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军机事件透视美国战略意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8 次 更新时间:2003-05-30 1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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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进入专栏)  

  

  4月1日发生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随后发生的中美外交与军事冲突升级,更是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关心这一事件的人都在想,这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还是在其背后隐藏着美国的某种意图。

    

  1998年6月,我曾在《瞭望》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欧元统一与亚洲金融风暴及我国的中期战略选择》分析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因。我的分析是,由于欧元的启动,导致欧洲的避险资金流向北美和亚洲,从而造成美国经济的异常繁荣和亚洲国家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背离,使索罗斯这些国际金融大鳄寻找到外汇套利空间,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风暴。我的结论是,美国经济与股市的异常繁荣由于是建立在大量短期外资流入上,因此亦不可能持久,一旦欧元启动成功,引起欧洲避险资金回流,美国经济必然陷入衰退。

    

  然而我没有估计到的情况是,美国虽然没有经济手段能阻止国际资本的运动,却拥有冷战后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实力,仍可用其来制造区域动乱,达到阻止国际资本外流的目的。具体情况就是,当1999年初欧元启动后出现对美元强势的时候,悍然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在欧洲腹地造出战争风险,吓阻国际资本向欧洲的流动,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轰炸我驻南大使馆,阻止科索沃的和平进程。这一认识表现为1999年6月我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美国泡沫与战争图谋”。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欧洲经济又出现强劲复苏势头,2000年,欧洲经济达到10年来增长速度的高峰,但欧元始终没有出现强势,2000年上半年美国经济与股市也未显出丝毫颓势,是何原因呢?是国际油价。1998年以来,美国通过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一系列并购与操纵,推动国际油价一路飚升,上涨了3倍还多。由于欧美经济结构不同,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也不同,高企的国际油价导致欧盟国家的通胀指数不断攀升,迫使以稳定货币为宗旨的欧洲央行,在欧洲刚刚出现经济复苏势头的时候就被迫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这一认识,反映为2000年10月我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的文章“欧元、美国股市与国际油价”。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国际资本流向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经济就繁荣,反之就衰败。而美国的短期战略目标,就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维护已经流入美国的庞大国际资本不能出境。但事与愿违的是,美国操纵国际油价打击欧洲经济,却由于美欧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引起美国在欧利益严重萎缩,进而传导到美国股市,从而结束了美国股市与经济长达10年的繁荣。从2000年9月下旬开始,先是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严重下挫,其后纳指、道指双双下挫。2000年11月1日,纳指跌破3000点大关,2001年3月12日又破2000点大关,道指则于3月14日跌破万点大关。4月3日,纳指跌至1672.99点,道指跌至9485.71点,双双跌到此次股灾以来的最低点。股市崩溃直接导致经济衰退,美国2000年2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还高达5.6%,3季度就跌到2.2%,4季度又跌到1%,今年1季度也只有2%,大大低于去年1季度的4%。到目前为止,美国股市已经损失了3.5万亿美元的财富,而有关美国股市与经济的利空消息仍然不绝于耳,美国经济是否会由此而进入一场严重衰退,仍是前景叵测。

  

  美国股市萎缩,意味着大量资金已从股市溢出,今后流向何方则取决于资金拥有者的意愿。美国以外可以选择的投资场所无非欧亚两大块,从目前情况看,欧美经济联系紧密,美国不好,欧洲经济很难“一花独秀”,而且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又不断在欧洲的周边伊拉克、科索沃和巴、以地区制造新的危机,构造出欧洲的不安全形势,所以这笔资金难以向欧洲回流;在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目前仍然泥足深陷,走不出90年代初以来泡沫经济崩溃的困境,也不是好的投资场所,美国根本不担心日本会接走这笔巨额国际资金。

    

  最让美国害怕的是中国。当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攀附于美国经济走势的时候,中国经济却依靠我们庞大的国内市场,明显表现出独立于美国和世界市场的特征。去年各季度经济增长率连续走高,全年达到8.1%,比1999年高出整1个百分点,今年1季度仍然保持了持续上升势头。去年中国通讯、信息类制造业已晋升为中国制造业中第一大产业,但即使是中国的新经济部门也没有随代表美国新经济的纳斯达克股市崩溃而稍显颓势,美国半导体协会1季度估计,今年全球的半导体生产增长将可能从去年的37%下降到5%,但中国今年1~4月的芯片生产却增长了230%!全年看,中国今年的增长率可能略低于去年,但仍会明显高于7%,因而是全球大经济体中唯一能保持持续高增长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显露出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火车头”的态势。这种情况不可能不为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所重视。1999年世界《财富》论坛在上海召开,有71家世界500强企业到会,2000年在巴黎召开,只来了16家,今年《财富》论坛不得不再次到中国的一个城市――香港举行年会,又引来了6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对世界投资者的吸引由此可窥一斑。   

  

  1999年中国利用外资还是负增长20%,2000年已猛增了50%,今年1季度又大幅度增加了44%,外资进入中国已经再现高潮。此外,正当美国股市今年以来持续惨跌的时候,中国由于对内开放B股,连拉B股市场7个“涨停”,与美国股市形成强烈反差,对国际资本形成强烈震撼。所以,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接纳这笔国际资金。

  

