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基地”组织的复兴和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6 次 更新时间:2008-11-13 23: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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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舒明  

  

  美国发动并主导的反恐战争迄今已达6年。一时曾遭到摧毁性打击的“基地”组织乘美国伊战错误获得喘息之机,逐渐东山再起。它进行了战略布局的调整和扩展,在更广泛的地域加大了对美国及其反恐盟友的打击。现在“基地”组织不仅未被削弱,反而越打越强。国际反恐斗争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一、“基地”组织的战略新布局

  

  “9·11”事件前,“基地”组织的重心在于打击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本土的美国目标,矛头集中指向“远敌”,即本·拉登所说的“蛇头”。“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加强了对本土和海外美国目标的安全防范,以及“基地”组织自身趋于分散化、本土化,它及其分支在更广泛的地域开展恐怖袭击活动,在打击美国目标的同时,加大了对伊斯兰世界温和派政府即拉登所说的“近敌”和美国反恐盟友的打击,以从战略上孤立美国。种种迹象表明,“基地”组织并不是像美国总统布什所说的那样在“逃窜”,而是在主动发起进攻。

  “基地”组织积极介入印巴、巴以、黎以、伊拉克等国际冲突热点问题,加剧了这些地区的紧张局势。2004—2005年,与“基地”组织有紧密联系的克什米尔伊斯兰武装组织在印度制造多起重大恐怖袭击,导致印巴在各自边境大举陈兵,双方剑拔弩张,一度走到了战争边缘。它一再利用阿以冲突在阿拉伯世界产生的悲情以获得更大的支持,竭力卷入阿以冲突。2005年12月,“伊拉克基地组织”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挑动黎以冲突。2007年夏,当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在加沙发生激烈冲突时,“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赫里就公开支持哈马斯,并呼吁全球穆斯林向哈马斯提供援助。伊拉克和阿富汗成了“基地”组织两大相互联动的前沿阵地。“伊拉克基地组织”袭击对象广泛,包括了美国及其盟国驻伊人员、伊拉克政府职员和军警、什叶派以及相对温和的逊尼派。2007年是该组织制造严重恐怖袭击事件较多的一年。3月27 日,伊北部泰勒阿费尔镇发生卡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150 多人死亡; 4月18 日,巴格达市中心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140 多人丧生;7月7 日,伊北部一个露天市场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156 人丧生; 8月14 日,伊北部尼尼微省“雅兹迪”教派聚居地发生连环爆炸袭击,至少500 人死亡。为了达到破坏美国主导的政治进程、使伊拉克成为一个神权国家的目标,该组织不惜利用伊拉克尖锐复杂的教派矛盾挑起伊拉克内战,频频袭击什叶派目标。同时,该组织将什叶派国家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看作与美国对伊占领同样严重的问题,有可能采取“以敌制敌”的策略,即在美伊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假冒伊朗袭击美军,以挑起美伊战争,实现一箭双雕、渔翁得利的目的。

  “基地”组织支持下的塔利班武装则利用美国反恐行动重心西移并陷入伊拉克之机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东山再起。从2006年开始,塔利班武装开始大规模对驻阿联军和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根据美国军方统计,2006年塔利班发动的袭击从前一年的1632 次增长到了5388 次,而自杀式袭击从27次增长到了139次。[1]其中11月6 日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6 名议员、59 名儿童死亡,这是自塔利班政权倒台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现在塔利班的控制区又重新扩大了。许多阿富汗人相信,塔利班正在走向胜利,而反塔利班行动已经失败。他们觉得美国又一次抛弃了他们。他们对重新塔利班化已经习以为常。[2] 巴阿边境的普什图部族区再次成为世界恐怖主义的核心地带,本·拉登等“基地”组织领导人可以安然无恙地在那里策划、煽动、支持恐怖袭击行动。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重要欧洲盟友,如西班牙、英国等均受重创。英国成了“基地”组织在西方活动的焦点,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重灾区。英国有长期应对恐怖主义的机制和经验丰富的反恐专业人员,但是,2005年“7·7”惨案还是发生了。这说明即使在严密的防范下,恐怖分子仍有能力突破防线,制造严重伤亡。自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以来,平均每六周即发现或挫败一起恐怖袭击。[3]英国受到了国际恐怖主义几乎无孔不入的渗透,本土伊斯兰激进分子与国外“基地”分子结成一个跨国恐怖行动网络。2006年夏,“基地”组织还阴谋劫持10 架从英国起飞的航班去撞击美国目标。若不是英国当局防范严密,美国可能又一次遭遇“9·11”事件那样的恐怖灾难和浩劫。

