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我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前因后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05 次 更新时间:2008-11-11 23:33:53

谢韬  

  

  又想跟同志们见面,又怕跟同志们见面,跟同志们见面是从心里面想,中国有许多问题可以跟同志们沟通,“天涯何处无芳草”,中国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多的是,但都是各自为战,分散的孤立的。

  我今天简单谈两个问题,一个从那篇文章的写成和反映,谈中国社会的动态.谈共产党的动态;一个谈谈17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论问题。 我的文章06年2月份就写出来了,但一直压了近一年,直到07年2月份才发表。这样的文章不是短时间能够写出来的.而是长期的积累、我们今天在座的.年轻时都是满腔热情追求民主走过来的,指导我们的思想、一个是抗日,一个是反蒋,不管民主同盟也好,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也好,梁漱溟的乡村教育也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都是共同的理想。新民主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这是个理想而已。

  我们都长寿。长寿有个好处,看了几个全本,看了蒋介石的全本,苏联的全本,毛泽东的全本,希特勒法西斯全本,邓小平全本。 胡锦涛讲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所以,总结、反思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务。

  有个同志曾经说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一是使全民族丧失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一个是使全民族失去思维,一个是使全民族变成二重人格。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丧失记忆的结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所以,毛泽东时代,不但使人失去思想,而且思想有罪,使每个人丧失了道德感。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和道德观完全摧毁殆尽。邓小平时代使整个民族失去记忆。人民没有历史感,使人民完全成为新的另一种形态的螺丝钉。这是老百姓群众中提炼出来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的概括。

  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走过那段历史的,有亲身体会的。我也跟大家一样,在这段历史中不断思索总结,特别是十年监狱重读马克思着作。过去旧时代说监狱是读书的好地方,对读的书没有限制。我当时读的书有4卷本的《马克思选集》,2卷本的《恩格斯选集》。l卷本的《列宁选集》,3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报纸只能读人民日报。我当时在秦城监狱,胡风他们关在东边,是单间,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协助管理战犯。在战犯管理所跟范汉杰、黄维、廖耀湘、王陵基和特务头子康泽、王文举等在一起。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戴罪立功”,给战犯讲马列主义。当时给我扣的帽子是“埋藏最深、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好,个人经历也简单,而且慢慢查明许多问题都没有。本来1958年就解决我的问题,但我是毛钦定的要犯,当时,把胡风集团吹得那么厉害,收不了场,所以一直拖了7年,当废物利用。直到65年才说我出身好,给战犯讲马列主义也讲得好,给我解决了。

  我们的宣传把国民党说的很愚蠢、腐朽、黑暗,其实国民党的统治者很多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也有不错的军事思想。我们的许多仗能打赢,不是赢在军事思想上,而是情报工作做得好,他们的机密作战计划都被我们掌握了。所以,我跟新旧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有接触,了解了不少政治和经济的内幕,给了我很多启发,有了一定的积累,也促进我不断思考,从政治立场、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等多方面慢慢地形成了一些观点,一些思想。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表后的反映

  

  当时感觉到文章出来后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但反应到这么强烈没有估计到。但总觉得还是有大的冲击。我所知道的,在全国特别是老同志。在边疆地区都有很强烈的反应,在中央,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看过,包括乔石、万里、李瑞环,但中国政治的特点,看了都不讲话,都等着看胡锦涛的态度。

  《炎黄春秋》在发表我的文章前,开了几次全体编辑在内的会议,做了三种可能出现的形势的准备。一是查封《炎黄春秋》。二是这期不准发行。三是准备做检讨。当时准备抛出责任编辑,说责任编辑审查疏忽,今后不再发表类似文章。 可是,我的文章发表后,三个多月一直没有动静,(去年)2月11日中宣部给中央有个汇报,但没有提处理意见,只是说《炎黄春秋》发表了我的文章,等待中央的处理意见。一直到(去年)5月20日,中央都没有任何表态,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据我现在了解,中央当时准备对这件事做淡化处理,中央没有表态,中宣部也没有任何动作。

