个前提的基础上:其一,证明的过程必须具有无懈可击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其二,定义和公理必须具有无懈可击的明见性和确然性。

  

  这两个哲学原则的特征,以后在莱布尼茨那里第一次明确作为“充足理由律”而成为逻辑学的元公理(海德格尔:最高定律)。逻辑学的所有工作,都必须符合“清楚明白的为真”这个一切原则的原则(可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为例)。如所周知,它同时也是现象学所要求的一切原则的原则:直观明见性的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根据”既是哲学(现象学或存在论)的,也是逻辑学的基本问题。

  

  这是我们在讨论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关系问题时首先需要顾及到的思想史背景。

  

  

  一、胡塞尔所理解的现象学与逻辑学关系

  

  如果要在思考的论题或对象上给现象学定位的话,那么现象学是处在逻辑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这首先并且主要是指胡塞尔的现象学。他在《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中开宗明义地说:“纯粹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在这里所说的“各门科学”中,胡塞尔主要指的是心理学和逻辑学。就逻辑学而言,他认为,“现象学打开了‘涌现出’纯粹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泉源’。必须重新回溯地追踪这些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直至这些起源处,这样它们才能获得‘清楚性’和‘明白性’,要想认识批判地理解纯粹逻辑学,就需要这种‘清楚性’和‘明白性’。对纯粹逻辑学的认识论奠基或现象学奠基工作,包含了许多极为困难、但却无比重要的研究。”[⑤]

  

  所谓“回溯地追踪(zurueckverfolgen)”,是与现象学的基本方法相一致的。它甚至可以说就是使现象学成为现象学的东西。在二十多年后回顾《逻辑研究》时,胡塞尔将这“从各种对象出发回问主体生活和一个主体对此对象之意识的行为构成”[⑥]的做法看作是这部著作的“基本任务和方法”。这个特有的任务和方法也被胡塞尔看作是联结这部著作的“一条钮带”[⑦]。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起源与奥秘之所在。

  

  具体地说,这种对纯粹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和概念规律进行回溯追踪的做法就是他所尝试的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划界工作的一部分。这个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他早期所考虑的纯粹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其二是他后期所考虑的超越论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胡塞尔的这两个意向有相互重合的地方。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的基本意向是构建一门纯粹逻辑学。在《逻辑研究》的出版告示中,胡塞尔曾试图对这样一门“纯粹逻辑学”做出大致的界定。在说明纯粹逻辑学“无非是一种对传统形式逻辑学的改造而已,或者也是对康德或赫巴特学派纯粹逻辑学的改造”之后,他定义说:“纯粹逻辑学是观念规律和理论的科学系统,这些规律和理论纯粹建基于观念含义范畴的意义之中,也就是说,建基于基本概念之中,这些概念是所有科学的共有财富,因为它们以最一般的方式规定着那些使科学在客观方面得以成为科学的东西,即理论的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纯粹逻辑学是关于观念的‘可能性条件’的科学,是关于科学一般的科学,或者,是关于理论观念的观念构成物的科学。”[⑧]

  

  从他的论述来看,这门纯粹逻辑被理解为关于含义本身以及含义规律的科学,也可以将它称作纯粹含义有效性的学说,主要包含纯粹含义学和纯粹语法学这两个分支。

  

  胡塞尔并没有展开和完成对这门纯粹逻辑学的构想,无论是在第一卷中还是在后面的第二卷的几项研究、尤其是第四研究中。他的《逻辑研究》因此只是一个“纯粹逻辑学的导引”。在这里,不仅是“导引”(Prolegomena)这个标题在暗示与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引”一书的思想关联,即:《逻辑研究》中的讨论,也可以说就是“任何一门能够作为逻辑学出现的未来纯粹逻辑学导引”;除此之外,上述引文中,“观念的‘可能性条件’的科学”的说法,也似乎在预告他的“超越论转向”后的“超越论逻辑学(transzendentale Logik)”基本设想的提出:在纯粹逻辑学与超越论逻辑学之间可以发现一个连贯的思想线索。

