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破除两种尺蠖效应互动——全球经济危机的缘由及根本解决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5 次 更新时间:2009-04-23 16: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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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美国的政治是民主政治,“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这是民主的大优点,但也可能出现“反向尺蠖效应”: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持续的。强要持续,就会惹出祸来。

  

  一种危机,还是两种危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类似1929年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的现象,全世界表现得最明显的倒是在中国。中国现在没碰到大振荡,是因为“过剩产品”以巨额顺差的方式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了。没有这个外需,过剩危机将表现得更严重。中国的过剩危机,比次贷危机爆发要早。消费不足、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在中国存在了十几年,我们的危机有自身逻辑。

  请看图1:一般居民的消费占GDP总量,美国是80%左右,中国不到40%,几乎是两个极端。美国人过度消费产生了窟窿,我们消费不足,就把产品卖给(其实就是“赊给”)美国,帮他们填窟窿。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图1

  

  世界铸币权刺激美国的“消费狂”

  

  很多人说美国人现在有一种恶习,就是借债超前消费,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了消费狂。

  恶习该骂,更重要的是:这个恶习怎么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吗?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陈平先生说这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表面看有点像:除了“次贷”被认为是“过分”支持穷人买房以外,美国现在实体经济领域中最严重的汽车业危机,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归咎于工会太厉害,导致负担重,雇佣自由消失,竞争力垮台等等。这简直是工会太欺负资本,太不“资本主义”了嘛,如果它搞血汗工厂,怎会如此窝囊?但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机在美国爆发?

  是否“消费文化”导致了这种恶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这种透支消费的恶习,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并不难找: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

  美国由于独家拥有这种“美元霸权”,可以任意发行美元来买世界各地的任何东西,就像有了想啥来啥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中国人、日本人、欧洲人都没有,过度消费、透支全球弄出这么大个窟窿,只有美国人能闯这样的祸!

  

  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

  

  问题在于,世界货币发行权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宝葫芦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不能任意发行,因为它有兑金保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跟黄金脱钩,但世界仍然认它。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美元仍要受到制约,制约就是美元公信力对美国的好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人们持有美元无需对美国政府有什么道义上的好感,因为不管怎样都可用它兑换黄金。但兑金权取消以后,你凭什么还愿意持有?第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美国的行为是负责任的。当然由于惯性,各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太大,弃用美元要支付成本,一般来讲人们不愿这样做,但如果美国太不像话,各国不是不能“壮士断腕”。那美元的霸权地位就终结了,这样,不但“铸币税”巨大好处的丧失绝非一时的透支所能弥补,更意味着美国整体地位的衰落。

  如果滥发美元又不欲其大贬值,除非让境外美元购买美国资产。这就有“卖光美国”的危险。到一定程度“美元霸权”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为维持美元地位而影响美国的经济主权。换言之,即便从美国的利益看,向全球透支的做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美国的有识之士对寅吃卯粮导致的“泡沫”忧心忡忡,至少已经十几年,美国当局也不是不担忧,但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

  

  危机原因与政治制度

  

  危机的原因可能在政治制度?没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不是说民主制下一定会这样。

  美国的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这是民主的大优点,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变成缺点。

  人们需要一个政府,授予政府权力,然后政府用这个权力为我们提供安全与广义安全(即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应该对称。这个对称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人要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相应地愿意授予政府更大权力,这就是“福利国家”,有人担心政府权力大了会损害公民自由,要求严格限权,相应地就不指望政府承担太大责任,这就是“自由放任”。宪政民主国家一般就在两者间摆来摆去,就像一架天平左右晃荡,在一个特定时间到底摆向哪头,由选票来决定,我谓之“天平效应”。高税收就要有高福利,低福利就要有高自由。不允许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国民无自由也无福利。但是也不可能要政府权小责大、有责无权、国民自由、福利都最大化。(参见图2)

  

  在某种情况下,统治者可能既用“左”手膨胀自己的权力,又用“右”手推卸自己的责任。或“左”或“右”都偏向统治者,就像一伸一缩都朝着一个方向的“尺蠖”。所以我谓之尺蠖效应。理论上讲,宪政民主就是要避免这种弊病。

  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从相反的方向出现“反向尺蠖效应”: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持续的。强要持续,就会惹出祸来。

  许多论者都提到从罗斯福传统到1960年代的“民权政治”,美国似乎主要是“向左”走。但由于滞胀现象打击了凯恩斯主义,此后美国似乎又“向右转”,“回归保守主义”,“政府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之说大为流行。

  但是据政治上倾向民主党的哈佛大学D.波克教授指出,事实上就在这种说法日益得势的同时,从尼克松到老布什这“向右摆的30年”中,美国国家政策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族裔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作用都明显加大,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都大幅增加了。因此,所谓这三十多年的“保守主义化”,恐怕只是人们对个人自由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同时他们对政府福利责任的要求也在提高。

  但是,这不意味着右派就无所作为。压缩不了福利,他们可以增加“自由”。

  怎么增加呢?政治自由已经很充分,基本财产自由也很难再扩大,于是只有信用(虚拟)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大自由。因此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衍生产品花样翻新。可交易的对象从有形物发展到无形物,从信用发展到“信用的信用的信用……”

  

  “业主社会”vs“福利社会”:次贷问题的实质

  

  有人常说:左派偏向于照顾穷人,右派偏向于保护富人。

  但简单的事实是:在民主社会,无论左右都要靠多数票。左派讨好穷人,右派难道能只讨好富人?左派提出实现“福利社会”口号时,右派会讲让穷人“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这不是找死吗?

