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渴望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5 次 更新时间:2009-03-25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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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 (进入专栏)  

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中国散文论坛”上的讲演稿。

有机会在北大讲坛上,就散文创作问题交流一些个人的想法和体会,我感到十分荣幸。这里说的《渴望超越》,首先是渴望在散文创作上获得超越性的感悟和体验,也就是要有所突破;这样,就我自身来说,就要不断地挑战自我,不懈追求。具体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话题:

一、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有一道亮丽的风景,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有人甚至把九十年代称为“散文时代”。最活跃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即所谓“大散文”、文化散文、思想随笔,注重体现人文精神、审美意蕴、历史意识,深入人的心灵境域;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散文”、“小女人散文”,在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消解了文学的深度追求,呈现出一种所谓的“散文消费性格”。它们由于各自的特色而拥有不同的读者群,共同拓展了散文天地。

我的散文创作,应当归属到文化散文这个范畴里。至于究竟有怎样的特点,个人也说不清楚。认识自己,从来都是最难的事。这里节录一段上海评论家吴俊先生的话:“王充闾将他的文化意识特别是他的生命意识,充分完全地投注在散文创作之中,他是在写他的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是在进行自己的人生和人格写作――其实,他也是这样来理解他所看到的和写下的人物和历史的。他对人物的关注,着重在精神心理层面,他所揭示的是人物的个体心理和文化心理。”[1]我的总体考虑,是立足于个人的古代文化素养较为深厚(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家庭条件,自幼深受传统文化濡染,读过八年私塾,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阅世颇深、游踪甚广、视野开阔(有十四年省级领导岗位上的仕途经历)的特殊条件,充分展示创作个性,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在历史与美学的对话中,注重人的命运、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向人性深处开掘,体现一种内在的超越性。

我的散文创作,和新时期基本上是同步的。二十多年来,出版过十几部散文随笔、一本旧体诗词、一本学术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早期有《清风白水》、《春宽梦[1]窄》,中期有《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近两年有《何处是归程》、《一生爱好是天然》。从这几部散文集的题目就大体可以看出创作发展的脉络。先是山水自然,风光名胜,以游记为主;而后是着眼于人文、历史,写文化历史散文;近期主要是关注人性、人生和人类精神家园问题,用我的话说,就是以有限的笔墨说些同无限相关的事。我自认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深入,体现着一种深度的追求。

写那些游记散文,我往往是顺着诗文的指引,“因蜜寻花”,或如庄子所言,乘物以游心。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自然之美,性灵之光。由于那些山川胜境,都是留着千百年来无数诗心墨迹的所在,所以主要考虑是如何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比如,我写过一篇《读三峡》,为了区别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我掉换了视角,改变了由点到线、移步换形的写法,着眼于宏观,进行总体把握,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来读。在结构、语言、知识含量方面下了不少工夫,想努力写出美文的特色。

后来,读得多了,看得多了,认识到创作还需进一步深入到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应该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穿透力很强的史家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这就进入了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的第二阶段,大体上在九四年至九八年、九九年。在这里,我与传统相遭遇,又观照以现实的眼光,自觉地疏离古典的历史感,淡化借鉴意识,而着力于探索社会人生,关注人的命运、世事沧桑,揭示历史规律与人生的悲剧性、无常感,或者说,是在有常中探索无常,又在无常中体现有常。我曾围绕着宋、金的兴衰嬗变,以它们的都城为背景,写了一组以揭示文化悖论为主旨的散文随笔。漫步陈桥驿的古镇街头,吟咏着前人“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诗句,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最后末帝赵 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未曾发生过什幺变化。这里有历史的规律,也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北宋王朝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佚,已经随风而逝,但它却给故都开封留下了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文化的回音壁,使后人可以从中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感慨,以及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寻索。

