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论海德格尔哲学的起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2 次 更新时间:2009-04-19 17: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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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  

  

  [摘 要] 通过发现非理论的生命和经历领域以及达到这领域的方法———释义学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在1919年“战时研究班”上的讲演《哲学的观念和世界观问题》奠定了海德格尔一生哲学思想的基础,是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起点。在这部著作中,海德格尔阐明了他对哲学的全新理解,并由此划清了与一切旧哲学,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界线,揭示了他一生的哲学方向。这部被人认为是他一生思想经历起点的重要著作始终没有得到我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影响了我们对海德格尔哲学特征与实质的理解,以至我们仍然走在海德格尔一开始就拒绝的道路上。

  [关键词] 早期海德格尔 生命 非理论 经历 释义学的现象学

  

  一

  

  汉娜?阿伦特在纪念海德格尔80诞辰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就海德格尔来说起点不是在他出生的日子(1889年9月26日于Messkirch),也不是他第一部书的出版,而是他作为编外讲师和胡塞尔的助手1919年在弗莱堡大学开的第一批课程和讨论班。因为海德格尔的‘名气’早于《存在与时间》在1927年出版大约8年;人们的确可以问,如果没有这位教师在学生中的名声在先,……这本书不同寻常的成功是否可能。”[1—p293]而海德格尔本人在《存在与时间》德文本第72页上的注脚中也说:“作者应该指出,从1919/20冬季学期起他就反复在他的课程中讲授周围时间的分析和此在的事实性的释义学。”可见阿伦特将海德格尔哲学的起点定在1919年是十分正确的。

  然而,我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一般都是从1927年,也就是从《存在与时间》开始说起。靳希平教授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也许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研究海德格尔早期思想,即他的前《存在与时间》思想的著作,对我国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多有贡献,唯独对于作为海德格尔哲学起点的1919年的海德格尔思想,却着墨不多;只是说《海德格尔全集》讲演录部分收进的最早的讲稿是1919年“战时研究班”的讲稿。[2—p214]但正是这部题为《哲学的观念与世界观问题》的讲演稿对于海德格尔研究,特别是海德格尔哲学起点或出发点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存在与时间》的一些基本思想因素已经在此明显成形,也不仅是因为如伽德默尔认为的那样,海德格尔“折回”(die Kehre)后的思想也已在其中了,[3—s.159]而更是因为海德格尔一生思想的主题及其处理方法都已在这部讲稿中显露端倪。[4—p12]可是,这部重要讲稿却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

  我国海德格尔研究的这种令人遗憾的空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海德格尔哲学倾向、性质、特征及其根本目的的理解,影响海德格尔研究的深入展开。在许多人眼里,海德格尔不是一个他自己一再否认的存在主义者,就是一个不知所云,莫测高深的玄学鬼。一方面是“诗意地栖居”(其实只是海德格尔引用的荷尔德林的诗句)甚至成了房产商的广告词;另一方面是我们离海德格尔越来越远。当海德格尔成了哲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各个领域通吃一切的王牌和法宝时,海德格尔其实成了一道空洞无物的吓人符咒。

  然而,今天的时代和海德格尔哲学本身要求我们以思想,而不是造神的态度来对待海德格尔及其思想。海德格尔的思想之所以在今天仍有极大的魅力,不是因为他的什么“形上思想”,而是由于他现实的思想和对现实的思想。归根结底,海德格尔是我们时代的思想家。

