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2 次 更新时间:2008-12-23 17: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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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进入专栏)  

  

  【摘 要】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就存在长达百多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但如何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有所长,而且事实证明目前中西哲学已在对话中相互吸收、相互容纳着。中国哲学因吸收了西方哲学而正从“传统”走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者也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独特的中国哲学中得到某些启示。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回顾其文化源头、传承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在21世纪,中国哲学必将在“反本开新”上,融会“中西古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取得辉煌的成就。

  

  【关键词】哲学 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吸收与融合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第一次是自公元一世纪以来印度佛教文化的传人;第二次外来文化的传人可以说是自16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人。这两次重大外来文化的传人大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传人,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它每一次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为了说明“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哲学发展”,本文打算先回顾一下印度佛教传人的历史,看看是否对西方哲学的传人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

  

  印度佛教(包括它作为哲学思想)传人中国大体上说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1)由西汉末至东晋,佛教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佛教传人中国后,开始相当长一个阶段所讲的内容主要是“魂灵不死”、“因果报应”之类,在中国实有这类相似的思想,故佛教可依附而流行。至汉末魏初,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渐多,而分成两大系在我国流传:一为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禅法,时《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等已译成汉文。或讲呼吸守意,而与道家、神仙家相类;或以“五阴”(即五蕴)配“五行”,“五戒”配“五常”,说“元气”即“五行”即“五阴”。这些附会之说自与佛教不相牟合;二为支娄迦谶系,为大乘佛教,讲般若学。支娄迦谶一系认为人生根本道理最重要的是使“神返本真”,而与“道”合,此已见受老庄思想之影响,而渐依附于魏晋之玄学。盖因玄学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而佛教般若之“空”、“有”问题与之颇相接近。东晋初,般若学虽有“六家七宗”之分,但其讨论的基本问题仍是玄学的“本末有无”之辨。而僧肇之《肇论》既是魏晋玄学之总结,又是中国佛学中国化之初始。(2)东晋后,佛典翻译渐多,且系统。已见印度佛教与中土文化之不同,而引起两种不同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并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影响和吸收。从今日保存之《弘明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争论的问题有“沙门应否敬王者”、“神灭、神不灭”、“因果报应有无”、“空有关系”以及“夷夏之辨”等等,且此时期佛道两教的争论则更为激烈,如有“老子化胡问题”、“轮回与承负问题”、“神形与生死问题”等等。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儒、道、佛三家也在互相吸收着。特别是道教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思想,而佛教则容纳了儒家思想的若干成分,此时已有儒士而信佛,如刘勰,道士而立佛道二堂,如陶弘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说,存在着中国朝野对外来佛教文化,采取的是吸收、容纳、甚至在某种程度抱着欢迎的态度。(3)自隋唐以后,印度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同时中国文化又深深地改变着佛教文化的形态。特别是在儒、道两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例如天台、华严、禅宗在心性问题上融合了中国儒家的心性学说,天台甚至吸收着道教的某些思想,而华严和禅宗无论在内容与方法上都与老庄思想(如“任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宋后,可以说印度佛教完全融化在中国文化之中(此时印度佛教在印度几乎已经断绝),形成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

  

  西方文化(景教)早在唐朝已传人中国,后因唐武宗灭佛而波及景教。此后景教在中国逐渐消失,而元朝的也里温可教也随着元朝的覆亡灰飞烟灭了。西方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是在16世纪末,当时传人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耶稣会的一些学说。这时的传教士采取的策略是使基督教附会于原始儒家思想(如利玛窦),而中国之士大夫除个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皈依了基督教外,绝大多数士人或对基督教持反对态度,或以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来了解基督教,或欣赏西方的奇巧技艺。这点从某个方面看有点像佛教传人之初。至清初,因礼仪之争,西方文化的传人有所中断。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地涌人中国。自此在中国存在着长达百多年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

  

