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想象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4 次 更新时间:2008-11-26 13: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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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进入专栏)  

  但其中在纽约上市的中石油、中石化却向海外个人股股东分红。2007年,中央已经决定要国企分红,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变革。具体问题是,财政部和国资委之间在争论:分红收益交给谁,由谁来管理。但总的方向已明确:政府要减少对国企的行政性管理,国有企业不应该有行政级别,但政府要代表全民从国资中获得市场收益。二战后英国把他们的钢铁、电、铁路、煤工业国有化。但是英国政府并没获得利益,其利润被为集款补偿国有化成本而发行的国家债券的利息付款所抵消。因此,英国政府并没有从增长的收入中受益,它仅仅变成了管理者。有鉴于此,米德提出“倒转”英国的国有化模式,政府减少行政管理,但从国资中代表全民真正拿到市场收益。这是米德“自由社会主义”纲领的首要特征,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是米德“自由社会主义”纲领的第二个特征。“社会分红”是指每个公民,没有任何其他条件、仅根据其年龄和家庭状况就可以获得免税的社会红利。设立社会红利有两个基本考虑:(1)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2)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灵活性所要求的变化影响的收入,来减小个人风险。社会分红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实践。比如,自1982年起,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政府用该州的资源收入拨款设立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运营的资源永久基金,连续26年给在该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公民发放社会分红:每人每年几百甚至上千美元不等。

  社会分红启发我们,在社会保障体制上可以有所探索,并对现有的西方保障体系进行创新。社会分红优越于传统的“有条件收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地方在于,前者调动了受益者对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这种现象乍看起来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红利”似乎比有条件的收益(基于失业和疾病)更加削弱了接受低报酬工作的积极性。然而,直觉在这件事情上是错误的。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一个有80元的社会红利和20元的有条件收益作为补充的接受者将更加积极地去谋取外界的收入,只要那些收入在扣除所得税后大于20元;但是如果他或她整个地依赖于100元的有条件收益,那就不能刺激他们接受外界低于100元的收入。” 在中国的局部地区,社会分红的萌芽状态也已经出现。浙江与江苏为了奖励计划生育而规定,农村夫妇严格遵守了国家的计划生育,孩子是女孩的,政府就保证在一定年龄时发钱。无锡的农民被征地之后,35岁以上的农民每月都发几百元。

  事实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正在密切关注阿拉斯加州的社会分红实践。委内瑞拉、巴西、南非、以色列和美国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的主张。欧洲推动社会分红的运动更为强大,他们习惯把社会分红叫做“基本收入”。英国政府已经于2005年4月6日正式运行“儿童信托基金”,给每个2002年9月1日那天及以后出生的儿童建立一个“资本账户”,一次性地发给每人250英镑,由其父母存入储蓄账户或是低风险的股票市场账户,直至这些孩子成长到18岁时才可以取出。 2006年3月22日,英国政府又宣布对2002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儿童在他们成长到7岁时再发给每人250英镑。根据英国的一个理财公司(Virgin Money)计算,这些儿童出生时获得的250英镑,如果存入“资本账户”并且将每年获得的利息加入本金,按照每年7%的利率,18年后即可增长到1410英镑。这还没有将他们7岁时又获得的250英镑计算在内。现在美国民主党初选中的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提出了类似英国“儿童信托基金”的主张。我觉得中国完全适合参考这个政策,这就是我提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由来。其实,我国农村很多地方已实行多年的“社区股份合作制”,就是在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基础上的“局部社会分红”。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分红的制度条件,实际上会比许多国家更有利,因为我们有较大比例的公有资产,不必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需要在税收上做出复杂的设计。

  借鉴阿拉斯加州的经验,我们可以设想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与阿拉斯加的石油公共资源类似,我国中央国企大多在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较有保证的垄断收益更应造福全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个人独占。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阿拉斯加州的做法,将166家中央国企利润的50%作为本金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再将“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投资收益的50%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个人。如果按2005年的数据测算,即将166家中央非金融企业的6000亿元人民币的利润的50%,3000亿,投放到“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如果这3000亿元投资能产生10%的年收益,即300亿;300亿元的50%,即150亿,用于给全国人民社会分红;每人大约能分到10元多一点。其余的150亿,相当于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可由人大批准用于其它社会经济项目(相当于2004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总支出中支农支出1671亿的9%)。这个数目最初看起来是不多,但如果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等等,每年都能有两三千亿元的利润投入基金本金,几年以后基金本金就会变成上万亿元。假如,从第二年到第五年每年中央非金融企业能有3000亿元投入永久基金,到第五年后基金本金会增长为15000亿,即使是5%的年收益也能产生750亿,750亿的50%,即375亿元可用于社会分红。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本金会越积累越多,社会分红的数额也会翻番。全国人大每年还可讨论是否根据需要将中央金融企业的利润、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收入的一部分注入“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这样10年之后社会分红的数目将会很可观。这将打破“公有和人人无关”的神话,调动广大人民关心国有资产的积极性,也能促进我们政治民主的发展。