  虽然海德格尔在给他的学生勒维特一封信中称他自己是“基督教神学家”,①但没有人会怀疑他首先是个哲学家,并且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哲学家。理解一个哲学家,尤其是有原创性的哲学家的适当途径,是看他对哲学的理解。一般而言,原创性哲学家之所以为原创,就是因为他们首先对现有的哲学不满,而想另辟新径。哲学上要另辟新径,必然以重新理解哲学为前提。没有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哲学的突破或创新实际是不可能的。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之所以是里程碑,就因为他们根本改变了哲学的面 貌,带给世界一种新的哲学。他们对哲学独特理解,决定了他们哲学的内容、方法和方向 。只是并非所有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都对自己的哲学观有明确的表述。海德格尔哲学研究者非常幸运的是,海德格尔在他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他的哲学观都有明确的阐述,为后人理解他的思想提供了可靠的线索和指南。他1919年的战时研究班讲稿《哲学的观念和世界观问题》,就是他给我们提供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地理解他的思想的线索和指南。这部讲稿提纲挈领地阐述了海德格尔心目中未来哲学的观念及其方法与目标,奠定了海德格尔哲学最初的基础。在此意义上,这部讲稿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嫌过分。

  

  二

  

  哲学自古以来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也是西方学术最古老的学科。按常理说,哲学的观念应该是最没有问题的。需要郑重其事地重提哲学的观念问题,不仅说明哲学本身发生了绝大的问题,而且也暗示了西方文化发生了根本的问题。重新提出哲学的观念问题,显然是要重新定义哲学;而要重新定义哲学,显然是对旧哲学有根本的不满。如果说康德还需要休谟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的话,西方文明的现状就足以让海德格尔对现有的哲学不满了,以至于他甚至对自己的学生说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不应该以哲学家,哪怕是伟大哲学家的尺度来衡量他,将他做的事与以往哲学家相比都不合适。[5—s.28]

  海德格尔对旧哲学的不满,首先是对号称“哲学的王冠”的形而上学不满。对形而上学不满在海德格尔的时代不仅不是什么新鲜事,反而是一种时髦。黑格尔逝世后,形而上学很快就成为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者攻击的目标。这种持续的攻击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批判其实是从科学的角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倾向的对形而上学的攻击,即从哲学上对形而上学的清算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人类学转向”可以说是哲学领域里一次新的哥白尼革命。哲学从纯粹思维转向了具体的人,转向他的现世生存的现实条件。黑格尔左派关心的不是思想的先天必然条件,而是生活的实际条件、存在的实际情况(Da Sein)。从他们开始,无论是叔本华和晚年谢林的“意志”概念、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马克思的“对象性”概念,还是祁克果的“生存”概念,都指向具体有限的事实性。

  狄尔泰则通过他的“形而上学现象学”给形而上学签发了死亡证书:“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7—s.402~403]造成形而上学死亡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现象,因而与所有历史现象一样,不可能永世长存;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基础已被现代科学所瓦解。真正使形而上学不可能的,是我们存在的偶然性和历史性,“即个人的精神生命的形态现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转化过程中:它是不可计算的、相对的、有限的,因此,它不可能以某种普遍有效的方式把各种经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关于形而上学的现象学所得出的最深刻的真知灼见”。[6—s.406]

  海德格尔直到他写教授资格论文时(1916年),思想还未完全脱离旧哲学的窠臼,他还把形而上学视为哲学“真正的透镜”。[7—s.306]然而,大约在1919年前后,他的立场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形而上学的渴望者,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批判者。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基本是按照狄尔泰的“真知灼见”来进行的。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毛病正在于它的“形而上”,即完全脱离真实的生命,脱离人生存的事实性。对他来说,形而上学是一种想入非非,一种神话,一种幻想世界。他称形而上学是“神话和神智(theosophi scher)形而上学”[8—s.70],是一种“生命和思维的想入非非”,[8—s.99]是“宗教意识形态和想入非非”,[8—s.197]是一种“催眠的麻醉剂”。[9—s.25]这些指责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这就是形而上学完全脱离了我们的现实存在,成了一种想入非非

  的思想神话;而当它耽迷于“绝对知识”的时候,它却对我们有限的生命闭上了眼睛。而哲学的堕落就在于它“复活形而上学”,[10—s.5]而不是拒绝形而上学。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生命,而不是什么“绝对知识”,才是哲学主要关心的对象。

