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0 次 更新时间:2009-03-15 16: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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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进入专栏)  

  

  本文由作者在2008年6月30日于北京乌有之乡书店所做演讲的录音记录稿上修订而成(录音整理: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生朱康、朱羽。)文章分上、下两部分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一、二期刊登。这里是第一部分。

  

  谢谢大家冒雨来听这个讲座。鲁迅杂文的量很大,全集大部分是杂文,鲁迅写作的主要样式是杂文,鲁迅形象的基本轮廓最后可以说是通过他的杂文写作确定下来的。要谈鲁迅杂文的整体和全貌还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今天我就谈谈我称之为“过渡期”的两三本杂文集,看看能否从这里边总结出鲁迅杂文写作的某些特点。具体讲是分析《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和部分《而已集》的内容。我的假设是:1925年至1927年间,是鲁迅的杂文写作走向“自觉”的过渡时期,也是鲁迅杂文的特殊质地逐渐定型的时期。

  之所以从这个阶段入手探讨鲁迅的杂文写作,是因为我觉得为大家所熟悉的鲁迅早期论文、散文和小说写作,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 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规范的“思想”和“文学”范畴,但从《华盖集》开始,出现了一种独特的、难以规范的写作样式,我们只能在“杂文”的框架下来考察,而它也反过来构成了鲁迅杂文写作的一个坚硬的内核。鲁迅早期作品虽然奠定了他的文学史地位,涵盖了所有文体(包括《热风》“随感录”这样日后被发扬光大的写作方式),富于形式上的创造力,但就杂文写作的特殊状态来说,却还没有到“自觉”的阶段。这么讲当然不是要贬低鲁迅早期写作的重要性。因为恰恰是因为早期写作的巨大成功,鲁迅作为作家在这一阶段似乎有一种近乎无限的可能性:比方说他可以走“为艺术而艺术”的路子;他可以潜心于鸿篇巨制,争当中国的歌德或托尔斯泰;他可以做学问家,思想大师,舆论领袖,青年偶像,社会名流,等等。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杂文的自觉”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固然代表一种写作的更高阶段,但在当时看,却也是鲁迅个人的危机阶段,因为随同“杂文的自觉”一同来到的也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自觉;对自己同这个时代的对抗关系的自觉;当然,也是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是越来越明白自己不可能做什么或不愿意做什么。简单的说,鲁迅选择杂文的过程,也是杂文选择鲁迅的过程。这是一个带有点宿命味道的痛苦、挣扎的过程,但也是意识越来越明确地把握和“接受”这种宿命、这种痛苦和挣扎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个过程,通过持续不断的对抗和冲突,鲁迅的写作同它的时代真正融合在一起,杂文作为一种时代的文体方才确立下来。这同鲁迅《新青年》时期的启蒙、批判和文学形式探索是有质的不同的。所以我把这个“过渡期”当作自觉的鲁迅杂文写作的源头看,而《华盖集》等集子里面的文章,就是这种杂文自我意识的现象学材料。

  另外,从风格上看,从《华盖集》开始,鲁迅的文字和写作风格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然,即使在这个时间段范围内看,针对切身利害的世事和个人而写的战斗性杂文也并不一是唯一、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写作样式。比如收入《野草》的散文诗作品作于1924年至1926年;《彷徨》里面的几篇东西做于1925年;后来收入《两地书》的同许广平之间的通信,在25年上半年达到高潮;收入《朝花夕拾》的回忆性散文作品写于1926年。这些当然都是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在气质和精神维度上同峻急的、徒手肉搏的杂文很不一样。同时,在鲁迅成熟期和后期杂文里大显身手的文体和写作母题在《热风》里早已经登场(特别是“随感录”这种形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杂文的样式是隐含在鲁迅白话写作的起点里的。但尽管《坟》和《热风》里的论文和议论文已经相当程度上具备了鲁迅中后期“杂文”写作的特点,它们更多来自鲁迅写作和思想内部的一贯性和一致性,却还不足以说明使鲁迅杂文成为鲁迅杂文的某种特殊的规定,即所谓的final distinction(终极特征)。