  所以2、3、4月,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包括我和《炎黄春秋》的心都悬着的。但左派反应很强烈。中国社科院曾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来评判我。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在上海、杭州等地也组织了几十人批判会,我所知道的,在许多地方的老干部都是人人有一份,都自觉地学了我的文章,争论非常激烈,甚至发生了对骂。拥护的很坚决,反对的也很坚决。我收到了许多同志的来信,包括新疆、甘肃、内蒙等偏远地区的反应都很强烈。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许多地方代表,都在打听这篇文章的后台是谁,背后是否有新的政治动向。地方反应很强烈,左派攻得很凶,左派是明攻我,实攻中央,说中央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马宾等17人公开表示、宣传,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所以说,左派帮了我的忙,中央本来想冷处理、想淡化也不行了。原来左派本来还想在全国发动批判我,借此造成给中央施压的态势,因为社科院和党校基本上都拿握在老同志或偏左派的手里,他们准备在全国各地的社科院和党校联合批斗我,给中央施压。他们的口号是:“谢韬是反宪法、反党章、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颠覆性的。”龚汉西(音)还写一篇文章《谢韬你要干什么?》。

  在这种形势下,(去年)5月10日,中央在人民日报第9版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就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说明,说二者本质不同,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说民主社会主义有它产生的历史根源,有它的贡献,但没有对其评论。这是中央找专家学者写好后,交给人民日报发表的。 后来,我了解到,在中央内部给各媒体有一个表态,对我的文章不传播,不评判,不争论,但个人可以表态。上海社科院社曾发了两版,一版是反对,一版是赞同。

  另外,胡锦涛(去年)6月访问瑞典。温家宝(去年)5月4日访问人民大学说:要发扬五四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精神,勇于追求真理。新华社发表消息时将“勇于追求真理”改为“追求真理”。有朋友对我说,你看你的文章发表后的效果:胡锦涛访问瑞典,温家宝访问人民大学。这样群众的反应慢慢就转过来了。

  原来大家银担心文章发表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我已经做了坐牢的思想准备,接受压力的思想准备。(去年)3月份人民大学开党委会时,有人说,社科院在批谢韬,建议人民大学也批。党委书记说:他们批是他们的事,我们听党中央的。所以,人民大学没有人来找我,我生日时还派人专门来看我。

  (去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发表后,8月30日,《求是》杂志的一个记者打电话来征求我对6月25日胡锦涛讲话的看法,我说: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左右都能接受,但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偏差,因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本来就比较模糊,宽松,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可以充实。第二,胡锦涛对有各种思想争论时要正面引导的提法很好,说明胡锦涛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我最后想,应该让他将我的想法转达给中央,于是,说我很感谢中央对我的文章的宽容和开明的态度。

  我听国外一个跟中央理论班子比较接近的朋友透露:胡锦涛对这篇文章的意思是,理论学术的争论中央最好不介入。最后,为了保持理论的统一,在17大时,没有提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左派也出现新的情况。邓力群4次写万言书给中央的执笔人。《当代思潮》原主编段若飞打电话给我说:左派批判你,你不要生气。左派攻击你,是你的光荣!想突你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理论界是多年来想破而不敢突破。我对你的勇气感到钦佩!中国的经济既然在搞市场化,必然会带来政治的民主化。你现在是站在历史的前沿。另外,人大参加批判我的大会的人有些事后告诉我说,不知道是开批判我的会,要知道就不去了。 左派里还有一个情况,反对我的人,是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我是在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叛徒。 总之,对我的观点赞成的有80%多,动摇的有10%多,坚决反对的有3%左右。另外,上海大众的企业家说,民主不仅你们知识分子需要,我们也需要。黑龙江的一个老领导,原省委副书记说,我们今天不接受一党专政,省一级的领导也需要民主。所以,民主不仅下面需要,上面需要,在党内的中层干部也需要,他们在不民主的生活里面有他们的痛苦。