  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会同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简称《收益收取办法》)。中央国企从2007年起向中央财政上交部分收益。应交利润的比例,区分不同行业,分三类执行。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具有资源型特征的企业,上交比例为10%;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交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3年后再定。这一文件的执行,使我们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根据国资委网站的数据显示,2007年1至11月份,中央国企实现利润总额为9186.6亿元,全年将超过1万亿。如果按上交比例为5%或10%,再减去那些3年内暂不上交利润的企业,一般估计2007年中央国企向中央财政分配的红利在500亿~800亿之间。这一数额少于我2006年设想的3000亿(2004年6000亿元利润的50%)。根据这一现实的规定,我想我过去的方案可以做如下调整: 如果仍以上交利润的50%作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本金,按2007年上交利润的下限,即500亿元来计算,第一年“永久信托基金”的本金为250亿。如果“永久信托基金”在市场上的运作能够产生10%的收益,那么第一年年底可以获得25亿的收入。这25亿元的收入相对于我国的13亿人口是比较少的。因此我们可以参考英国的做法,先向新生婴儿发放“社会红利”。我国目前每年新生婴儿在1500万~1600万之间。如果这25亿元的收益全部向新生婴儿发放,每个新生婴儿能够获得150元左右。因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本金是每年递增的,如果2008年中央国企仍能够向中央财政分配至少500亿元,这500亿元的50%添加到“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里,那么“永久信托基金”的本金将会变成500亿元。仍然假定“永久信托基金”能够产生10%的收益,那么第二年年底,我们就可以有50亿元向当年的新生婴儿以及上一年出生的婴儿发放。以后各年,以此类推。也就是说,我提出的这个方案结合了阿拉斯加和英国的做法。阿拉斯加是每人每年都享受“社会分红”(阿拉斯加人口基数小,目前是60多万人,使得每人每年获得基金收益成为可能),英国是每一年当年的新生婴儿享受一次性的250英镑(到7岁时再追加一次性的250英镑)。如果按照我上面的设想,中国的新生婴儿以及以后每年得到的“社会分红”都存入他们的“资本账户”,每年利息再加入本金,产生复利效应,当他们达到18岁时将是一笔可观的数额,可用于大学教育或其他有益的事业。

  

  四

  

  最后简单说一下经济民主。我认为经济民主也是在市场经济中可行的。现在,我们流行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东有限责任制——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事实上,正是为了工人合作社的发展,穆勒才在1855年力主在英国议会中通过了不需特许的普遍的有限责任制。而亚当·斯密“国富论”是反对“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有限责任的,因为这样一来,资本家不承担全部成本,仅仅以出资额为限,资本家不会倾家荡产,企业倒闭只有银行和职工受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股东有限责任的逻辑含义是:资本家在企业盈利时也不应独享利润,因为他在企业倒闭时并不承担全部责任,而是事实上与社会分享。因此,劳动者不应仅仅是劳动力出卖者,而应参与企业管理,分享利润。米德设计的劳资合伙企业就是一个例子:外部的股东拥有资本参股证(Capital Share Certificates)、内部的工人拥有劳动参股证(Labor Share Certificates)。这个计划的运作机制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在劳资合股企业里,工人和风险资本家作为合伙者共同管理企业。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股可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普通股相比。工人合伙者在企业中则拥有劳动股。劳动股有权和资本股按同一比率分红,但是它们依附于每一个单个的工人合伙者,当他或她离开企业时被取消。如果劳资合股企业中任何一部分收益没有分红而是用于企业发展,新的资本股(其价值等于他们牺牲的红利)将分配给现有的所有资本股和劳动股的持股者。劳资合股企业的协调极大地减少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任何通过提高其持股者红利比率以提高某个团体境况的决策都将自动提高其他团体的持股者的红利比率。”我们的国家股、法人股也可以和劳动股组建劳资合伙企业。

  如果我们考虑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考虑劳动者的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8个字就是有极为丰富的内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领导者》24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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