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陈乔见: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的“亲亲互隐”及家庭伦常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2 次 更新时间:2009-02-10 18: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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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陈乔见  

  

  摘要:孔子明确主张“亲亲互隐”,但它本身即包含有“亲亲互谏”之义。“亲亲互隐”有一定范围,在公共事务领域,孔子又主张“不隐于亲”。“亲亲互隐”不是不要公义是非。孔子只是不鼓励因私人领域中的问题,亲人间相互告发,而主张以宗教伦理精神,通过感化来协调家庭、社会关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非常重视家庭伦常,尤其强调孝敬父母。在柏拉图所构建的新神观念体系中,敬畏神灵即要求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神为人类制定的最为普遍的律法。在此整体思想框架中,苏格拉底非难游叙弗伦“子告父罪”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都重视家庭伦常和孝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都认同“亲亲互隐”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 苏格拉底 柏拉图 孔子家庭伦常 孝道 亲亲互隐

  

  

  Abstract: Confucius has the notion of mutual concealment of wrong doing among family members, but concealment implys mutual admonition of wrong doing among family members as well. Futhermore, Confucius doesn't think that family members should conceal their wrong doing mutually in the public affairs. Confucius doesn't encourge family members to accuse mutually in the private sphere, but thinks that family and community should be regulated in harmony by the spirit of religious ethics. Socrates and Plato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family ethics and filial piety. In their own notion of holiness, to show piety to gods demands to show filial piety and to respect for one's parents, which is a univeral law that gods had established for the human be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thought of Socrates and Plato,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Socrates criticizes and refutes Euthyphro to accuse his father of murder. Confucius and Socrates-Plato both think highly of family ethics and filial piety, and in a sense, both approve the notion of mutual concealment of wrong doning among family members.

  

  Keywords: Socrates, Plato, Confucius, filial piety, mutual concealment of wrong doing among family members

  

  

  我们曾根据苏格拉底非难游叙弗伦控告老父的资料,认为苏格拉底与我国孔子在“亲亲互隐”的问题上有一致性,指出“亲属容隐”恰好是具有人类性的、符合人性、人道,因而是最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并建议借鉴古今中外的法律智慧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条文,允许亲人容隐拒证。[1]有人反驳我等观点,说苏格拉底不是“非难”而是“赞同甚至鼓励”游氏告父,从而断定苏格拉底与孔子在“亲亲互隐”上不可能有一致性。笔者此文拟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具体而言就是从柏拉图的早、中、晚期的相关著述出发,进一步确证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仅在“亲亲互隐”上与孔子有一致性,而且也与儒家一样非常重视家庭伦常和孝道。

  

   一

  

  

  孔子明确提出“亲亲互隐”的观念,《论语•子路》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由于近年来关于“亲亲互隐”的争论,对此段的解释已经够多了,笔者在此简要说明几点:其一,所谓“攘”,邢昺疏:“有因而盗曰攘,言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可见,“攘羊”不是主动偷羊,“其父攘羊”与盗窃的违法行为还是有些距离。其二,孔子所说的“隐”,并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包庇和窝藏,而是不称扬亲人的过失,知而不言,是消极的不作为,转化为法律层面就是“亲属作证豁免权”。[2]因此,孔子提倡“子为父隐”也并非什么违法行为。其三,从伦理的角度讲,孔子不认同直躬告发其父,而提倡“父子互隐”,是为了呵护父子间的自然亲情。儒家认为,父子关系具有绝对性和必然性,父子相亲爱乃天理人情,父子相互告发则是一种变态。要之,孔子并不鼓励攘羊(当然更不是如有的论者所说,孔子公然鼓励偷盗),甚至也不鼓励“互隐”,只是如果发生了此类事情,不主张、不鼓励父子相互告发。

  

  孔子虽明确提出“亲亲互隐”的观念,但并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亲亲互隐”。《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作为法官的叔鱼因受贿而鬻狱,其兄叔向认为叔鱼“贪以败官”,根据《夏书》所载皋陶之刑,其罪当杀。孔子对叔向的评价是:“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相对于“父攘子证”,关于此事,我们同样有三点需要说明:其一,叔鱼作为法官,自己贪污受贿,影响司法公正,是明确的司法腐败。其二,叔向作为公职人员,对其弟叔鱼的腐败行为并不“互隐”,而是据实数罪并依法论罪。其三,从政治的角度讲,孔子十分称赞叔向的行为,并明确提出“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孔子也肯定周公杀管叔、放蔡叔,这也是属于公共事务。

  

  《礼记•檀弓上》对“齐家”与“治国”中的“隐”“犯”问题如此规定:

  

  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

  

  郑玄注:“事亲以恩为制,事君以义为制,事师以恩义之间为制。”在政治公共领域与事务中,以“义”为原则,在家庭私人领域与事务中,注重恩情的培育、护持。这表明孔子所说的”亲亲互隐”是有界限的,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一味要求”亲亲互隐”。其实,这个界限,儒家有经典表达,即“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我们提醒读者注意这个表述的严谨之处:“恩掩义”表示以“恩”为主导原则但并不完全排斥“义”的原则,“义断恩”则表示以“义”为原则而摒弃“恩”的原则。

