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论马克思实践观的本体论向度——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9 次 更新时间:2008-09-15 19: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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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摘 要] 马克思确立的“实践”观点构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核心问题。它不是认识论和狭义历史观的,而是本体论的。马克思在《提纲》中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确立其本体论意义的实践观的:1、由“物质”到“实践”:哲学逻辑起点的重建;2、对“抽象的个人”进行批判:回到历史本身;3、以实践为基础扬弃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的二律背反:实践唯物主义的真谛;4、由“说”回到“做”:哲学观的历史性转变。

  [关键词] 马克思; 实践观; 本体论

  

  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撰写的那个有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尽管篇幅极短,而且也不是为了公开发表所写,但它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上乃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1](P208~209)。既然是“萌芽”,那就意味着它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胚”(马克思此前的著作),另一方面又包含着许多尚未展开的潜在生长点(这在马克思此后的著作中完成)。因此,我们对《提纲》的理解和阐释,必须联系马克思思想的历史语境及其变迁,特别是需要注意马克思文本的“互文性”关系,考量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来进行。

  从总体上看,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清算,那末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主要是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清算。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最大代表,而费尔巴哈则是唯物主义的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显然,经过两次“清算”,马克思已经具备了在逻辑上达到“合题”的可能性。因此,它为马克思确立自己的哲学视野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史前提。

  《提纲》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确立自己的“实践”观点。对此,学术界并无大的分歧。例如,朱光潜先生认为:“《提纲》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2](P62)。国外也有学者认为:“《费尔巴哈提纲》的主要论题是实践或人类能动性,而他批判费尔巴哈和与他类似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实践的忽视”[3](P28)。这种判断无疑是符合马克思《提纲》的实际的,因而是恰当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在《提纲》中的实践观点,究竟是认识论的,还是历史观的,抑或是本体论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实践在《提纲》中并不是一个狭义的认识论或历史观的范畴,而是构成当时及后来马克思的整个哲学观的奠基石和基本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提纲》事实上标志着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的真正确立。正是在《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说法,并把它同“直观的唯物主义”严格区别开来并对立起来。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是如何确立这种实践观点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可能陷入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加以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的误区。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体”也就是“绝对”的另一种说法。因此,本体论不过是关于绝对境界之朗显的逻辑建构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所谓“本体”就是那个“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在最终消灭时又回归于它”[4](P33~34)的规定。显然,本体也就是逻辑意义上的“第一原因”,它构成和给出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之所以存在(亦即“是其所是”)的内在理由。由于不具有经验的意义,本体并不能作为一个实有层面上的规定,而仅仅是一种逻辑的预设。因为离开了绝对,就无法内在地包含一切可能的规定性,从而无法实现本体范畴的功能。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恰恰体现了作者追求绝对澄明之境的独特方式和路径,这就是实践及其所塑造的历史的展开和完成。因此,实践在《提纲》中并不是一个狭义的认识论或历史观范畴,而是马克思整个哲学思想的总体视野和逻辑基础,因而具有本体论的性质。

  那么,马克思在《提纲》中究竟是怎样从本体论意义上确立其实践观点的呢?纵观整个《提纲》,马克思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确立的:

  

  一、由“物质”到“实践”:哲学逻辑起点的重建

  

  笔者认为,《提纲》的一个最为重大的贡献在于对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进行了彻底改造,确立了实践的本体论地位。G·L·克林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一个物质本体论,在《提纲》中“物质的”一词不得不细心地解释[5](P22)。这一观点是恰当的。马克思在给自己的整个哲学加以命名时,并没有放弃而是保留了“唯物主义”的称谓。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之“物”同旧唯物主义所谓的“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何在?这乃是弄清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新”的关键所在。在旧唯物主义那里,物质概念的内涵并不包含人的现实存在的规定,而是与人及其存在无关的抽象的规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明确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6](P116)。马克思之所以把自己的哲学叫做“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在于马克思从根本上改造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改变了审视和理解“物质”的视野和角度。马克思主要是以费尔巴哈为对象进行批判和改造的。费尔巴哈说:“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7](P166)。他把现实事物看作“感性事物”,指出:“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7](P166)。费尔巴哈甚至认为“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7](P169)。他还说:“意识是一面镜子”[7](P264)。费尔巴哈相信感性直观,他指出:“直观是生活的原则”,“直观提供本质、真理、现实”[7](P111,270)。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展开了他在《提纲》中确立的新物质观。在《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物质关系”、“物质实践”等概念,并且把人的意识的前提归结为人的现实存在,即物质实践。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唯物”之“物”,就是唯一地指实践本身的客观实在性,亦即人的现实活动本身的物质性。这正是马克思之所以还在对自己哲学的命名中保留“唯物主义”称谓的唯一理由。这可以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有关论述中看出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8](P30)。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强调生产力水平及其所决定的交往形式对人的制约性,实际上就是为了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维度确立人的此在性,去除人的存在的抽象性,消解那种抽象的主体。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秘密就在于,它发现了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结构构成了人的观念、思想、意识等一切主观层面的规定和形态的本体论根据(或者说现实基础)。所谓“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中的“存在”,乃是指具体的人的存在,即人的现实存在,亦即人的现实活动(其范畴形式就是所谓“实践”),而不是指那种抽象的物质存在。它显然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从而达到了人的存在(实践是其表征和确证)层面本身。

