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39 次 更新时间:2008-12-18 15: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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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进入专栏)  

  

  2008年6月16日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演讲

  复旦大学光华西主楼1001

  主持人:郜元宝

  

  今天的题目是命题作文,但正好和我现在做的研究有关系。 先交待一下背景:我本科虽然读的是中文系,但个人兴趣一直在批评理论。八十年代在北大读书时不守规矩惯了,到美国读博士,写博士论文前先写了本书(《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以及新电影》)。美国学术体制很严格,第一本书一般都是博士论文,但我却先写了本书,本想回头再花一两年时间写论文,但才写了两章就找到了一个正式教职,所以就在余下的五个月匆匆忙忙赶完了这个有关周作人、现代散文和现代文人意识的博士论文。郜元宝教授说我和他是在周氏兄弟研究上“交叉跑动”,他跑到这儿我跑到那儿。听说他现在做周作人,我又在做鲁迅了。我二十年前写过一篇谈鲁迅和本雅明历史观比较的文章,虽然在美国教现代中国文学课的时候总会讲到鲁迅的作品,但直到两年前才开始系统阅读鲁迅,尝试把这种阅读融入我一般的理论和批评工作。我想国内读者对我批评理论方面的工作更熟悉,包括我在政治哲学和文化理论方面的工作,比如像《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文学批评,如果我那本急就章的博士论文也算数的话,可以说在体制和“科班训练”意义上所做的研究和周氏兄弟有关吧(笑)。今年暑期回国已经在“重读鲁迅”的大标题下作了五六次不同内容的演讲,元宝希望我来谈谈文学批评的问题,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讲,这可以说是我的初衷。今天我的问题很直接了当:第一,重读鲁迅能给我们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带来什么启示和新的东西;第二,反过来,对于文学批评概念的思考在什么程度上能帮助我们重读鲁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部分,就是“‘重读’怎么读”的问题。怎么来看文学史、文学性和文学批评。也就是说,重读鲁迅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

  

  我觉得对鲁迅的阅读本身不可能仅仅是语文教学和文学史训练意义上的细读或泛读,如果读得有味道,它肯定是有理论味道的——有理论含义和批评的方法论在里面的。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和角度展开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会看到一串名字:从本雅明到保罗-德·曼,到德勒兹,到杰姆逊——我并不是来向大家介绍西方理论的思潮、模式和方法,我的兴趣不在这儿,而只是想借用这几个批评模式来说明我在读鲁迅的过程中的一些考虑,这样比较方便;但这些都是关于文学史、文学性和文学批评这几个基本概念的考虑。

  

  我想先从本雅明讲起。先声明我不是要套用本雅明的方法来读鲁迅,我不主张这么做。读鲁迅就是读鲁迅,用一种老式的说法就是:用一种中国气派的读法读出自己的东西来—一切都在文本里。但是为了说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在现代学术体制里边又不得不假借一些这样既成的符号来解释我们所做的中国内容。今天介绍的是大家不太熟悉的早期本雅明。在本雅明在搞青年学生运动、做博士论文、研究德国浪漫派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没有发表过的小文章、手稿里面,专门谈到了文学史、文学批评和审美判断这三个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有一个感觉是:在九十年代以来所谓国内学术界“思想被学术代替”的总的势态下,文学史概念变成学科范围里的笼罩性概念。我们的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的训练,从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到教授出版评核职称,统统是在围绕文学史转。我们的学生到中文系来学习,实际上是来学习一大堆文学史,即有关文学生产、流播、研究和评价的种种通史、专门史、断代史。而本雅明的问题很简单,他那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但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哪个重要——这的确是一个很基本、很要紧,但大家却不太去想的问题。

  

