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3 次 更新时间:2009-01-13 16: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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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磊明   陈柏峰 (进入专栏)   聂良波  

  

  摘要: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模式都正在发生质变。当下中国农村,已不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所能简单概括,乡村法律实践的场景和逻辑也随之发生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而非仅仅是"语言混乱",这导致了当前村庄内生力量无法有效整合秩序。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

  关键词:法律实践;结构混乱;语言混乱;迎法下乡

  作者董磊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武汉430074);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武汉430074);聂良波,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武汉430074)。

  

  *本文为董磊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和谐社会建设"(项目批准号06BSH033)课题的组成部分。2007年7月一起参加调查的还有贺雪峰、何绍辉、郭俊霞、龚维刚、桂华等,本文写作得益于与他们的讨论。匿名评审人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做了技术处理。

  六十多年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指出: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没有发生相应变化之前,就简单把现代的司法制度推行下乡,其结果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经先发生了".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十多年前,苏力对盛行的法制建设"现代化方案"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有力的挑战。他从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观念出发,对现代法律的普适性提出质疑;并提出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中,应该尊重本土资源,打破文化区隔来"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②「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1页。」苏力敏锐地发现了现代法律知识体系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紧张对立,以及由此带来的混乱和不适,进而提出了"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③「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苏力的研究建构了这个领域的话语高峰,后来的许多研究都在此平台上进行,这些研究都是基于"乡土中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这个前提和背景而展开。今天,离苏力研究的时代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农村、农民还是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仍然是"乡土中国"形态吗?

  格尔兹观察到了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相互关系中,法律乃至其他各方面都产生了歧义纷争,他将这种纷争所致的秩序混乱称为"语言混乱".①「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78-279页。」朱晓阳则用"法律的语言混乱"来指代费孝通所思考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乡土社会的种种不适。②「朱晓阳:《"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这给人很大启发。然而,当下中国农村法律实践中的种种失序现象是否仅仅由"语言混乱"所致?

  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本文新意之所在。在我们看来,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空前巨变,今天的农村社会已与"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有很大不同。可以说,农村社会已经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失序状态,这并非"语言混乱"所能完全概括,它更是一种"结构混乱"."结构混乱"是指种种因素导致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乡村社会面临着社会解组③「所谓社会解组,是指"由于丧失了社会联系,社会整体蜕变为一种个体相互分裂的原子式的堆积的状态".参见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的状态。通过对当前乡村社会中法律实践的解读,我们可以加深对这种"结构混乱"的理解。

  在"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背景下,学者对乡村法律实践往往有两个判断:一是村庄内部存在维系秩序的权威力量;二是村民对国家法律有所漠视,而倾向于遵守习惯法或民间法。当前中国乡村的法律实践真是这样吗?近十年来,我们进行了大面积农村调研,力图形成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较为厚重的质性感受。在此基础上,2007年暑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又组织40多名师生深入河南中部地区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大规模调查,其中我们所在的宋村组共8人。宋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位于河南南部的A 县,距离县城3公里,距驻马店市约30公里。该村有9个自然村,人口3094人,人均耕地112亩。通过调研,我们对变迁中的宋村有了较为深刻的整体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乡村法律实践的分析。

  

  一、内生权威与村庄秩序

  

  我们调查了宋村20多年来的纠纷调解情况,发现1990年代中期以前,纠纷发生的频次高,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家族力量的大小和互让伦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纠纷发生的频次不断减少,家族力量在纠纷发生和解决中的作用大大降低,纠纷的解决日趋依赖乡村体制权威。但这并没有让农民更有安全感,因为乡村"混混"(当地称作"赖孩子")开始介入纠纷解决之中。

  1990年代中期以前,同一家族内部的纠纷,大多源于分家析产、合伙合作关系、相邻关系等,这些纠纷一般由族内的权威人物(当地人称"老掌盘子")调解处理。而不同家族的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主要由村组干部解决,这时家族的力量仍会发挥很大作用,强者占强、弱者吃亏是常态。宋村的干部讲,如果严格按照情、理、法来调解,势力强大的一方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调解工作反而会陷入困境。我们在其他地方调查时也发现有这种情况。④「董磊明:《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

  即便如此,那时的宋村也并不是一个强者对弱者利益无限度剥夺的丛林。实际上,纠纷的结果往往是强者稍占便宜,但又在大家能认可接受的"度"内。因为村庄内存在对强者的制约机制,主要包括传统的互让伦理和能超越家族利益、积极作为的村组织。互让伦理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支持系统,这就是村庄的稳定性及村民对村庄的依赖性——世代在村里生活,谁能永远不求人呢?势力再大、再嚣张的村民,只要他对自己的生活存在稳定的预期,一般情况下也不敢轻易结下世仇,不敢轻易触犯众怒。"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敢保证若干年后双方的实力对比不会颠倒过来呢?到时候就算自己已经死了,儿子怎么办呢?即使对方没有翻身超过自己的可能,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触犯了众怒则更麻烦,名声太臭了,儿子可能连媳妇都难讨。