  在美国,实现“业主社会”便成了右派对付左派的主要口号。右派对穷人说:左派讲让国家照顾你们,再照顾还不是寄人篱下,我们让你们自立成为业主,不靠神仙皇帝,创造幸福全靠自己!这“右派国际歌”不是也很“理想主义”吗?

  所有人都当“企业家”明摆着不可能,所谓“业主”首先是指有自有住房。穷人的住房问题历来是美国政治关心的焦点。罗斯福新政的第二年即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住房法案》,以后国会又11次立法,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1949年美国《住房法案》:“让每一个家庭能在适宜的居住环境里拥有一个舒适的家”,逐渐成为美国人普遍认同的国策。

  美国的“低福利”,无非是覆盖率低(只覆盖最穷的人)。像我们改革前只覆盖特权者的“负福利”制度,欧美都不会有。包括廉租公屋、租房券、住房补贴在内,美国的各种福利安排覆盖了约10%的最底层人口,尽管比欧洲国家普遍低,但由于美国经济发达,这样的安排保证穷人有房住基本上已不是问题。美国的住房问题主要是如何让穷人成为房主——这一直是历届政府住房公共政策的重点。尤其在高叫“业主社会”的右派执政时更是如此。

  福利制度可以让穷人有房住,却无法让穷人成为房主,即便是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也只能提供公屋。而美国人试图通过优惠按揭贷款来圆穷人的“业主梦”。美国住房按揭的发展趋势是首付越来越低,按揭期越来越长,以降低门槛,使穷人也能贷款。同时还对万一无法还贷的穷人出台了保护措施,如规定即使穷人因违约断供而被银行收走抵押产权,仍然必须允许他们租住,而不能把他们赶走等。

  “次贷”实际上是这种趋势的延伸,其主要的“创新”有二:一是“再按揭”,即还贷困难时可以用新增房价做抵押再贷新款。二是“按揭证券化”,即贷款银行可以把这些高风险债权以证券形式卖给其他投资者以规避风险。这两个“创新”使贷款人资质门槛几乎完全被拆除,资质评估也因此形同虚设,同时借款人与直接贷款行的风险也借“经济全球化”与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而被有效地转嫁于全球投资者。短期看来这两招果然可以“扶贫”:据报道在“次贷”泛滥的十年间,美国最贫穷阶层住宅自有率一度从42%增加为49%。

  显然,这种游戏的实质就是:“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欧洲的福利房制度通过“转移支付”使穷人有房住,而美国人的按揭证券化通过“转移风险”使穷人成为房主。如果说强制富人掏钱的“转移支付”在右派看来是可质疑的,那么诱使全球投资者落套的“转移风险”就更明显是个馊主意。如今“次贷”烂了包,全球受累,美国人挨骂理所当然。

  

  “次贷”是一种“阶级”政策或“主义”政策吗?

  

  不过骂要骂得对,过于意识形态化就骂不到点子上。关于次贷有几点是很明显的:

  第一,次贷并非“阴谋”,不仅并非华尔街几个人的密谋,甚至也很难说是一党(比如共和党)一派(比如右派)的作为。它实际上是美国住房政策长期趋势的极端化结果。在民主政治“反向尺蠖效应”下,右派可以增自由却难以减福利,正如左派可以增福利却难以减自由。因此“业主社会”与“福利社会”也是连续地发展的,并非右派执政时搞“业主社会”,左派上台就不搞了。住房按揭的“创新”在美国有相当长的历史。低首付长期住房按揭起源于民主党执政的罗斯福时代,“次贷”的“创新”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克林顿时期,它们都不是共和党发明的。甚至连废除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代之以全面鼓励“金融创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是这个法案最后拉开了次贷泛滥的闸门)也是在克林顿时期的1999年。当然确实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时代“次贷”在“过度自由”的环境下膨胀迅速,从2002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万亿美元,达到美国全部按揭贷款总额的近13%,年度新增次贷占当年按揭贷款发放量的比重更从2003年的不到15%升至2006年的46%。这是小布什政府应当负责的。

  第二,次贷引发大危机后,穷人也是受害者。但就次贷这一游戏的直接作用而言,它就是“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这也很缺德,但并非为华尔街富豪而给美国穷人下套。按“次贷”的游戏规则,在房价不断上涨时穷人基本没有无法还贷的问题。而一旦房价下跌,穷人无法还贷,银行收回的抵押房也无法填补坏账的窟窿,否则也不会引起金融“雪崩”。有人把“次贷”游戏比作“老鼠会”或“传销”,在某种程度上倒有点像,但贷款的穷人与直接发贷的商业银行都处于“上线”,而倒霉的“下线”,则是经过一系列中介最终购买了高风险债权的各证券投资商、对冲基金与全球投资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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