  这种“终极特征”初看可能是比较极端的、看似偏颇甚至偶然的东西,但这却正是鲁迅杂文的隐秘内核,是它的筋骨和精髓;抽掉这些特质,或把它们弱化在鲁迅写作的一般特征里,或把它们作审美化、“文学化”稀释,就会与鲁迅杂文的隐秘内核失之交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华盖集》等集子代表的是一种特例,非常态,但却是一种证明了常态的真正精神基础的非常态。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说过,在政治领域,非常态和例外状态能告诉我们常态的本质和基础;比如战争就通过阶级、民族、宗教、文化、经济领域里冲突的极端化,向人们表明这些范畴在平日隐而不显的政治强度(political intensity)。同样,从中国历史上看, 乱世或许比治世更能说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本质。在一个转喻的意义,我们可以说鲁迅杂文写作的极端状态或过渡状态,要比它早期和晚期的“常态”更能说明它文学本体论内部的“政治的逻辑”。

  大家知道早期散文写作得益于以《新青年》同仁为先锋的白话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所以有较强的思想启蒙的色彩,它伴随着感情和理想的投入,所以也带有诗的色彩;伴随着“人的觉醒”,它又具有一定的人道的、存在主义的色彩比较向。这一切当然都是许多人至今还很喜欢《坟》、《热风》、《野草》、《朝花夕拾》(更不用说鲁迅的小说创作)的原因。但从《华盖集》开始,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文风和作者形象出现了,鲁迅自己在《华盖集题记》里有一个解释,我们下面会分析。可以说, 同前期具有启蒙使命感和一定浪漫情调的散文和后期炉火纯青的杂文写作相比,《华盖集》和《续编》里的文章不太好看,甚至有些枯燥:似乎文学性不高,个人意气太重,陷于具体的人事矛盾;按教科书上的说法是同恶势力不妥协地战斗,但在今天一般文学读者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笔墨官司,你一拳我一脚,打来打去纠缠不清,哪里还有什么精神内涵和审美超越。但如果我们把鲁迅的杂文写作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关头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总之,尽管要做这样那样的背景交待,我们还是可以感到,从《华盖集》开始,一种特殊的杂文的自觉出现了;更确切地说,一种对杂文的必然性的认识和承担明确出现了。

  这三个集子里的情况是, 《华盖集》收入1925年所作杂文31篇;《华盖集续编》收入1926所作杂文32篇和1927年所作杂文1篇。《而已集》收入1926年所作杂文1篇和1927年所作杂文29篇, 包括“4-12”白色恐怖和国共分裂前后的东西。可以看到,这个阶段在鲁迅个人史上也是一个过渡期:五四前后思想启蒙、白话革命时代的那种观念上和风格上的朝气蓬勃,那种要在文化上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那种意气风发,那种理想主义已经在在现实面前碰碎了。1923年同周作人之间的兄弟失和;被迫搬出八道湾等变故对鲁迅的打击是很大的,以至于在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鲁迅写作生涯上相对而言是一个空白,直到1924年下半年,创作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而以国共合作和北伐为代表的大革命,此时还没有展开,在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在气氛上仍然保守、反动和沉闷。

  《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的文章鲁迅自己统称为“杂感”,他自己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杂文理论。杂感当然是有感而发;“感”把人的意识从内部带向外部,而“杂”却暗示这种外部并不听“内部”秩序的调遣,而是突如其来,常常令人措手不及,疲于应付。鲁迅杂文的自觉来自对这种随时陷入重围,“六面碰壁”状态的自觉;来自对自己的生命在这些无谓的搏斗中消耗、消逝的自觉;来自对外界无情的压力和自己对这种压力的抵抗自觉。所有这些离理想中的人的生活和“文学”都越来越远了,但有一种写作却从中生发出来。杂文的自觉是对这种宿命的自觉。而杂文的成熟,可以说就是把那种令人震惊、痛苦的创伤性的外界的“杂”逐渐安排在一种意识结构和文字风格之中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要简单地“克服”外界的杂,比如说把它“升华”为美或“不朽”或种种玲珑可鉴的“小玩意儿”,而恰恰是把外界粗暴丑恶的直接的“杂”转化为意识结构里的有条理、有意味的杂,即一种批判的认识能力和穿透力;同时也转化为文字世界内部的“杂”,即杂文。 鲁迅杂文最终的文学性,就来自这种以写作形式承受、承当、抵抗和转化时代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巨大的能力和韧性,而在此诗学意义和道德意义密不可分,是同一种存在状态和意识状态的两面。所以鲁迅杂文世界的两极一是那种体验层面的抵御“震惊”的消耗战和白刃战,一是一种“诗史”意识,一种最高意义上的为时代“立此存照”,为生命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