  本雅明以他特有的出人意料的方式做了一个回答:文学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派生的;没有文学批评就没有文学史,但好的批评家其实都已经是文学史家了。这观点在今天的学科氛围里看好像有点不专业,有点离经叛道。你搞作家评论、当代文学批评这个怎么能代替文学史呢,我们文学史是学术,而批评家不过就是发发议论。但本雅明说不然。 他问道,“文学史”的重音是落在“文学”上,还是落在“史”上? 如果说文学史基本上是个“史”,属于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那么西方从古希腊的史学写作传统,经维科以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科学,到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都有非常严格的“家法”。按照这个传统衡量,文学史不要说是个“边缘学科”,它基本上是个不够格的、没有严格标准的史学写作形态。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文学史放在近代西方历史科学的标准上来看,它没有一个史学的基础;它唯一能提供的历史知识,以及人们兴趣的来源,都是来自文学,而从来没有哪一部文学史作品能够跻身于伟大的史学著作之列(但我们知道有伟大的科学史、交通史、边疆史、战争史、外交史,等等)。所以,读文学史的人感兴趣的是文学,不是史;它存在的理由最终来自文学,而不是来自史学。但对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从文学史里得到的是什么呢?有关文学的编年史、资料史、作家生平传记、文学活动纪事、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积累和整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能为人提供什么样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呢?本雅明当然不是否定种种有关文学的知识的重要性,但他相信真正喜爱文学的人都会本能地吸收这样的知识而不受文学史窠臼的限制,因为文学史一方面不具有历史科学的严格性,但另一方面却也不能为“什么是文学”这样的问题提供答案,就是说,它在终极意义上,对人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无所裨益。放在我们今天,问题就是,我们读鲁迅究竟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学史的“物件”去读呢?还是作为文学批评的对象上去读、从审美判断的方向去读?是作为文学史、学术史的材料?还是作为文学文本和写作来看?进入鲁迅文本的前提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重读鲁迅,我觉得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我们今天肯定不能解决这个争议,但这不要紧——关键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样我们可能通过对鲁迅文本的又一次的接触、体会、分析,在试图确定我们和鲁迅这个文本的关系的同时,推动有关文学史、文学批评和审美判断的理论性讨论。

  

  在本雅明看来,文学史附属于文学批评,文学史是由文学批评派生出来的。由于我们对文学的兴趣,对阅读的兴趣可以派生出来对文学的来龙去脉、它的材料、传记性的知识、历史的传承,所有这些对文学史知识的热情来自于对文学的热情。对文学的热情首先是对文本的关心,对文学性的关心。这种兴趣、热情和关心是无法被历史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满足的,任何知性的、分析性的东西都不属于这个范畴。而文学批评则关系到文学作品和文学本身的“诗的使命”(the poetic task)和“诗的前提”(the poetic premise),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不但最终通过阅读和批评完成自身的使命,它的存在本身都是由这种阅读和批评为前提条件的。这是本雅明从德国浪漫派的文学史、文学批评追溯到——因为我们知道,德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源在德国浪漫派以来的文学研究,包括翻译,作家作品研究,这是他很熟悉的一块,他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题材,《德国浪漫派的批评概念》。最终本雅明指出,文学批评自己也不是第一性的,它的哲学基础来自审美判断或康德定义的“判断力”。打个比方说就是,文学史是三级学科,文学批评是二级学科,美学是一级学科。文学批评或艺术欣赏最终的问题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康德意义上的“审美判断”。

  