我还在另一篇散文里,写了原本落后的女真族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大大超过自己的强大军事对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蒙元、满清一样,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从而加速了发展进程。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愿望背反。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逐渐丧失了本民族固有的优势,新的文明最后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反转过来诱使它走上腐朽的末路,成为被征服者。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尽管这类散文从意蕴上看,较比那些山水游记显得深刻了,但我还想继续向新的领域探索。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当时的创作心态,从我在《何处是归程》的题记中可以洞察一二。那是一首小诗:“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语觅归程。”就是想在物质化、市场化、功利化的现实中,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从回归文学本体的角度看,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这个典型的实例上作一番考察。如所周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一向存在着巨大的歧异,说明他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物。可是,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只是从政治立场和社会伦理方面进行剖析,似乎也没有多少新话可说了。反过来,若是从人性方面,从人生哲学方面,进行解读、进行批判,就会开辟出崭新的局面。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散文,题目叫《用破一生心》。说他一辈子活得太苦、太累,是个十足的可怜虫,除去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不见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那么,苦从何来呢?来自于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欲望按其实质来说,就是痛苦。结果是心为形役,劳神苦心,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他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不世之功,又想做今古完人,“内圣外王”,全面突破。这样,痛苦也就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来自朝廷上下的威胁,尽管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但因其作为一个汉员大臣,竟有那么高的战功,那么重的兵权,那么大的地盘,不能不被朝廷视为心腹之患。“兔死狗烹”的刀光血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闪在眼前,使他终日陷于忧危之中,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他都要维持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临深履薄般的惕惧。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儿,他都要痛悔自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这样,就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言论和行动产生巨大的反差。加倍苦、累自不待言,而且,必然矫情、伪饰,正所谓:“名心盛者必作伪。”以致不时地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他的这种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刳肚搜肠,苦心孤诣,人家那里含蕴着无穷的乐趣。他的苦和那些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有一种虔诚的信仰,由于确信幸福之光照临着来生的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真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只是为了实现一种现实的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这种痛苦经验,倒是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通过解读这个悲剧人物,我们可以思考人生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联想到诸多人、事。应该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二、深切的生命体验与超越性的感悟

我深刻地体会到,散文作家像小说家、戏剧家一样,同样应该具备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这是实现散文创作深度追求的迫切需要;大而言之,它还直接关系到文学回归本体,以人为本,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所谓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依我看,是指人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特定情况下,处于某种典型的、不可解脱和改变的境遇之中,以致达到极致状态,使自身为其所化、所创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情感经历。它的内蕴极为丰富,而且有巨大的涵盖性。无疑主要是指写作者自身而言,正所谓“水管里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但是,显然也应包括作家对于观照对象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切体验,甚至包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

这里,我想到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史铁生。他们的艺术感悟来源于各自的生命体验。作品中提出的所有哲学问题,完全属于他们个人,是从各自的生命历程中生长出来的,任何哲学教科书里都不可能找到。死刑、流放的苦难和丧失行走能力的痛苦,使他们获得了超常的思维能力,增长了彻悟人生、咀嚼命运的智能。这种宝贵的生命体验,包括活在心里的外在遭遇、内在情感,以及无边的想象与梦幻,都成了他们创作中所独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九年前,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作家莫言说,生命体验是创作成功的阶梯。假如把王充闾发配到当年的西伯利亚去,流放他五年、十年,那他就成“气候”了。这里面当然也揭示出他个人的成功之路。其实,就在莫言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刚刚熬过了一场生命的炼狱,尽管并非流放,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但精神、肉体方面的痛苦程度也是很够一说的。那是1993年,我突然被告知患了恶性肿瘤――肺癌。虽说处于早期,听来也还是五雷轰顶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一下子就跌进痛苦的深渊。开始是否定、质疑,不肯相信;而后便是埋怨命运的不公平,造物主的残酷;接着自然想到了“一瞑之后”的安排、处理。我没有曹孟德那样的倜傥风流,临死还挂念着娇姬美妾,让她们“分香卖履”;也不想贪婪如唐太宗,死了还要把《兰亭序》帖带到棺材里去。我最伤情的是那些陪伴我多半生、不啻第二生命的大量书籍如何处置。随着时日的推移,渐渐地这些实在的东西都悄然隐去了,只剩下生命与死亡这类形而上的思考盘踞在脑子里。