  《华盖集》时期所“感”的杂,包括这样几件具体的事情:一个是所谓女师大风潮。身为女师大兼职教授的鲁迅支持女师大的学生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这些学生被杨荫榆开除,鲁迅由此也站在杨和她教育部后台的对立面,最后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开除他在教育部的公职,鲁迅把章士钊告上法庭,最后得以官复原职,但已觉得北京不是久留之地。《华盖集》是这鲁迅从自己角度对这一“风潮”做作的实录,说笔墨官司也好,说思想斗争也好,总之是一件非常牵扯精力、开仗后非打到底的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华盖集续编》里边涉及到的“3•18”惨案,他自己有两个学生在执政府前被卫队开枪打死,总共有47个学生被打死,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抗议,包括一些平日不问政治的、自命清高的人都写过非常激烈的文字,鲁迅为此《纪念刘和珍君》。 《而已集》里的事情就更大,即所谓412清党,是重大历史事变。鲁迅没有直接着笔这个事变,因为太危险了,稍不留神就会遭杀身之祸,但这件事情却让它确信自己不是活在人间,让他连杂感都不得不藏起来,只能“而已”而已。这三件事接踵而来,女师大风潮让他觉得自己陷入“鬼打墙”一般无路可走的境地;“3•18”让他感到到年轻人的血使他窒息,艰于呼吸;但到412他发现自己错了:原先以为黑暗已经到头,而现在发现远远有比这更黑暗的。北洋政府虽然在政治上非常黑暗、昏聩、反动,但是在文化上,至少给文人留下点互相吵架的自由,现在国内就有学者做翻案文章,说北洋军阀时期实际上从文化思想和教育上看不错,很宽松,很自由等等。这也许不全错,但是并不说军阀有开明的文艺政策,而是他们只顾着打仗,实在顾不过来抓“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有可观赏的自由和呼吸空间,那是来自纯粹的混乱。但1927年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一来,连那点空间都没有了,一时间如鲁迅所说,到处都在杀人,到处都见得到血。 《而已集》跨越了1927年,从中国社会政治事件来说,这是个大变动,辛亥革命以来的民国的失败,在鲁迅从深深的隐痛变成公开的激烈对抗,从此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对抗一直是一种平行关系,没有直接的交点,但却是彼此呼应,有着共同的未来指向。但这种方向感、对抗性和朝向未来的乌托邦指向在《华盖集》时期还没有清晰化,所以杂文的过渡期和自觉期,可以说又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个不明朗的时期完成的。

  可以说1925-26年间是鲁迅另一个苦闷期,虽然没有辛亥革命后抄古碑的时间长。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是在一个没有一个明确的观念、信仰、运动和组织的依靠和支撑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的记录,所谓“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就是心境的写照。一个孤独的斗士在战斗,但为什么而战并不清楚,只知道自己“鬼打墙”一样四处碰壁,没有进路,但更没有退路。但这两年也是鲁迅极为多产的阶段,是他从抑郁和绝望中拼命杀出一条血路的阶段。在个人生活上,这种拼杀的结果是终于迈出了包办婚姻的樊笼而同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公开同居。而在写作上,我以为就是以《华盖集》为标志,走上了自觉的杂文写作道路。鲁迅的杂文从此据有它自身的存在理由;有它自身的本体论根据;有自己的诗学和政治学辩护。它不再需要假借或依托某种思想、观念、艺术效果或文体定例或规范(比如散文诗、小品文、回忆性写作、政论文、时论、叙事、笔记、书信等等)而存在,它开始按照自身的规则界定自己、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最终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文学样式。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华盖集》等在常规的“文学性”意义上远不如《野草》、《彷徨》、《朝花夕拾》耀眼,但却是鲁迅杂文自我意识的一个隐秘的诞生地。

  所以这一切,都在作于1925年最后一天的《华盖集-题记》中或直白、或隐晦地谈到了。这篇文字可以说藏有鲁迅杂文自我意识的密码。下面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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