  不言而喻,军机事件出现在美国股市急速滑落的3、4月份绝非偶然,美国由军机事件连续引发的拒不道歉、动用航母威胁、改变战略核武器瞄准重心等一系列闹剧,目的就是利用其军事优势,制造出到中国投资的不安全因素,使已经游离出美国股市的国际资本不敢到中国来。美国并非不想用经济办法挽救美国股市和留住国际资本,但美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新经济的泡沫过于严重,所谓“物极必反”,必须有一个“矫往过正”的时期,因此从年初以来联储虽已5次降息都没能挽回美国股市的颓势,只有采取非经济手段阻挠国际资本离开美国。

    

  也许有人会问,中美之间的各种冲突不断升温已有多年,过去冲突的地区是台海,这次只不过从台海转移到南中国海,凭什么说军机事件是美国出于保护国际资本不流出美国的目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中美军机事件反映的是美国的短期战略意图。在短期,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是防止国际资本外流,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反映的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意图,或长期国家利益。

    

  说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变化,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之后双方所签定的三个联合公报,已经奠定了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基础,即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对台军售保持在仅供防御的低金额与低技术水平。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国历届总统都坚持以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则处理台湾问题,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逐步密切,到1991~1993年,甚至开始露出和平统一的曙光。但1994年后,以李登辉访美和其提出“两国论”为标志,两岸关系急转直下,更有美国直接插手其间,又是提高军售等级,又是恢复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台湾海峡的巡弋,又是以保卫台湾为理由,把从未在美国本土之外部署过的巡航导弹部署到关岛,直到小布什上台后提出美国人要直接出兵保卫台湾。小布什还把中国从过去的“战略伙伴”视为“竞争对手”,美国国防部则拿出什么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美国在21世纪的首要敌人。美国的对台、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在1993年以后突然转弯呢?

    

  美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对台政策,对台政策都是从属于对华政策;美国也从来没有独立的对华政策,对华政策都是从属于美国的全球政策。所以,要理解美国对台、对华政策的转变,必须看美国的全球政策或全球利益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其中最根本的是看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发生了什么变化。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为欧洲是美国本土以外最富裕发达的地区,美国可以凭借从二战中对欧洲诸国所取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把这块肥肉划入自己的经济版图。从美国的海外投资看,二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对欧洲的投资只占16%,其中对欧共体国家的投资比重还不到7%,但到70年代中期,新增投资的一半以上已经摆在欧洲,而且直到90年代初期仍然保持了这种以欧洲为重点的投资格局,并更加向欧共体国家集中。

    

  美国在战后的50年代至70年代初,分别在亚洲的朝鲜和越南打了两场战争,这使得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始终摆在亚洲。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其主要智囊人物基辛格提出,美国的海外经济利益重心在欧洲,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应与其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才有美国共和党的极右派领袖尼克松跑到中国来主动修好关系、结束越战、联中抗苏等事情发生,才有1979年中美建交和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直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前两岸关系的良好进展。

    

  但是美国在欧洲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苏联的存在,欧洲各国虽然富裕发达,但是却分割成十几个中小国家,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对抗苏联的武力威胁,不得不依靠美国人出人出枪,提供常规军力与核保护。战后欧盟各国之所以长期以来在各种政治、军事、外交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在经济利益上对美国忍辱退让,盖因于此。但美国为与前苏联争霸,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在与欧洲和日本的长期经济竞争中逐渐落了下风。1973年欧共体从6国扩大到9国,其人口和出口额都超过了美国,经济总量略逊于美国,而到1990年欧盟成立前,无论是人口、出口额、外汇储备还是经济总量,都显著超过了美国。加上日本和“亚洲四小”的崛起,到90年代初,美国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早已从战后的50%以上下降到只剩五分之一。

    

  1991年前苏联解体,战后持续了近50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格局宣告结束,世界进入了所谓“一超多强”的局面。但是前面的分析说明,美国这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超”只超在军事上,其经济实力已落在欧盟下风。没有了前苏联的军事威胁,欧洲人就没有了对美国人的军事依靠,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就突显出来。换句话说,随着霸权格局的结束,世界的主要矛盾已从政治、军事方面转到了经济方面。而正是由于美国军事与经济实力发展的不平衡,使欧洲国家在摆脱了对美国的军事依靠后,敢于寻求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独立,遂有欧盟与欧元的诞生。

    

  美国无法阻止欧洲人统一的意志与步伐,未来数年内欧盟东扩,其人口、地域版图和经济总量更是美国难以望其项背,美国的势力迟早会被排挤出欧洲,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也会被不断压缩,美国人对此是无可奈何。而另一方面,由于70年代与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相继完成工业化,以及90年代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工业化的起飞,世界的经济重心正在逐渐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以日、港、韩、台加中国大陆这5个西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为例,1980年其产出总和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还不到14%,1997年就已经超过了20%,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0%还多,亦比欧盟国家高出1.4倍。

    

  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也直接影响到美国国内区域结构的改变。历史上美国的人口和经济重心都在东北部传统工业最发达的14个州,到50年代中期,该地区还集中了美国50%以上的人口和70%以上的制造业产出。但先是50年代与60年代的朝鲜和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国防工业在西部大量投资,以后是美国80年代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又在西部和南部集中了大量国防高科技投资,美国西南部地区的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为美国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太平洋东岸地区的高科技产业,与处于亚洲太平洋西岸的国家与地区展开分工,直接带动了台湾、韩国、香港、部分东盟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环太平洋地区的巨大新经济产业带,由此使战后美国新增的经济产出量越来越向西向南集中,最终引起美国的经济重心从东北部向西南部的快速、显著移动。1980年美国人口署第一次统计到西南部地区人口比重超过了东北部地区,十年后统计,西南部地区人口比重已达到55.6%,估计到200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64%;1982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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