死亡是精神活动的最终场所,它把虚无带给了人生,从而引起了深沉的恐惧与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和恐惧,使生命主体悟解到生命的可贵、生存的意义。人生就是这样,只有失去之后,才懂得加倍地珍惜。恐惧、悲伤的实质,正是以存在与虚无作比较,从而实现对于生命的觉醒,一种重新看待生命的“惊蛰”。在这里,虚无为存在提供了价值参照系和价值创造的外驱力。――盲姑娘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设想,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病苦与死亡,还能促使当事人从迷误中觉醒,省悟到平素很少考虑、也难以认知的诸多重大课题。因此又可以说,病床是个大学校。其实,不必死生契阔,火烫油煎,一个人只要得过一场大病,在病床上急救几次,就会领悟到,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转眼间就会化作虚无,如轻烟散去。

我看到过一块辽西产的鸟化石,是一亿四千万年前形成的,对着它我沉思了好久。与这化石相比,一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就算是上寿百年吧,也只占了一百四十万分之一。真是:“叹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当年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李贺,也只是想到,“王母桃花千遍开,彭祖巫咸几回死”。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不及鸟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寿命的彭祖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更何况普通人呢!这么一比较,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连“泰山一毫芒”也谈不上了,争个什么劲头?真该抓住宝贵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西哲有句名言:“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人只有在生死关头,才能真正把自己同一切身外之物全然分割开来。这时,也只有这时,人才会变得比较清醒一些、聪明一些。看来,病痛与死亡,与其说使人体验到生命存在的长度,毋宁说是使人体验到解悟生命的深度。十年过去,病患消除了;但痛定思痛,我还是把这些感悟写进散文《疗疴琐忆》里。

直接的生命体验,应该说是最可贵、最理想的,但一个作家即使他经历再特殊,阅历再丰富,也不可能一切方面都有切身体验,恐怕更多的还是通过感同身受的人生领悟,获得间接的体验。台湾学者徐复观称之为“追体验的工夫”[2];德国美学家谷鲁斯的“内模仿”说[3],也庶几近之。下面说一点我在这方面的体会。《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蕾》这些名著,过去都曾读过,可惜历史的流沙已经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时空的限隔也遮蔽了把握作品意蕴和作家心迹的路径,难免产生隔膜的感觉。去年九月,我有机会来到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乡哈沃斯,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经过一番切身的体悟,感觉就大不一样了。三姊妹的故居和她们埋骨其间的教堂,相隔不过五六十米,我投宿的小客栈就在教堂的对面,抬起头来便能望见故居里一百多年彻夜长明的灯光。住在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睡眼迷离中,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幺山庄,伴着一阵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是后半夜三点。我便起身步出户外,在连结故居与教堂的石径上往复踱步,觉得好象置身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三姐妹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似乎还产生了心灵的感应。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故居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似乎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喀嗽从楼上断续传来。联想到自己病痛的经历,霎时心头漾起一脉怜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三姊妹患着同样的结核病,分别活了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在心灵体验的基础上,又结合天才女作家的书信、传记,看了她们的生平展览,体验其典型环境、独特心境、情感经历、个性特征,追踪她们的心路历程,探索这些文学天才的成功路径;并对作品中的事件、景观、风物作了实地考察,从心理和环境两方面研究作家心灵的外化,把握作品审美意义生成的深度背景。看来,三姊妹都属于用情感和想象来代替生活素材的作家。她们经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最深层、最隐蔽、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着有一个理想伴侣。却又绝对不肯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4]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只能绽放在虚幻的想象之中。这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从这里我认识到,生命体验和情感是相通的。这次亲身体验,使我对勃朗特三姐妹、对哈沃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半年过去了,想起来还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原来,我已经把对于天才女作家的崇敬、爱怜和悼惜之情,留在那孤寂的山村,也永生永世栽植在心里。正是带着这种浓烈的感情,我写出了散文:《一夜芳邻》。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说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是根基,是泥土;那幺,形而上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便是它所绽放的两枝绚丽之花。情感对于文学作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学存在的依据就是表现人类情感的需要。罗丹说得很干脆:“艺术就是感情。”尤其是散文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灌注,缺乏良好的艺术感觉,极易流于幽渺、艰深、晦涩的玄谈,以致丧失应有的诗性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就本质来说,生命体验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直观性,艺术在进行形而上的探索时,不可能借助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直觉的感悟;一个是超越性,生存苦难、精神困惑等体验活动要转化为艺术感觉,还需超出客观实在的局限,虚构出一个灵性的艺术世界。唐人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讲的一个故事:春秋时期,俞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掌握了鼓琴的基本要领。但老师认为,俞伯牙尚未真正领会乐曲中的神韵,因此,还不能把丰富的思想感情用琴弦表现出来。于是,决定带着伯牙寻访仙师,予以点化。这天,他们驾舟载粮,来到蓬莱山下。成连先生独自划船寻师而去,留下伯牙就地休息。几天过去了,也不见先生归来,伯牙放心不下,便沿着山路去寻找。忽然,眼前现出一片奇异的景观:一道瀑布悬流直下,泉水溅到岩石上,化成万颗珍珠般的奇彩;山林窈冥,群鸟悲吟,和着飞瀑悬泉的响声,演奏出一曲奇妙的乐章。伯牙听得如醉如痴,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在一块青石板上解开琴囊,抚弦而歌。琴声时而婉啭如鸟鸣,时而清新如飞瀑,时而激扬如高山……他高兴得弹了一曲又一曲,每首乐曲中都寄寓着深沉的情思。就在他沉潜在音乐的氛围之中,老师回来了。他急切地问:“仙师可曾找到?”老师哈哈大笑,说:“这位仙师已经被你找到了。”伯牙恍然大悟。原来老师假托寻找仙师,实际是让他到神奇的大自然中领悟琴趣的精髓。相传《水仙操》等传世名曲,就是俞伯牙在这种“妙悟”中创作出来的。正是这种直观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激起了作家探索精神最深层的冲动和敏锐感受,使艺术达到形而上学的层次。