  海德格尔从事实性生命,也就是人的历史和时间性生命出发批判旧形而上学和哲学,也不是偶然的。虽然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提出了“生命”的概念,而浪漫主义也用它来反对理性主义哲学,但只是在形而上学随着黑格尔的去世日薄西山时,“生命”概念才取代了“存在”概念,成为存在论的主要概念。“生命”概念的可塑性和包容性很大,可以囊括灵魂、精神、自然、存在、动力和创造力等传统形而上学的主要概念因子,人们用它一方面来提倡一种新存在论;另一方面用它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学院唯心主义、粗鄙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狄尔泰赋予了这个概念历史性与事实性的内容,使它根本突破了形而上学的窠臼,成为后形而上学哲学的基本关键词。

  青年海德格尔的哲学正是秉承了这一后形而上学哲学的传统,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在谈论存在论问题时,更多地使用的不是“存在”,而是“生命”概念。这里,狄尔泰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①但是,海德格尔哲学还有另外一个渊源,这就是胡塞尔及其现象学。海德格尔坦率承认:“胡塞尔给了我眼睛”。[10—s.5]然而,这个天才的学生却不满足于用老师的眼睛看。也正是从1919年起,他与胡塞尔的分歧日益公开和明显。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现象学是一种方法;作为方法的现象学,它的精髓就表达在著名的“回到事情本身”②的口号中。虽然这个口号是由黑格尔而不是胡塞尔首先提出,但却是胡塞尔使它作为新的哲学目标而广为人们知晓。但是,对于胡塞尔来说,“回到事情本身”实际上是回到意识本身;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回到事情本身”却是回到生命本身。问题是,正如狄尔泰指出过的,我们总是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或者用祁克果的话说,我们不可能走出我们的皮肤之外,又如何会有回到生命本身的问题?

  这还是由于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要追求“绝对知识”和“绝对真理”,这就使它眼睛只盯着“纯粹现在”和非个人的普遍性王国,而无视生活在特殊、有限的时间和处境中的个体生命,海德格尔将其称为“事实生命”(faktischesLeben)。这种形而上学对待生命的态度,海德格尔在1919年“战时研究班”的讲稿中又称其为“理论的”态度。但是,“理论的”(dasTheoretische)一词在那部讲稿中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理论”指的基本上就是在科学思维和认知中表现的理论,也就是我们日常理解为“科学理论”的“理论”。广义的“理论”则指认识论、哲学心理学和反思现象学对全部前科学经历(vorwisseschaftlicheErlebnisse)主题化。海德格尔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概念。

  这种理论将生命理解为静止的、非个人的常人(dasMan)的生命,生命既无时间,也无处境,因而是无历史或超历史的。有限的、会死的生命变成了一种永恒不变的抽象。海德格尔用了Larvanz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抽象化的生命。Larvanz一词由拉丁文词larva而来,意思是鬼魂和面具。用Lar vanz这个词来形容生命,则说明经过理论态度主题化或抽象化的生命只是戴着面具的鬼魂,根本不是真实的生命,而是生命的自我异化。[8—s.140,13—s.15]这种异化了的生命生活在常人的平均化和公共性中,以常人(其实是无人)的是非为是非,以此来判断自己的成败得失,穷通显达;但却没有自己的世界。总之,“生命错量了自己;它用合适的尺度(非量的尺度)却未能把握自己。”[8—s.103]而这也意味着形而上学或现有的哲学,基本上是停留在理论的领域,而完全没有进入前理论的生命领域。

  这就使得哲学濒临死亡的边缘,海德格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就在1919年“战时研究班”的讲稿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正站在方法论的十字路口,它将决定哲学的生死;我们站在一道深渊边上:要么落入虚无,即绝对的事物性,要么设法跃入另一个世界,或更确切说,首次根本进入世界。”[11—s.63]

  

  三

  

  对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当时许多哲学家都不同程度感受到了。例如,死于一战的新康德主义者拉斯克(EmilLask,1875—1915)就同样感到“这里关乎的问题就是哲学的生死”。[12—s.89]而胡塞尔在写著名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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