  清末,“中体西用”开始曾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尔后随着某些学者对西方文化了解较多而逐渐有所改变,其中介绍西学最有力者为严复。民国以后,“中西古今”之争仍然不断,袁世凯称帝之前有“孑L教会”之建立,以儒家思想排斥、批判西方文化。其后于1915年始有以杜西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青年》杂志的争论。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有胡适与李大钊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五四运动前后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论战之高峰。以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派和属于实用主义阵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胡适联合举起“打倒孑L家店”的大旗,提倡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由五四运动引进的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力,自然也会引起“中学”的反击。当时最著名的维护中国传统的学者一是梁启超,一是梁漱溟。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对西方科学的批判虽有广泛的影响,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相当深刻的回应。1923年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次论战表面上看来以“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对“中学”(以张君励为代表的“新宋学”)的胜利告终。但其结果造成了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派的分裂。自此以后,在中国文化问题实际上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实用主义改良派和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发生在20年代末的“哲学问题”论战和其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问题”论战,都表现在“中西古今”之争。1935年,萨孟武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再次掀起大规模的“中西古今”之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中西文化论战缓和了一些,但仍然发生过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和维也纳学派洪谦教授与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这些也都反映着哲学上的“中西古今”之争。

  

  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中国的文化也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当时有所谓“一边倒”的政策,全盘倒向苏联,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全盘西化”的表现。这时要求中国思想文化界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日丹诺夫的三个讲话为指导,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大搞所谓“破四旧”,其结果造成中国的思想文化与世界思想文化的隔绝,使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在政治路线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文化上的“古今中外”之争仍然没有停止。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因此必须批判封闭式的专制主义的新老传统的影响。90年代初,在学术文化界有两种思潮逐渐活跃,一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是“新保守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中国,但没有广泛流行,到90年代初突然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特别流行的思潮。为打破思想文化上的一元化,因而大量引进和阐发“后现代主义理论”。稍晚,大约在1992年在祖国大陆出现了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部分学者有见于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或许可以纠正西方文化的某些偏失。1994年6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一些人宣扬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摈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1995年初在《孔子研究》杂志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不少学者对上述《哲学研究》的看法提出了批评。同年,《东方》杂志有署名文章也批评了《哲学研究》,认为把“国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立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可能,“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学研究对立起来,重新以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国学’的怀疑和批判”。这场发生在90年代中期的争论虽未发生重大影响,但从一个侧面看,仍然是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的表现。与此同时,某些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有较深研究的学者,对中国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也就引起了某些传统文化的保守派的反击,并促使了在海外流行的现代新儒学在祖国大陆得到某些学者的认同。其时还有一部分学者对中西文化都有所了解,而企图调和两者之间的分歧,在不同中求得相互理解,以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至9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之间的争论,至今仍在继承之中,但旁观者一般都认为仍然围绕着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不能不看到这还是与“中西古今”之争有关。

  

  近百年来,在我国一直存在的“中西古今”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其中包含着把“古”与“今”对立起来的思想趋向.这种简单化地处理文化间问题思想方法,是不利于文化健康合理发展的。当前,我们应该抛弃把“中”与“西”和“今”与“古”对立起来的观点,走出“中西古今”之争。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说,我国目前文化发展似乎正处在如南北朝至隋唐之间,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冲击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之初,即由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阶段转向本土文化,开始消化外来文化的第三阶段。在这第三阶段中,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而进入全面、深入地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时期。要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也许应把握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我们应该看到中西两种文化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同”之处,而且即使所谓“相异”,也可以在对话与商谈中得以调和,而做到“和而不同”。第二,任何文化都会因其地理的、历史的、民族的甚至某些偶然的原因而有其优长处,也有其短缺处,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地解决所有民族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它可以解决人类存在的一切问题。古代的思想固然是在当时环境中产生的问题,它虽有时代性,但是古人所考虑的问题也是人类的问题。所以它同样存在着超时代性。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哲学虽千变万化,但它思考的问题大体上仍然是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问题或者是那些问题的延伸。当代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同时大体上也还是先秦时代各家提出的问题或者是那些问题的延伸。所以雅斯贝尔斯说的:“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我认为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

  

  下面我打算以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例,来说明中国哲学在与西方哲学相遇后,现在正是处在如同佛教传人中国后的第三期之初那个时期,正在走向吸收和融合西方哲学的时期,并可以预期在经过一个不太长的时候,会形成全新的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现代中国哲学。

  

  中国原来没有“哲学”一辞,甚至相当多的西方哲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例如黑格尔认为中国所有的只是意见,“与意见相反的是真理”。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到东方思想,他说:“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他谈到孔子时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他那里思辨的哲学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97页,1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哲学”(philosophy)一辞最早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 1897)借用汉语“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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