美国的一位现代诗人曾经咏叹:林中的道路叉开了两股,人却只能走上其中的一条,而把另一条暂时抛开,留给下一次。可是,对于人生来说,下次在哪里呢?人生是一次性的,人生的列车走的是一条单向的不归之路。我想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一定要研究哲学(当然是指突破学院化、概念化、简单化状态的那种真正的哲学)。从一定意义说,哲学不是学术性的,而是人生的,哲学联结着人生体验,是一种渴望超越的生存方式,一种闪放着个性光彩、关乎人生根本、体现着人性深度探求的精神生活。因此,说到超越,说到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我必然会想到哲学。我们当会注意到,在那些伟大的艺术杰作中,在那些丰富多彩的感性世界深层,总是蕴含着某种深刻的东西,凝聚着艺术家的哲学思考,体现着他们对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切。当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提出“斯芬克斯之谜”的时候,当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助主人公之口发问:“活下去还是死”的时候,当屈原在《远游》中长叹:“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时候,当陈子昂登幽州台感慨悲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我们都会从这些人生的悲凉叩问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超越性。可以说,伟大的艺术家与平庸的艺匠的根本分野,就在于是否具备这种超越性的感悟。

诚然,艺术是对人生的表现,而哲学是对人生的思考,它们存在着实际差别;文学创作归根结蒂要依赖于形象、情感和体验。但无论是形象还是情感、体验,都需经过形而上的思考,实现内在的超越。古往今来,凡是称得上艺术杰作的,必然在有限的形象中包含着无限的意蕴。艺术大师梵高有一幅著名油画,叫《农鞋》,画面简单得很,就是一双粘满泥土、黑乎乎的沉重的农鞋,连起码的背景都略去了。但是,显然这不是一般的静物写生,经过艺术的炼化,它已成为农民悲惨命运的一种象征。海德格尔称这幅画为杰作,说:“鞋具磨损的内部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5]这些都是艺术感觉,但显然已经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通过这慧目独运的诗性解释,揭示出画作的审美意蕴和艺术价值。