  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反恐盟国,如巴基斯坦、沙特等,也成了重点打击对象。“基地”组织除将阿富汗和伊拉克政府视为美国代理人而必欲推翻外,还积极推动激进伊斯兰势力起来推翻沙特、埃及、约旦、巴基斯坦等国受美国支持的温和伊斯兰国家政府。“基地”组织主要头目本·拉登和扎瓦赫里近年来发布的录像和录音中,关于打击伊斯兰叛徒的内容占据了前所未有的篇幅。受他们影响和煽动的极端分子连续对沙特境内的西方人、西方公司、炼油厂和油气管道、沙特内务部等发起了严重恐怖袭击。埃及、约旦也受到了多次严重恐怖袭击。在巴基斯坦恐怖袭击事件频发。举其大者: 10月19 日,卡拉奇发生针对前总理、人民党主席贝·布托的爆炸袭击,造成140 多人死亡,500 多人受伤。12月21 日,巴西北边境省一座清真寺遭到爆炸袭击,造成55 人死亡,35 人受伤。巴基斯坦政府高层人物包括穆沙拉夫总统也不时遭遇“基地”组织分支及其同情者的暗杀阴谋。2007年7月,“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同情者甚至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公然武装对抗政府,挑起了“红色清真寺”事件,制造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12月底,“基地”组织成员刺杀了贝·布托,使美国丧失了一个极为重要和可靠的反恐盟友,也使穆沙拉夫失去了一个可能重新稳定巴基斯坦局势的最重要的潜在合作者。这是“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之后制造震惊世界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

  此外,“基地”组织也加强了对美渗透。尽管美国在“9·11”事件后加强了本土安全防范和出入境管理,“基地”组织仍然能够在美国积聚力量,伺机进行大规模的恐怖袭击。2007年7月,美国情报部门分析认为,“基地”组织的力量已经恢复到“9·11”事件前的水平,并获得在美国发动袭击所需要的大部分能力。[4]

  

  二、“基地”组织形态的新变化

  

  “9·11”事件后国际合作反恐的新现实改变了“基地”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迫使“基地”组织在组织形态方面进行调整和重构。

  第一,进一步趋向分散化、网络化和本土化。“9·11”事件前的“基地”组织在结构上存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权力中心,以拉登为首的舒拉委员会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整个组织基本呈现为轴心辐射结构,核心领导层能对众多行动团队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和直接的指导、监督。其成员绝大多数为参与阿富汗抗苏以及其他地区“圣战”的阿拉伯“圣战”者。他们以阿富汗为大本营,聚集在阿众多的训练营地。

  阿富汗战争使“基地”组织丧失了阿富汗的大部分训练营,迫使汇聚在那里的成员逃向全球各地。“基地”组织还丧失了相当部分核心领导和骨干成员,其组织、指挥体系受到严重破坏。阿富汗战争后的新现实以及国际社会的反恐高压推动“基地”组织形态向着分散化、网络化的趋势转变。网络化组织不同于金字塔式组织,它的等级较少,呈现扁平化结构,决策权分散下放。最高领导集团的职责主要在于制定和提供战略和原则,下属机构对具体的行动有很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网络化组织往往由若干分散小组和个人组成,彼此之间保持松散灵活的横向联系,并根据具体任务组成行动团队。其有效运作有赖于成员之间高度的信任和协调。事实上,“所有使网络有效的因素‘基地’组织都拥有并得到强化”。[5] 现在,作为“基地”组织代表的“圣战国际”由“基地”核心、“基地”分支、本土化“基地”和“基地”网络组成。[6]