  总之,1990年代中期以前,内生权威①「我们曾将村庄的权威与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原生型、次生型和外生型。原生型权威主要是指村庄内的非正式组织和精英;次生型权威主要是指被体制、制度吸纳,而获得力量保证的地方精英(即村、组干部);外生型权威就是指介入村庄生活中的强大外在力量,主要是国家力量(对此的论述,详见贺雪峰、董磊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在宋村,国家力量是外生权威,"老掌盘子"是原生型内生权威,村组织为次生型内生权威。」能够维持村庄基本秩序。1990年代后期以来,家族对内合作能力大大削弱,使用暴力一致对外的能力急剧下降;同时"老掌盘子"几乎完全退出了纠纷解决,村组干部的作用进一步加强。2000年以后,宋村纠纷发生的频次大大减少。据村调解档案记载,1992-1997年间村调解纠纷共120起,平均每年20起,而2005年全年村调解的纠纷只有3起。村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少,并不是因为关系更加亲密,而是由于彼此间的互动减少,相互的期待降低,实质关系淡化,这是一种"貌合神离".在近年来纠纷的解决中,我们看到了三种力量,一是村组织,即内生权威;二是国家法律,也即外生权威;三是乡村混混。乡村混混介入纠纷是由于村庄内生权威的式微和国家力量的不足。

  村干部刘华是郭庄人,包组时负责郭庄事务。郭庄组和付东组的地界处有一排树,是集体化时代郭庄村民栽的,后种树的土地划归付东所有。两个小组对树的归属起了争议。在没有协商好的情况下,付东组长韩鸿于2001年将树卖给了自己的小舅子——一个在外的混混。砍伐树木需要通过村委办理砍伐证,而村委负责此事的恰好是刘华,他断然拒绝。2002年,在未与付东组协商好的情况下,刘华将树卖给了另一个混混。这个混混的势力比韩鸿的小舅子更大,所以韩鸿和付东组的村民也无可奈何。韩鸿因此觉得脸上无光,索性辞掉了小组长一职。

  乡村混混是当前村庄中影响力很大的一股力量,他们对村民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在宋村,已经开始出现村民请混混插手解决债务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周围其他村庄则更为普遍。村庄在土地调整过程中,有些权威不高的小组长也会援引混混的力量,来压服持不同意见的村民;而某些有混混撑腰的"大户"则凭借势力占便宜,甚至欺压其他村民。如果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一方被压服倒还好,但如果双方谁也不服谁,就可能引起激烈冲突。冲突过后双方再继续找混混,纠纷会越闹越大,甚至可能发生恶性事件。乡村混混对村庄生活的介入,给宋村一带村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有一次混混在学校打死学生。②「这件事情《南方周末》2007年7月12日曾有报道,见徐楠:《汝南少年杀人事件:一个中部县城的"少年江湖"》,htt p://www.nanfan gdaily.com.cn/zm/20070712/xw/fz/200707120013.asp ,2008年3月6日。」此后,乡村混混对村民的心理强制更大了。

  现在,连村干部也需要与混混联系紧密才好办事。宋村的村民小组长余赖就"多亏"有个"在黑道儿上混"的小儿子。村民们说:"他家二儿子能耍赖,村民一般不会顶撞他。"

  乡村混混的力量介入村民生活,其潜在影响十分恶劣和深远。③「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乡村混混介入村庄纠纷,在当前乡村中非常普遍,比较而言,宋村的状况还相对较好。其他地方的相关情况,请参见陈柏峰:《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2008年,第151-167页。」原来村庄中的纠纷基本都是内部解决,偶尔有国家力量介入,这样村庄内部实际上具有"自净"功能。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半熟人社会里,人们遵循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在情、理、法和力之间寻找平衡点。但是乡村混混力量介入后,不但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更关键的是它直接冲击了熟人社会的秩序逻辑,而彰显出依赖横暴力量的丛林逻辑。虽然国家力量和乡村混混都属于"外力",但两者差别巨大。因为在村庄生活中,纠纷解决的地方性规范①「地方性规范是与地方性共识相关的一个概念。地方性共识是指村庄中绝大多数人在生产生活中共享的具体知识,这种知识在一定的区域内被人们知晓,为一个区域内所有的人共享。地方性共识为生活于其中的农民提供了行动的无意识依据,将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本地认识和对未来生活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其行动中的理所当然。当地方性共识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判断应当如何的标准,那么这种地方性共识就在实践层面成了地方性规范。参见陈柏峰:《地方性共识与农地承包的法律实践》,《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地方性规范不是永恒不变的普遍性规则,而是根植于村庄具体生活中的特殊性规则。村庄在与外界互动发生变迁时,必然会导致地方性规范的变迁,因此,地方性规范是一个受时空现实影响的动态实践体系,它不必然与现代社会和国家相对立。地方性规范蕴含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它们隐藏在村庄生活中,关涉到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和意图,是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行动的价值基础。个人生活的内容和人际互动方式的变化,会推动乡村社会中价值和意义系统的嬗变;这种嬗变必然影响并推动地方性共识和地方性规范的变迁。当下,整个中国农村不断向现代社会迈进,地方性规范中的现代性因素也会越来越多,这样国家法律进入乡村社会时就会更容易、更通畅。将地方性规范看成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系统,这是我们理解乡村社会法律实践的前提。」往往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之内,村庄秩序的平衡点尽可能地偏向于"情、理、法".而当前乡村混混在处理问题时虽然偶尔也会顾及一点"情、理、法",但是他们更加倾向于"力"的一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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