  国际上反应也很强烈,瑞典一个记者,在胡锦涛访问瑞典前,来采访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公正地、客观地介绍瑞典民主社会的学者,准备在胡锦涛访问瑞典时发表采访我的文章。另外,我会见了中联部组织的一个欧洲8国议会的来访团,我跟每个人见面,他们都说读过我的文章。欧洲还准备邀请我到欧洲去作访问交流。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等国外的各大媒体都准备采访我,还有美国的一个作家也准备来拜访我。他们把我作为100年来在中国大陆上可以公开谈论第二国际的第一人。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把心里多年来想说的话表达出来,我老了,随时可以走。过去,我们当两面派,二重人格,一开会,都自觉掌握分寸,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很有技巧。现在我老了,该说说真话了。我有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我们一辈子都套着精神枷锁,现在把它丢掉了。但也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我会成为替罪羊,在某个时候借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又再批判我,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中联部给中央有个报告说:不能批谢韬,批谢韬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因为批谢韬就等于批第二国际。 杜润生同志说,谢韬的文章开展理论思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他还透露一个未公开的资料: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

  

  关于17大及今后中国的改革展望

  

  从17大看中国今后的未来,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从客观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领导人大智大勇人物的出现,大致在20大,要5年到20年才可能。因为有几个问题。首先,今天,在中国政治上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力量能取代共产党,与之抗衡。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乱套,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在经济上,民主的进程要建立经济基础,建立公民社会,只有人民有了财产才会有权利观念,权利与财产是分不开的。要建立公民社会,使社会中产阶级化,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是基础,中国今天还没有建立起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现在还正像鲁迅先生说的是“当了奴隶希望巩固当奴隶”的时代。我们也乐意当奴隶,中国人愿意当奴隶,不愿意当主人,当主人太累,现在觉得共产党好让大家有饭吃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我希望继续改革开放,平稳过渡。

  中国的前途,有三个:一,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推翻共产党,那就会乱,乱的结果必然是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会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二,是民主的改良,对老百姓有利。三,以暴力克服暴力。第二种方式,民主的改良对中国的发展最好,但时间就比较漫长。中国13亿人口,经济基础薄弱,不能急。急不了,也不能等,只能促。从两方面促。促进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进行改良。

  胡在17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个重大贡献。17大在旧的框架内推进民主进程,用新的四个坚持,代替旧的四个坚持,现在四个坚持是坚持思想解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坚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样就把思想从苏联模式、毛泽东思想、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二,建国目标也有所改变,17大提出要建立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把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提出来。另外通过温家宝的讲话,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公正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果,不是哪个阶级的理念提出来。通过了《物权法》。《物权法》的通过,说明中国在保护私有财产,恢复个人所有制上有所进步。 所以,17大虽然是在旧的框架下来推动社会发展,但也有新的内容,在中国政治上应该肯定17大。

  不管怎么样,要推动他向这个方面走,上面促,促使他接受每一个进步的措施;下面促,促进群众提高觉悟,保卫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利益,以维权运动促进民主运动。上面促,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放步前进;下面促进,群众采取正确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以法治国。两方面结合,逐步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我提出来,不能急,急就要乱;也不能等,只能促。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13亿人口能够在10年转变,那就算很快了,要有耐心。今天任何改革,任何进步,都会触犯两部分人的利益,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是部分群众的利益,这两个利益很难平衡,不能激化矛盾,所以任何改革只能逐步前进。

  我们这些老同志,我讲几句,我们应该骄傲,我们生长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早生几十年,最多能达到康、梁的水平,晚生几十年,我们只能读历史。但我们刚好生在20世纪,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赶了个尾巴,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了全程,我们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还参加了历史怪胎文化大革命,又参加了改革开放的革命.我们一生5个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挨了整,但我们亲身经历了中国2000多、3000多年来剧烈变化这5大革命都集中浓缩在一起的历史。我们是跨越两世纪,一生5革命,不必悲观。 我们都是“两头清,中间昏”。中年是最保守的.因为现实的利益,逼迫他们去保住现在的利益。年轻人呢?是什么都是假的,搞到钱才是真的,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是丧失了理想主义的一代。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老的打先锋,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态度。

  中国现在的统治阶层,一个是两个老三届,76、78届;一个是秘书班子;一个是高干子弟;一个是留洋回来的:四股势力掌握政权。因此中国要等到我们这些老的,包括胡温他们全部死掉,新的那一代起来,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牵连,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中国才能改变。

  胡温将历史推进一小步,他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现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很大的危机和泡沫。17大后,关键要看下面的措施怎么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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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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