  

  《逻辑研究》中的思考显然产生了一定的效应。海德格尔曾评价说,“通过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当代逻辑学获得了一个推动,这个推动迫使它——相对而言——进入到哲学问题的向度之中。”[⑨]

  

  在较后期的《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和《经验与判断》两部著作中(前者可以说是后者的导论),胡塞尔所讨论的是超越论逻辑[⑩]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邓晓芒在《经验与判断》“中译者前言”对它作过精到的概括:“康德把经验直观的内容(质料)排除于逻辑之外,胡塞尔则认为‘逻辑的东西’必须到直观内在体验中寻找其隐秘的起源,这就把逻辑的东西的范围延伸到了前谓词经验的领域,使逻辑真正成了从经验中自身层层建构起来的真理。这就是胡塞尔用作本书副标题的‘逻辑谱系学’(或译作‘逻辑发生学’)的含义。这是一种真正的‘超越论逻辑’,即任何一种知识(不仅仅是人类的知识)要能产生出来都必须严格遵守一整套规范。它也就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超越论的’认识论(探讨人的认识‘如何可能’的先天条件的学说)。”[11]

  

  这个意义上的“超越论逻辑”也被胡塞尔称作“发生逻辑”[12]或“逻辑发生学”。胡塞尔认为,它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史的问题研究,也不是发生心理学的问题研究,而是一种以起源研究的方式来进行的对逻辑构成物之本质的揭示。

  

  这样一种逻辑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形式逻辑研究当然是有区别的。胡塞尔认为,传统的形式逻辑的核心是陈述逻辑:“从形式逻辑在历史上形成时起,处于形式逻辑的中心的就是谓词判断的概念,即陈述(Apophansis)的概念”[13]。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评判也为后来的海德格尔所接受。

  

  但是,胡塞尔认为,形式逻辑的最原始含义并不只是陈述逻辑,而是一种“充分扩展了的形式逻辑”,它是形式的普全数理模式(包括形式数学),因此它不仅包含形式的陈述学(形式的陈述逻辑),而且也包含着形式的本体学。后者讨论“某物一般”(Etwas überhaupt)及其各种变形的问题,因此是讨论对象、属性、关系、杂多等等概念的学说。

  

  形式逻辑之所以把“陈述”或“判断”(谓词判断)作为核心论题,乃是因为,“构成形式本体学论题的一切范畴形式都是由判断中的对象来承担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从逻辑上思考某个对象时,这个对象的概念只能出现在判断中而不是其他地方。对象概念的各种变化形式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形式逻辑学首先要探讨陈述逻辑。因此,在今天的形式逻辑中,陈述逻辑、判断逻辑之所以占据了中心地位,这并不是一个历史发生的偶然,而是有着实事方面的根据。

  

  这个状况有些类似于胡塞尔所理解的意识和语言的关系。从实际发生来看,意识的发生先于语言的发生,而从对这个发生顺序的研究来看,则先要有语言的知识和能力,而后才能去表达意识。意识是第一性的,也是底层的,语言是第二性的,也是高层的。

  

  这里存在着一个两难:一方面,在底层中隐含着高层的前提,高层的意义和权利的明见性最终必须在作为前提的底层之基础上才能获得阐明和理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试图揭示这个底层基础,那么高层的意义和权利就必须在方法上被搁置,它不能充当阐明和理解底层的前提,否则我们会陷入循环论证。但我们看起来又无法摆脱形式的陈述逻辑的思维和表达。例如,当笛卡尔在说“我思故我在”这个立足于最基本的自身意识之上的原理的时候,他已经同时处在形式的陈述逻辑的论域中并且运用了这个逻辑。

  

  胡塞尔认为,这个两难是否可以化解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进行一种对逻辑的东西(das Logische)的“前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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