  

  孔子提倡“子为父隐”,认为儿子不应向外人或官府称扬或告发父亲的过失,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孔子认为儿子应该完全不顾父亲之是非对错呢?非也。清儒孙希旦《礼记集解》疏“事亲有隐而无犯”云:“几谏谓之隐,直谏谓之犯。” 几谏就是委婉规劝的意思。据此则“隐”亦有微谏之义。其实,孙希旦的解释源于《论语•里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是说,父母有过错,做子女的要和颜悦色地规劝,如父母不从,仍严肃、恭敬、婉转地再劝。“不违”,是不违背社会的规范,即坚持原则,对父母也不能迁就,但又不违子女对父母之礼,故不能太强硬,避免反目成仇。等到父母心情好时,再委婉劝谏。假如父母还不接受,做子女的虽心中忧愁,没有怨恨。《礼记•内则》对此有详细描述: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悦)则复谏;不说(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

  

  反复微谏无效,最后不得已时,也可对父母犯颜直谏。可见,孔子所谓的“子为父隐”并不否认儿子有持义劝谏父亲过错的义务,毋宁说持义谏亲是孔子思想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否证了孔子”亲亲互隐”不顾公义是非的说法。

  

  其实,儒家“孝”的观念中包含了不能陷亲人于不仁不义的内涵。“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里以“无违”来解释“孝”。不违背什么呢?不违背礼。注意,不是不违背父母的一切意愿。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古人凡背礼者谓之违”。所以,爱父母,孝顺父母,不是一切都听父母的,不是满足父母的所有要求,而是在听从父母的话、满足父母意愿时,以社会公认的尺度、法则、规矩、规范来办事。如果父母让子女做非法的、不合理的事,子女做了反而是不孝,即陷父母于不仁不义。父母活着的时候,做子女的在礼的规范下,尽心竭力地服侍他们;父母死了,做子女的在礼的规范下,来安葬、祭祀他们。这是“孝”的本意。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孔子“亲亲互隐”的三个特征:第一,“亲亲互隐”之“隐”是隐默之义,是知而不言的不作为性,而非窝藏、包庇之义。第二,“亲亲互隐”有其界限,即只限于家庭成员的所作所为没有逾越社会公认的规范、原则;第三,“亲亲互隐”是不对外人或官府称扬或告发其亲的过失,但“隐”亦要求家庭成员之间以公义来相互教育、帮助、规劝、批评。[3]

  

  

  二

  

  

  孔子明确提出“亲亲互隐”的观念,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并不那么明确,因此,笔者想用更多的篇幅来讨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亲亲互隐”和家庭伦常观念。苏格拉底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亲亲互隐”的观念,但我们却可以根据苏格拉底关于“子告父”这种行为的态度,来推断他是否认同“亲亲互隐”。

  

  柏拉图的早期对话《游叙弗伦篇》即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该篇对话的开场白告诉我们:苏格拉底被指控“创立新神,不信老神” 而被雅典法庭传讯,苏格拉底在前往法庭准备为自己申辩的途上碰到了同样前往法庭控告父亲的游叙弗伦。游叙弗伦家中的一名雇工杀死了一名奴隶,游父把他捆绑起来扔在沟里,并派人向雅典神职人员询问如何处置,不料使者返回之前,那名雇工已不幸逝世。游氏为此控告父亲杀人,并且认为这是对神的虔敬。游氏亲属(包括游父)则认为“儿子控告父亲是不虔敬的”。[4]由于游氏自命精通宗教,懂得神意,而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即与宗教有关,因此,苏格拉底欲拜游氏为师,学习关于宗教和虔敬的知识,以便回应针对他的指控。于是,两人开始了一场关于虔敬的讨论。我们必须铭记的是,像许多“苏格拉底式对话”那样,苏格拉底经常通过他那著名的“反讽”和“诘问”,使得那些自以为是的专家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况,迫使或劝谏他们放弃自己先前的错误观念以及据此而行的荒唐行为。游叙弗伦即自命为宗教专家,自以为懂得何为神意,何为虔敬,这也是他控告父亲的理由。苏格拉底则驳斥了其虔敬观念的自相矛盾,并告诫他说:“如果你对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没有真知灼见,那么你为了一名雇工而去告你年迈的父亲杀人是不可思议的。”[5]苏格拉底的态度十分明确,如果游氏对虔敬没有真知灼见,那么他就不可以控告老父。

  

  游氏对虔敬究竟有无真知灼见呢?其实,整篇对话从头至尾都充分表明游氏对虔敬的认知极为浅薄,他对虔敬的理解兜来兜去离不开令神满意。[6]他把虔敬看作是与诸神做买卖,在祈祷和献祭中懂得如何讨好诸神;作为回报,诸神则赐福予他。[7]他之所以选择告父杀人(而不是先告那名雇工杀人),就是为了讨好神,因为神亦有弑父行为。而且,苏格拉底三番五次驳斥了其虔敬观念的自相矛盾,也足以表明游氏对虔敬并没有真知灼见。因此,根据苏格拉底的思想,游氏控告老父就是“不可思议的”。[8]这其实与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美德即知识”是相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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