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短命早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10 次 更新时间:2008-12-15 11:48:42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杜光 (进入专栏)  

  

  1989年的上半年,一份高举政治体制改革旗帜的杂志悄然诞生。在中国报刊史上,这大概是唯一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刊物。它得天独厚,别树一帜,本来可以为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一定的贡献。可惜,它只生存了半年,便被“六四”后的政治狂飙扫灭了。为了使这个短命早殇的婴儿留下一些痕迹,像一滴水融进大河一样,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画卷上点染进自己的色彩,我作为一个最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事人,在这里把它从头到尾作一个记述。

  

  一、概况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刊,研究会在筹备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要创办一份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刊物。在研究会成立前后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都把如何办好会刊列为座谈内容之一。如参加1988年4月17 日的会议座谈的,有中央党校的青年教师李忠杰、戴学正、王伟光、李小兵、庞元正、王怀超、姚鹏等;参加8月5日的座谈会的,则是校外的青年学者,如黎明、王至元、符国栋、王焱、荣敬本、朱家明、武欣、白南风、王军涛等。他们在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成立研究会发表了许多高见的同时,还积极支持创办政治体制改革的专业期刊,并且提出了一些办好刊物的建议。如:办刊物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追逐短期效果,应该一开始就打出自己的特色;要在众多的刊物之林里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能目光短浅地追求新闻效应;既要从理论宣传的角度出发,注意普及性,也要有一定的深度,具有前瞻性;既要有改革理论的研究,也要反映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刊物容量可以大一些;每一期都应该有一两篇调查报告,提供政治体制改革的典型经验;除了公开的刊物外,还可以办一份内部增刊,讨论一些比较尖锐、比较敏感的问题,在内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也可供高层参考;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不仅是民主问题,还有观念的问题,制度、机构问题,还牵涉经济体制改革,办刊的视野应该宽一些,栏目可以多一些;等等。

  8月11日,我们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申请登记,12日便得到了批准,并发给国内统一刊号:CN 11—2512。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由我担任主编,副主编是王贵秀、石肖岩、田夫。编辑有7人,按照姓氏笔画排列,是:冯仑、李健、李兴国、周为民、柏铮、姚鹏、盛斌。

  要办刊物,最紧迫的事情是组织稿件。在研究会的理事、干事们的努力下,在大体有了两期多文稿的情况下(包括预约的稿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按计划在1989年1月15日推出了创刊号。创刊号为十六开本,96页,后来各期也都保持了这个规格。刊物每份定价1.95元,初期订户六千多,加上赠送和保存,每期印了一万册,开支印刷费、稿费等约一万八千余元。预计达到一万订户就可以收支平衡,但没有达到就停刊了。

  创刊号设置了10个栏目,包括“京华寄语”、“述评”、“座谈纪要”、“对策意见”、“经验介绍”、“争鸣园地”、“考察报告”、“个案分析”、“时论摘要”、“有史为鉴”等,发表了21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和介绍了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如胡振民的《破除“官本位制”》,张宗厚的《建立法治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黎鸣的《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论我国当前改革的出路》,王逸舟的《政治现代化七议》,吴稼祥的《腐败的抑制:三种机制及当前的选择》,崔佩亭的《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都不乏创见,今天读来,仍然有着浓厚的亲切感、新鲜感。

  在3月15日出版的第2期上,增加了“海外纵横”、“时政随感”、“采风录”等三个栏目,除了8篇关于机构改革的文章和8篇“时论摘要”外,还有曹思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走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之路》,吴敏的《还权于政》,王振耀的《新制度的发育与体系化——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人事制度十年演进及面临课题》,陈复东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农村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孕育》,罗立为等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与出路》等。这些文章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5月15日出版的第3期增加了“宏观思考”栏目,在这个专栏里,发表了包心鉴的《论人民大众的参与》,李淳的《在完备的法制基础上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李根深的《从制度建设入手解决党政机关廉洁问题》,王伟光的《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动乱》等,都有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同期还登载了廖盖隆的《五四运动和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王小平的《腐败与政治现代化》,也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前三期还有两个值得一说的内容:一是连续三期都有《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记录了我国社会从1987年10月十三大召开到1988年10月底的政治动态,为涉及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另一个有意义的内容是第2、3两期载有以《采风录》为题的民间谚语歌谣述评。鉴于作者的《“采风录“小序》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我把它全文转记在这里: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采集民间的诗歌谚语以了解民情政情的传统。《汉书艺文志》就记载着‘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民歌民谣往往是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的深刻而形象的反映,它像一面多棱镜,从各个不同侧面映照出人民纯真的感情和简朴的希望。因此,收集民间的歌谣谚语,从中了解民心所向,发现社会某个层面存在的问题,是改进我们的工作——从体制、作风到方法——的一个很好的捷径。

