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枫:在韦伯与舍勒之间

——评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7 次 更新时间:2008-11-13 23: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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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 (进入专栏)  

  海德格尔参与了对逻各斯理性主义的解构,但是他并不是用另一种形而上学来这样做的,相反,他最先把尼采主义划归到形而上学之列,而与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相对立。当然,不可否认,海德格尔充满了某种神秘主义的超感性倾向,实际上,最能体现感性生活原则的是维特根斯坦(后期)。

  

  不过,刘小枫以感性至上为现代性品质所要表达的是,现代人的价值系统发生了颠覆性转换,现代人以眼前的东西为绝对仅仅意味着根本不承认有绝对,现代人生活在相对主义时代。

  

  面对这个没有上帝、一切皆虚无的时代,韦伯和舍勒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方案。

  

  韦伯严格区分经验理性和价值、学术和“主义”,把后者当作纯粹个体性和非理性的东西排除在知识之外。在他看来,经验理性知识是唯一的知识,而价值被归结为个体偏爱和选择,并最终受制于个人激情、传统、习俗、统治者、先知等等。这一区分完全基于事实和价值的分立上,其来源可追溯至休谟和康德。休谟和康德皆从知性和价值的二元性出发,否认价值可被知性提供或论证,但是休谟把价值归结为个体感性,而康德把价值归结为先验理性意志。尽管康德强调个体自由选择,但坚决否定价值受制于个体情感因素,因此,尊奉新康德主义的韦伯实际上更倾向于休谟。不过,无论休谟或康德,都否认价值域的可知性,从而将价值不是交予感性,就是交予理性的自由创设。韦伯认为,在脱魅了的现代世界,价值属于个人私有,无可证实,无客观性可言,而任何“主义”都不过是个体价值的表达,不能充当科学来要求人们接受。这可是一脱到底,一切有光环的东西,一切活生生的东西,一切属人的东西都作为任性的非理性冲动从现实生活中驱除,现代生活形式上只接受经验理性的指导,其结果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驱动着一个个合理算计着的人。而另一方面,从现代生活的内容上看,人们又毫无理性地欲望着、憧憬着、争论着。经验理性的一统天下和现代人的感性至上截然对立地统一于现代生活中,这种分裂是康德一手制造的,然而却远离了康德的初衷。

  

  康德原本是想区分两种理性:知性理性和自由理性。但是,价值和理性如何能是统一的?或者说,是否有合理性的价值?这正是舍勒的起点。为价值客观性、合理性辩护似乎取决于一种非知性或非经验理性进入价值域的方法,对象域的区分必须完成方法论的区分,否则就难以避免价值非理性化。舍勒从胡塞尔那儿寻找到这种方法。现象学方法的创立起初是为了发现纯粹理性结构的,但很快在舍勒那里用以去发现价值结构,接着在海德格尔那里去发现生存结构。现象学通过其方法而把不同志趣的人联系在一起,关键在于它通过现象学眼光的反转、回视,实现了对知性眼光的超越,从而有可能把握更深层的东西。

  

  但是,舍勒毕竟是舍勒,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价值如何被认识,不如说是终极价值如何被维护,前者是哲学的事情,后者是宗教的事情。对舍勒来讲,我们虽然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人义论时代,然而神义论时代的价值秩序类型和结构特征却难以忘怀。但刘小枫并不认为舍勒是保守主义者,仍然把他置于自由主义行列,其原因之一在于舍勒并无意于反抗、抵制现世之维的现代性趋向,“他并没有全然否定现代人理念的诉求“,(P25)认为无论古典人的“唯精神”还是现代人的“唯身体”都显得过于狭窄了,“他的解决之道是:生命的精神化和精神的生命化,即生命与精神的互相渗透。”(P25)相比之下,刘小枫认为,虽然韦伯关于现世所言极是,但他把超世之维隐去了。这样做的后果是危险的,因为它“导致绝对之域的空位和随之而来的以有限者代替绝对者的神圣颠倒。”(P249)刘小枫的这个立论完全基于这样一个前设:对绝对之物的依托是人性的本质,人对终极意义的渴慕是不可消解的,因此,问题只在于拿什么来供人顶礼,也即“人把何者置入绝对之域?”是上帝还是魔鬼,是真神还是假神?韦伯的初衷是维护自由主义,可是在刘小枫看来,超世之维的隐没恰恰有可能致自由主义于死地。因为,在一个相对主义时代,必然会有某种相对之物被推上虚无了的绝对宝座供人顶礼。绝对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绝对相对主义。其结论是,绝对之物的崇拜不会导致极权主义,对相对之物的崇拜才会导致极权主义。

  

  问题是如何确定何物是绝对的、何物是相对的?这个问题才是真正要紧的。舍勒和刘小枫把这个问题交给宗教,在刘小枫看来,这个世界要是没有宗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宗教才提供绝对之物。但前提是宗教必须与现世俗物完全脱离,而现实俗物绝对不能代行宗教职能。真正的宗教之所以提供绝对之物,正在于它脱离现世之维而只归趋于绝对、只关怀绝对:而假宗教以现世中的俗物充当绝对。这样,区分何物绝对、何物相对的问题就转化为区分开绝对和相对、超世和现世的问题。这正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二元论正是刘小枫的根本情愫。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刘小枫不满于一切不够绝对、超验的谈论、状况,为什么他的一切表述、即使是实证表述,已经先在地倾向于基督教理念了,并且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理性传统一片喊打声中,他还那么倾向于柏拉图主义。因为,只有在基督教及其柏拉图渊源中,才能找到一种二元对立、二元紧张。一元、中庸、合一、和谐始终为他所不齿。

  

  基于此,刘小枫对现代学述界評到,胡塞尔、舍勒等人提供的东西无疑是真神;而各种主义,包括科学主义,提供的东西是假神;尼采、福柯之流提供的东西是魔鬼;至于韦伯,他什么也不想提供,而且抵制这种提供,以合理化、制度化“多神竞争”局面,他告诫学者,在一个没有先知的黑夜时代应甘当守夜人。刘小枫作为自由主义的捍卫者支持韦伯的方案,但是,作为超验理念的维护者,他又信奉舍勒提供的东西。然而,这二者之间是否也有一种二元紧张?

  

  现在,我们可以见出刘小枫既主张实证理性又坚持宗教价值倾向之间的矛盾、紧张的原因所在了。在现世之维,他拥立实证理性,以阻止激进主义,维护使多元局面得以存在的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政制。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典型地表达了这种自由主义理念:自由主义并不表现为其基本的政治制度、宪法精神、人权理念的多元化,在这方面它是严格理性主义的,相信经验理性可以证成它们,否则,自由主义所追求的多元性生活和思想宽容就得不到保障。但是,在超世之维,他又抵制实证理性,以守护绝对理念,维持超世绝对与现世多元的二元对立。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经典地表达了自由主义如何需要宗教保障,如果没有绝对宗教提供给人,那么暴政也就离人们不远了。

  

  关于“一”和“多”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传统上倾向于“一”统辖、压制“多”,而现代性则以“多”消解、颠覆“一”。刘小枫却是要使“一”和“多”对立开来,使多元主义和绝对归一二元地并立存在下去,并为此作不懈努力的论证。

  

  

  写于一九九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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