  在《提纲》中,“物质”范畴已经被扬弃了,或者说,它已经以扬弃的方式被包含在人的感性活动之中了。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取代了抽象的物质而成为整个哲学的逻辑前提。正如勒斐弗尔所说的:“‘物质’一词在提纲中没有出现;十分清楚,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是包含在实践的感性活动、生产活动之中的”[9](P38)。更准确地说,马克思放弃了作为实体规定的物质概念,而代之以物质性规定,用来表征实践的性质。换言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所谓的“物”仅仅是指实践本身的物质性。拿马克思自己的话说,也就是所谓“物质实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新哲学“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8](P43)。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物质”已经变成了对“实践”本身性质的界说或修饰词,因而它只是从属于实践而不是相反。

  因此,“新唯物主义”之“新”,说到底就在于它所谓的“唯物主义”之“物”同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有了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在《提纲》中从本体论的层面上消解了在旧唯物主义那里被作为本体规定的物质范畴,而代之以“实践”。因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肯定的那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8](P18)。什么是“感性”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6](P107)。这恰恰是旧唯物主义心目中的“物质”。它只是人可以通过感性的直观获得的,因而是同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抽象规定。马克思批评说:“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8](P48)。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扬弃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其基础(或契机)就在于他找到了先于心物二元分裂的、带有始源性和本然性的范畴——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实践。从研究的顺序说,马克思必须由既定的思想史前提(包括旧唯物主义所谓的“物质”)出发,以扬弃的方式超越它,从而进入“实践”;从叙述的顺序说,马克思则逻辑在先地(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10](P24))把实践置于首要地位。

  马克思为什么要实现由抽象的物质过渡到具体的实践呢?从历史的层面说,这归根到底乃是由马克思所肩负的哲学使命所要求的。马克思立志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对此,抽象的物质并不能使他完成这样一种使命。意识形态的根源和秘密就隐藏在人的现实存在的境域中,而人的现实存在则完全是由实践塑造而成的。因此,马克思必须立足于作为人的存在的现实表征的实践才能完成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从逻辑的层面说,这是由本体论的一元论性质所决定的。本体论必须建立在逻辑上自足的基础之上。旧唯物主义的那种与人的存在无关的抽象物质,已经先行地外在于精神世界,所以它无法使唯物主义在逻辑上获得彻底性。它之所以无法真正驳倒唯心主义的挑战,就是因为这一致命缺陷所致。而实践则既是心物分离的基础又是心物统一的前提,以实践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就从逻辑预设的层面上克服了陷入二元论的危险。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就是有的学者在谈及马克思《提纲》中的“实践”之意味时认为,“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11](P359)。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作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逻辑起点范畴的实践本身,究竟是某种特定历史维度上的相对规定和有限规定,还是隐藏着一切潜在可能性但它本身却是尚待展开的抽象的逻辑预设?

  笔者认为,作为逻辑起点范畴的实践本身必然是抽象的。这是一切本体论开端的必须具备的特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历史性只是作为本体论基础或开端的实践范畴的内在要求,作为本体范畴的实践本身却是抽象的而非历史的,它不能也不应成为某一特定历史维度上的相对和有限的规定。相反,如果把它设定为具有特定历史形式和历史内涵的规定,那么它恰恰无法给出历史视野的合法性,反倒有可能把这种特定历史规定凝固化、绝对化使其变成一种超历史的抽象立场和视野。因此,某种特定历史规定作为哲学的逻辑起点来设置,恰恰会走向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那种非历史的永恒之物。想想古典经济学家和费尔巴哈所曾陷入的误区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它在他们的教训中得到了佐证。可见,那种把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理解为“现代实践”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如何才能摆脱“非历史的抽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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