  对于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来说,民心向背是是事业盛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古语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这句话就简练而深刻地表述了这一真理。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与震动,在这个不断变动的形势下,尤其需要倾听来自群众的呼声。当然,民谣民谚一般是以漫画式的夸张语词来反映社会问题的,所以有时不免失之片面,有时甚至是以扭曲的形式反映出来。但我们不能要求它具有科学定义的缜密性,就如同不能要求漫画与照片相同一样。包含在民歌民谚中的合理内核,有时会比某些严肃的科学论断更值得玩味思索。我们设置‘采风录’这个栏目,就是想开辟一个反映群众爱恶和企求的窗口。希望我们的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能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了解民心政情,‘观风俗,知得失’,进而做到‘自考正’。如果能起到这么一点作用,那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第2期评述了4条“时风”,如:抨击检查团腐败的“检查检查,吃了不查;验收验收,有礼就收。”讽刺“三不式”干部的“喝酒七八两不醉,打牌一两点不睡,干好事样样都不会!”。第3期也有4条“时风”,如为胡耀邦抱不平的反讽民谚“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公仆不能下。”(按:最后一句应为“小平不能下”,有人提出不要提邓小平为好,最后改为“公仆不能下”,印出来后我有点后悔,不改多好) 还有一首是赤裸裸地描述社会众生相的:“富了投机倒把的,奖了弄虚作假的,提了溜须拍马的,苦了奉公守法的。”

  在杂志上刊载讽刺时政的民谣,可谓别开生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这样做的杂志。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再尝试一下?

  第4期在7月初就已经印好了,其中也有一些颇为可读的好文章,但因为对一篇文章意见分歧,没有寄发就销毁了。具体情况下面再说。

  这份短命的杂志在形式上也有些特点。第一是目录采取直排,每期占两页,从左到右,独特而醒目;第二是从第2期起,在第1页介绍本期某些文章的主要内容,读者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本期有哪些精彩的篇章;第三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标题前,列出本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或精彩文句,读者在阅读全文前可以有一个总体的印象。这里说的后两个做法,现在有些杂志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但第一种做法却很少见。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和热情,投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除了终审全部文稿外,还担负起版面设计、审读一校清样(为了修改版面)和三校清样(定稿付印)的工作。因为其他工作较多,这些编辑工作经常只能放在晚饭后做,往往做到一两点钟。虽然比较辛苦,我却因为这份杂志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而乐在其中。当然,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不愉快的矛盾,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次,我曾经戏称之为“内忧外患”:两次“内忧”,一次“外患”。

  

  二、第一次“内忧”

  

  第一次“内忧”发生在1989年2月。我把一篇题为《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试论我军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编进双月刊的第二期。这篇文章是济南军区的一位青年军官写的,在此以前,他写过一篇相同内容的文章,发表在部队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在军委总政引起反响,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他对那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补充,经由一位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研究生,交到我的手上。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主张“实现军队的国家化”,“变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为国家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使军队体制纳入国家统一体制”。文章认为,军队现行的领导体制“不符合军队国家化的要求,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关系不顺,军队发展脱离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的要求,军队建设离开国家法制的保证,决策缺乏透明度”,“给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带来许多弊端”。文章还提出:“现有的军队内部领导体制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应逐渐转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军队中党的组织不再是权力机构”,“党委把权力交给行政首长”。我很赞同他的观点,略加修改就采用了。

  有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我表示了不赞成发表的意见。他们的主要看法是:军队的问题比较复杂,而文章的内容又比较敏感,我们杂志初办,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千万不要“触雷”。我认为,军队国家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早晚会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不提还有谁敢提?何况这个问题已经在部队的内刊上发表过,引起了讨论,我们不过是扩大讨论的范围罢了。所以我还是坚持要用。这样一来,就在编辑部和研究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都不同意我的做法,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也出来干涉。我成了孤家寡人,孤掌难鸣,只好在三校清样时把这篇文章撤下来。

  应该承认,当时把那篇文章撤下来是有必要的,常务理事会也有权过问这个问题。但是,我却由于情绪偏激,一时无法冷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在筹备杂志并确定由我担任主编的时候,有人提出成立编委会,我不同意。我主张实行主编负责制,有问题由我承担全部责任。常务理事会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实行主编负责制。我认为,这次撤稿事件,意味着常务理事会违背了对我的承诺,今后事事干涉,我就不可能再独立自由地开辟这片新天地了。思想一钻进牛角尖,做事就缺乏理智了。3月2日晚上,我写了一封给常务理事会的信,现在重读,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信来。我把信的全文抄在下面,使这个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能列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的短暂的历史里。

  老史并常务理事会诸位:

  关于《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一文,我尊重并接受常务理事多数的裁决,把它从第二期上撤下来。但这样做也就意味着常务理事会收回对我作为杂志主编的授权,而我也就没有义务再留在主编这个岗位上。当然,为了减少第二期的政治损失(我不能不痛心地指出,这完全是由于你们的庸人自扰心理造成的),我可以作为编辑部的普通成员,对版面进行技术处理。但这是我对编辑部的最后义务,此后即不再同编辑部发生任何关系。

  与此相联系,我与诸位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合作基础也已不再存在,因而也无法再担任干事长的职务,诸位另请高明吧!

  杜光 1989、3、2.

  这封很不像话的信后来有没有送出去?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可能是写完以后,出了心头的气,信就没有往外送了。事实上我还继续担任着研究会干事长和杂志主编,撤消文稿的事,并没有影响我后来的工作。

  

  三、“外患”

  

  大概是在4月下旬,我收到我女儿从美国寄来的信,随信附来纽约中文《世界日报》3月17日的剪报。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篇伪造的新闻,读起来颇有点惊心动魄。新闻不长,题文照录如下:

  公然鼓吹多党制 触犯天条 官方杂志出纰漏 自打耳光

  (本报香港讯)据十六日的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北平流传的一个消息说中共在最近突然收回了一本被认为内有鼓吹多党制文章的期刊。

  北平的消息说,这一份杂志是由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出版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创刊号。它是在三月初才刚上市,但不久即被收回。据悉,下达回收令的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鲍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杜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327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