借鉴这种手法,我写过一篇《终古凝眉》的散文,视点集中在浙江金华八咏楼的李清照的一尊塑像上,我想从她那双似颦似蹙、轻颦不展的凝眉,揭示出她的悲凄愁苦的内心世界。易安居士的词溢满了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相思之痛、悼亡之哀和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但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抛开家庭、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种悲凉愁苦很早就植根于她的本性之中。这种与生命同构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关键所在。就是说,她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她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狭窄、内容单调,没有向外部世界扩展的更大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聪明绝顶、识见超群、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经过发酵、沸腾、爆裂、喷涌,产生独特的灵性超越。反过来,对于本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这无疑又是一种诱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如何解脱这种精神上的苦痛,满足其高层次的需求?在她来说,唯有仰赖真情灼灼的人间至爱。而现实中的爱是极度苍白、脆弱的,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这样,她就必然陷入饱尝凄苦,心境透底苍凉的绝境之中。而这一切,恰恰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不竭的灵泉。

三、自在的心态与不懈的追求

对于散文作家,超拔而自在的心态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是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一个前提条件。作家自由丰富的心性的发育程度、心灵自由的幅度,直接关系到散文作品的艺术魅力。因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是人类精神与心灵秘密最为自由的显现方式。只有具备自由、自在的心态,具备不依附于社会功利的独立的审美意识和超越世俗的固定眼光,才能真正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可是,这对于一个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谈何容易!现代人终日处于困惑、焦虑、惊惧之中,举止匆忙,心情浮躁,像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6]我也同样生活在滚滚红尘里,经受着各种各样的心灵羁绊,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市场、金钱方面的物质诱惑,都曾摆在眼前,而且,仕途经历又使我比一般作家多上一层心灵的障壁。好在我一向把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也不过分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有一种自信自足、气定神闲、我行我素的定力。我觉得,人生总有一些自性的、超乎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需要守住,这样,人的精神才有引领,才能在纷繁万变的环境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我特别欣赏苏东坡的《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的几篇言志的散文:《从容品味》、《安步当车》、《收拾雄心归淡泊》、《华发回头认本根》,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本来我是教书的,是报纸副刊编辑,中途跌进了宦海,像陶渊明说的,“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这样,时间(也就是生命)再也不是完整的了,分割得很零碎;尤其是个性、情怀、思维方式都要受到影响,有时还得戴上人格面具,时日一长,必然要失掉本我。上面说到的摆脱俗务包围,保持一片心灵净土,着眼点就在于返回自我。

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习惯,每天晚上八九点钟睡下,早上很早就起来散步,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时夜半醒来,获得了灵感,立刻开灯记录下来。看云、做梦,也是我实现妙悟的方式。比如,我曾从天空云朵的奇幻变化,想到了萧红的整个生命历程。当我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时,就联想到这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其母爱,没有伙伴,孤寂地坐在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凭空遐想;而当一抹流云疾速地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流离颠沛的生涯;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迭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联想到这有如两颗叛逆的灵魂的契合,结伴跋涉,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溶入青空悄然泯灭,我便抑制不住悲怀,为天涯沦落的才女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而深情悼惜。

对我而言,读书、创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而是压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内在追求、精神归宿,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是我的存在方式。此外,一切都看得很轻。我写过一首《写怀寄友》的七律:“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可说是真实写照。人事的纷争、世俗的诱惑消解之后,剩下来的只是创作中的焦思、困惑。但这种创化中的苦恼和世俗的忧烦不同,焦灼过后常常是成功的欢愉。自在、自如的心境,不仅带来美的享受,而且为灵魂找到一个安顿的处所。