  我们知道康德写过三个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分别处理知性问题(认识论问题);道德伦理问题;和审美问题。这三种人类基本官能在康德看来各有其自律性,分属不同的范畴。如果仅从这个分析来看,文学批评和文学本身同属审美范畴,而文学史则属于认知范畴,远近亲疏,当然很明显了。我们读一个作品最后是要做判断,最终要对作品的艺术和审美价值作出评价和判断。批评的基础就来自这样一个基本范畴,而批评的活动范围在外延上涵盖了文学史的知识领域和认识旨趣。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康德所谓的judgment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判断,比如看见一件艺术品就可以发表议论,品头论足,最后下个判断“好看”、“令人愉快”,或“不好看”等。康德用的德文词(Urteilskraft)相当于“判断力”,中文翻译比英文翻译到位,因为它指的是一种“力”:能力、潜力、可能性和自由。正是这一层意思界定了康德“第三批判”的自律性,因为在文学艺术和审美判断的领域里,我们不需要知识和道德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确信,获得对世界的一种非知性、非道德的把握,它让我们感受到特殊之物(比如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情结或一种旋律和节奏)内涵的一般性、普遍性真理,虽然后者不是由知性所把握的。这种感性和理性结合的“直接性”,这种个别事物同普遍原则的“可结合性”和“可交流性”,就是审美判断(力)所代表的能力、潜力、可能和自由,它体现了人类心灵的绝对的个别性与普遍原则只见的奇妙的沟通;它不能以认识、分析、论述的方式获得,而只能通过一种创造性活动—--创作和批评—来获得。我个人重读鲁迅的努力,就是尝试把文学史的东西暂时放在“括号”里,从文学批评的层面进入文本,在判断力或judgement的层面展开鲁迅写作的特殊的能力、可能性、自由和批评的潜力。

  

  第二点是保罗-德·曼所谓的文学形式本体论的问题,它反映了他对新批评以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不满,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换一个角度来谈本雅明提出的问题。德曼指出,所有有关于文学的认识性和分析性研究,归根结底上都无法回答一个问题:文学是什么。我们所有人在做的工作最多都只是回答了文学不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回答文学是什么呢,德·曼说这个问题是连问都没办法问的,因为“文学本体”的存在方式对“什么是文学”构成不断的颠覆,并通过这种颠覆和混乱使文学不断回到文学性的起点和根源:文学性。任何一个好作品都会颠覆前面一个好作品确定下的什么是好作品的概念,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和写作样式都会把以前确立的标准相对化。史诗确立起来了,悲剧把它打倒了;悲剧建立起来了,小说把它打倒了;小说建立起来了,散文、散文诗、现代诗把它打倒了;包括纪实与虚构的边界的打破,包括现在的网络文学,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不断地颠覆既定的文学的本体论。文学的本体论,换而言之,是一个永远在被重新界定的过程,它的“新”实际上是不断地要归向一个更古老的源头。在这个问题里,不考虑文学本体性内在的颠覆性,文学的“法”是个“无法之法”,是自身颠覆自己的一个“法”,始终是把一个成文法变成一个不成文法、再把不成文法变成一个成文法的这么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德·曼是用这个方式来回应新批评派以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同时也是在对抗马克思主义要把文学还原为历史、社会学以及意识形态的生产等等,它是强调文学内在的“法”,这个内在的“法”是一个自我颠覆、自我消解、又自我生成的一个虚无的本体,一个有生产性的nothing,就是“找不到”的一个东西。

  

  联系到鲁迅的写作,我们不妨看看《野草》、《朝花夕拾》,看看《吶喊》和《彷徨》里面的许多篇目,比如《社戏》、《故乡》,更不用说他后期的杂文,就明白鲁迅的写作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形式创新”,而是一种不断的颠覆和重建,是在不断地探索文学的边界,是在看似离文学最远的地方把白话文学同中国文学的源头重新联系起来。《野草》是散文诗,某种程度上它既颠覆了诗的稳定性也颠覆了散文的稳定性,在这个互相颠覆中,诗在形式空间内部把散文这个形式变成了一种内容。《野草》这么难读,我想有一个原因是它内部的形式空间是双重的,诗以散文为形式,散文以诗为形式,在纯形式的层面上,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就是说文学形式之间互相形成了一个寓言式的互相生成的关系,这是把一个既定的文学法则既颠覆了又重新确立起来的过程。《朝花夕拾》一般认为是个人回忆性质的散文作品集,可是它这里边有很强的叙事性、虚构性。有些篇目比如《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它都有文学的虚构的形式,有它的复杂性。《吶喊》与《彷徨》里边的作品又有些回忆和传记性的杂文和散文。我还有个比较离经叛道的说法是,《伤逝》不是个小说,是个哲学论文。还有杂文和杂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界定这个杂文和杂感。杂文是鲁迅写作的一个高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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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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