  “基地”分支则包括了正式建立的暴乱和恐怖组织,它们多年来受到了本·拉登的大力支持和精神导引。“基地”分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以前与“基地”组织存在合作关系的独立恐怖组织或极端组织。“9·11”事件后它们在人事、意识形态等方面受到“基地”组织更大控制,与“基地”组织核心建立起更紧密关系。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克什米尔的一些武装团体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是以前与“基地”组织存在合作关系的独立恐怖组织,后来升格成为有很大自主权的“基地”分支。在伊拉克由扎卡维领导的“统一与圣战组织”和阿尔及利亚的“萨拉非斯呼告与战斗团”,就相继在2004年10月和2006年9月宣布归附“基地”组织,分别成为“伊拉克基地组织”和“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第三种是“9·11”事件前“基地”就已经建立的分支。如在伦敦的分支、伊拉克的“伊斯兰安萨尔”等。

  本土化“基地”则由分散的、与“基地”有或曾有直接联系的小团体组成,其某些成员曾参加圣战运动或曾在“基地”训练营受训,然后回到居住地招纳本土成员,建立有很大独立性的组织。本土化“基地”网络则由与“基地”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在支持“基地”的激进“圣战”事业上理念相似,完全土生土长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构成。英国情报部门在全英国追踪的恐怖组织近220 个,[7] 其中绝大多数就属于后两类。2002年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伊斯兰堡等地开展针对西方人的恐怖袭击的未知名组织很可能就是本土化“基地”组织。这些结构松散的组织在“圣战国际”内部往往以自下而上的路径策划和制造恐怖袭击,它们集中代表了“基地”组织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的新发展。它们的专业水平可能不高,但其数量众多、不可测性大,因此同样构成巨大的威胁。对于这些众多地区性的恐怖组织来说,“基地”组织是其意识形态的共同核心。

  结构的变化也影响了“基地”组织行动方式。“9·11”事件以及此前“基地”组织制造的恐怖袭击往往由“基地”组织选派的特遣队穿越国界潜入目标国完成,而“9·11”事件后“基地”组织发起的许多恐怖袭击由其在目标国吸纳当地成员建立的行动小组完成。行动团队的建立、资源的汇聚、计划与行动目标的形成和执行等任务基本上都由本土化的下属分支机构承担。

  “基地”组织形态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基地”核心组织作用的削弱,相反,“基地”核心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还有所增强。在反恐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位于巴阿边境地区的“基地”核心组织及其领导人成了“圣战国际”运动的旗帜和精神中心,并且继续保持了等级制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一方面它继续以自上而下的路径借助其核心组织成员及其分支机构策划、实施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如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2006年未遂的劫持10 个英国航班撞击美国的阴谋等。另一方面,它比以前更加重视为全球各地的圣战者提供意识形态激励、战略和战术指导、资金和专家援助,更注重于承担一种全球恐怖主义的发动机作用,鼓励、指导和支持全球各地的恐怖主义基地。宣传战和意识形态战成了新“基地”核心组织首要的任务和工作重心,其中本·拉登“作为一种形象的威力要比作为一个人物要大的多”。[8]显然,“基地”组织已经成为“一个试图激励和协调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运动’”。[9] 2006年,本·拉登及其副手扎瓦西里就通过录像和录音的方式在媒体出现了21 次,其中拉登6 次,扎瓦西里15 次。2006年9月2 日扎瓦赫里在录像讲话中还带了一名美籍翻译。[10] 这对以“基地”组织为中心的全球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主义分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振奋和激励。

  第二、吸纳大量更年轻、有着丰富圣战经验的成员充实其领导核心。

  典型的如穆斯塔法·阿布·耶齐德、扎卡维、穆格林、杜尔马丁等人,他们拥有在阿富汗或者车臣的作战经验,都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重要头目。他们的国别和民族来源也更为广泛,不像早期的“基地”组织领导人那样来自几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另外,“基地”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在西欧( 尤其英国) 的招募工作,特别重视招纳和培养西方大学里那些有技术和专业素质的穆斯林激进青年为其骨干成员。2007年6月底7月初参与格拉斯哥和伦敦未遂的系列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中,就有许多是受过良好技术训练的医生和医学院学生。第三、日益与世界各地的跨国犯罪组织相互关联、学习和转化,双方结成便利联盟,融合共生。在“9·11”事件前,“基地”组织可以从伊斯兰世界( 尤其沙特) 众多合法的慈善组织获得大量资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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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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