应该承认,这种心态的培植,大大得力于庄子。庄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追求一种“无待”的也就是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不凭借任何外在的依托,超越世俗的一切。他从人本学出发,要求恢复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过超越伦理规范和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感性认识相对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扰,使个体生命得以解脱,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心理体验。这对我有重大而直接的影响。我很小就读了他的书,当时虽然并不全懂它的文辞,可庄子的形象却活在心里:瘦骨零丁的身材,穿着打了补钉的“大布之衣”,住在穷闾陋巷之中,靠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可精神上却是富有的。我看这个古怪的老头儿是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特别有趣儿。他笔下的猴子、老鹰、井蛙、蚂蚁、斑鸠、蝉呀、龟呀、蛇呀,活灵活现,都为我们所熟悉,里面却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这些初始的印象都来自于感性。后来,随着智能与阅历的增长,判断能力增强了,逐渐地做到了“三个划分”:一是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说,把道家同儒家分开。儒家过分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看重等级地位与调适合作,却忽视个体存在的自由与真实,习惯以共性为前提,而不承认个性是人生的依据,道家正好与此相反;儒家绝少涉及哲学问题,道家则充满了哲学思维,黑格尔对《老子》的作者致以哲学的敬意,却否认孔子是哲学家;[7]思考问题的重心,孔子是“圣人应做什么”,老、庄是“圣人不做什么”。二是就道家自身来说,把庄子同老子分开。老子实际上是个功利主义者,充满了权谋、策略,因而被人尊为“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而庄子则视独立人格、个性自由为生命,浮云富贵,粪土王侯。老、庄都主张“无为”,老子的“无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根本策略,是他的思想的支点,是由战略哲学引伸出来的人生哲学;庄子的“无为”是人生的归宿,直接通向诗性人生。应该说,庄子本身是无意于今天的所谓艺术的,但是,顺着他的心路走下去,自然导向艺术精神,实现人生艺术化。三是就庄子自身来说,把他的消极避世的一面同他的艺术精神区分开。我们崇尚他的人生艺术化和诗性人生。其实,庄子的精神内核在于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独立,而并非绝对地放弃现实观照,最后归于寂灭。如果是那样,也就不会有《庄子》这部千古奇书了。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在许多方面同现代西方哲学有相通之处,他可以说是一个比现代派更为现代的思想家。有人说,全部中国思想与智能结晶于《庄子》的哲思;起码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渗透力是巨大的。正是这种生命体验和艺术精神,滋育了后来的魏晋风度,成就一种超拔的人生境界和心灵状态,开启了渊源不竭的艺术资源。难怪美国著名学者H•米勒要说,不懂得道家学说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学。[8]

我在散文创作中,得益于庄子者实在很多。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我的整个散文创作鲜明地渗透着庄子的艺术精神。庄子的“乘物以游心”的诗性人生,为我培植超拔、自在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而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的艺术精神,包括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更成为我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可贵的富矿,成为展现艺术人生的生命底线。

这里我想谈一下《两个李白》这篇散文。当时的出发点是,解读李白具有典型意义,因为他的宏伟抱负、从政情结、傲岸品格、诗人气质及其个人际遇所带来的悲欣苦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性。龚自珍说,李白是“并庄、屈以为心”的。他渴望登龙入仕、经国济民,有一番大的作为,却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论他的本性更接近庄子,张扬个性,强调自我,这和仕进追求可说是南辕北辙。结果就处处遭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之中,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还是庄子的超越意识和艺术精神解救了他,痛饮狂歌、登高长啸,使内心的熬煎得以暂时缓解,情感能量获得成功的转移。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李白,一个是现实存在,一个是诗意存在,两者相互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展现了人生的无奈和深刻的悲剧性。结果“蚌病成珠”,这悲剧性的命运倒成为产生天才诗作的深厚基础和内在动力。看来,历史老仙翁很会捉弄人,通过揭示人生价值、意义上的背反,和李白开了个大玩笑:本来他志不在于诗文,最后竟以诗仙身份攀上荣誉的巅峰;一心渴望建功立业,偏偏又政坛失意,屡试屡败,直至落拓穷途,跌入人生的谷底。亏得李白远离魏阙,未得登龙入仕,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的丰姿,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因失去这颗耀眼的明星变得无边的暗淡。这该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前面说到了我努力保持一副自在、自如的心态,希望不致被误解为安于平庸,无所作为。实际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抛开世俗功利,正是为了把全副身心投入于不懈的艺术追求。这种艺术追求,不关乎数量的积累,主要是渴求一种质的飞跃。对于已经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家来说,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不断地突破自我,实现新的超越。这是一个关隘。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了,作家获取成功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飞冲天,暴得高名,以后再很少突破,呈静态式发展;另一种是螺旋式攀升,精进不已,始终处于动态之中,呈现一种飞扬之势。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一种。因为他们总是给人一种全新感觉,总在展现新的创化,而不是像南宋词人刘克庄慨叹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实,即使是新帽子,年年端出来,“外甥打灯笼――照旧”,也没有什么看头。

由此我想到了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叶芝。他在七十四年的生命历程中,生生不息,不断地超越自我。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倾向浪漫主义,后来接触现实多了,诗风转向劲健坚实,晚期更趋成熟,哲理性强了,想象力激增,大大发展了象征主义。三个阶段中,每一段都留下了大量好诗,风格却显著不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他有许多重要诗作完成于七十岁之后。人们说他老而益狂,狂得漂亮。早于叶芝三十几年的易卜生,情况与此非常相似:他活了七十八岁,早期剧作取材于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也是浪漫主义的,中期剧作以反映社会问题为主,属于现实主义,晚期剧作以心理分析为特征,同叶芝一样,进行象征主义的探索。叶芝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易卜生也取得了世界性声誉。他们当然都是文学天才,是无可企及的;但其成功之路却给我们以启发和鼓舞。起码对这条根本性的经验,即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尽一切努力培植旺盛的创造活力,我是牢牢记取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评论家李晓虹博士在《未完成的王充闾》这篇文章中说:“王充闾在散文创作的途程中,以一颗永不宁静的心体现着创造的痛苦与欢欣。……他选定了‘创化’这个永恒的状态。他始终觉得自己未完成。未完成是一种勇气,否定自己,走出自己,向新的目标行进。未完成是一种状态,在未完成中生命还在年轻。因为认定自己永远未完成,王充闾把不重复自己作为艺术创造的标尺。……他的艺术视界始终是敞开的。没有固守已经形成的,没有排拒将要出现的。他一直遵循着一个内心命令向前奋飞:不断创新,不断发展。”[9]

说到创新,就联系到如何对待已有的成果。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锐减,更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难免处于自我陶醉状态,再看不到缺陷;名声大了,到处都来约稿,文章随地都能发表,很容易出现粗制滥造现象。人一成名,便不再属于自己,会逐渐地溶入到“喧哗与骚动”的社会浪潮之中,从此,将告别宁静,告别超然,告别本我。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必须依靠一已的胆识和勇气。据我个人体会,首要一点,是对自己要有一个十分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认识。不能在恭维声中忘乎所以,不能“醉中忘却来时路”,尽量避开浮华与喧嚣,作低调处理;再就是,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比如,在知识构成上,我就承认自己有明显的缺陷,――不会外语,域外的东西接触得不多,根柢很浅。因此,就拼命地读马克思,读黑格尔,读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读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学习借鉴新的学术思想,获取新的知识,以救治那种“偏枯”状态;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努力保持上进的劲头,生命的活力。我经常关注并乐于接受各种新的事物,比如,早在九四年就学会用电脑写作,经常同那些“鸡”呀(计算机)、“猫”呀(调制解调器)、“鼠”啊(鼠标)打交道,享受网络世界的无穷乐趣。同时,结交一些年轻的文友,互相用“伊妹儿”传递文稿,切磋学问,从他们那里求索新知,汲取活力,激活思想,尤其重视卓有见地、具有思想锋芒、肯于给我挑毛病的诤友。这样,不管生理年龄如何,就可以永葆年轻的生命状态。

实际上,所谓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而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活动,情感中的一股勃勃朝气。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只要心灵深处的无线电台不停地接收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就会永远保持年轻。而一旦这座无线电台坍塌了,你的心便会被悲观绝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二十岁。这段话的意思很好,可以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不过我得声明,这是美国作家塞缪尔•乌尔曼七十多年前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摘要,我只是“文抄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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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俊:《散文大家王充闾》,2001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第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6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前言》第15、16页,杨静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5]《林中路》第17页,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6]转引自周国平《迷者的悟》第4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转引自玄峻:《联想与印证》,第195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8]H。米勒:《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社会科学辑刊》第130页。

[9]王向峰主编:《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第445页,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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