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可持续发展”观及其哲学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9 次 更新时间:2008-09-14 14: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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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在“世纪换千”的历史转折关头,选择并建构一种怎样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是决定整个人类在21世纪历史际遇的重大课题。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为人类社会的跨世纪发展,昭示了一种广阔的前景。其实践后果必将极大地改变并优化人们的存在方式。因此,从哲学层面反省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对于人们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未来命运,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可持续发展:一种新发展观

  

  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布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一种新发展观的诞生。报告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的发展。报告认为,人类社会在以往虽然获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严重地限制了人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选择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以保证社会发展的持续性。于是,“可持续发展”观应运而生。

  新发展观的提出,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有183个国家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其中包括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阐述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40个领域的问题,提出了120个实施项目,以促使现有人类社会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使人类生存方式同地球的有限承受能力相适应。可以说,它是可持续发展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主导思潮。1993年,中国政府为落实联合国决议,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表明中国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指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1996年3月,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明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作为战略目标。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和理论前提。它既是基于人类对以往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反省,对过去的实际发展过程的总结,又是系统地概括和批判地吸收以往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进展,尤其是20世纪以来,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为以往世纪所无法比拟。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人口激增、粮食短缺、水资源匮乏、贫富悬殊、核威胁……这一系列困境使得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严重障碍。要摆脱困境,已不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必须诉诸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通过全球性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人们因此把寻求新的发展战略,转变传统发展观念,选择新的发展模式提上了日程。

  在以往的发展研究中,对未来的预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一是悲观派观点,一是乐观派观点。前者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该组织1972年发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探索了全球关切的5个主要趋势:加速工业化、快速的人口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环境的恶化,认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一百年中发生”。因此,悲观派选择了中止增长的做法。尽管它对未来的预测有许多内容并未被证实,但它的预警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与悲观派针锋相对,乐观派则认为,所谓增长的极限是虚幻的,随着经济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终将走出目前的危机,从而实现没有极限的增长。应当说,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是对这两种片面观点加以辩证扬弃的结果。它一方面借鉴乐观派观点,肯定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吸收悲观派观点的合理成份,充分注意到发展的可持续性,为突破增长的相对极限开辟了可能的前景。

  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协调,从而使社会的发展获得可持续性。在时间上,它体现着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统一;在空间上,它体现着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在文化上,它体现着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在这种新发展观看来,“发展”不再等同于“经济增长”,而是一个广义的总体概念。它突破了那种把经济和技术增长作为社会发展充分内涵的传统观念,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人的生存质量及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全面优化。这种新发展观至少包含着三个基本原则:

  1、生态持续性原则。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重要变量,人类活动必然影响着生态平衡,但必须把它限制在自然生态能够容纳的范围内,即以不威胁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复制能力为限度。否则,其后果就将危及人类生存本身。

  2、经济持续性原则。经济增长应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有公平的效率和有效率的公平。同时,经济增长必须计算环境成本,力求以最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收益。

  3、社会持续性原则。社会发展作为一种“格式塔”转换,必须保持整个社会诸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和相互协同,以避免因某一因素的滞后而限制总体的转型。

  因此,同传统的发展观相比,可持续发展观实现了三个根本转变:第一,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高转变。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过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外延的扩大上。新发展观则要求超越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内涵的提高。在人的生活方面,以往主要侧重于人的温饱问题,现在则应当更注重人的生存质量,即发展和享受问题。第二,由内容的积累向能力的增强转变。旧发展观主要满足于已有发展成果的积累,而忽视以往发展对未来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可能带来的影响。新发展观则更关注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及发展能力的预先培养和提高。第三,由单值还原向“格式塔”变换转变。过去人们往往把社会发展归结为某一单项因素的突破,认为只要抓住了这一初始因素,一切都会随之迎刃而解。实践证明,这种还原论模式忽略了社会有机体的网络特征。离开了社会总体系统的“格式塔”转换,社会发展往往难以实现真正的突破。因此,社会发展实质上是一个诸要素相互协同的整体跃迁。

  

  二、可持续发展观与主客体关系的重构

  

  可持续发展观虽然刚确立不久,但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却随着当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而早已显示出来。主客体关系的重构,既是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前提,又是可持续发展趋向的目标。主客体关系的重构在总体上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主客体关系在当代的时空拓展;二是主客体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的消极互动向积极互动的转变;三是开辟了主客体关系中理性与价值双重尺度整合的可能性。

  1、主客体关系在当代的时空拓展

  主客体关系在当代的重建,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实现了由开环系统到闭环系统的过渡。它通过主客体关系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表现出来。自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时代,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偏差。在一定意义上,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叶的出现,正是这一取向极端发展的结果。因为人们乐观地认为,主体对客体的改造、驾驭、变革,使其满足主体日益增长的需要,不必计算环境和生态成本,即使实践带来某些负面后果,也能通过建构新的客体对象来得以逃避。正如一本环境经济学名著形象地描述的那样:“一个猎人露宿在大平原上,一堆小小的簧火给他带来了闪烁不定的光明和时断时续的温暖。一缕清烟溶入浩翰晴朗的夜空。第二天,猎人起身离去,身后留下灰烬、残羹剩饭和他的粪便。走出10步之遥,这些就从他的视线和嗅觉中消失了,很可能永远。……他向着地平线继续前进,去寻找新的猎物。”(A·V·柯尼斯等:《经济学与环境》,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22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们无需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也无需考虑自己行为后果的未来影响和对他人的影响。因为在一个充满无限机会的存在格局中,任何一种可能的选择都不会排斥对其他机会的占有。尽管恩格斯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以其深邃的洞察力警告过人们:“我们不要过份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但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加之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展开尚欠充分,从而缺乏一种切肤之痛,人们长期以来并未意识到以全球性问题为代表的潜在危机。

  人们往往在违背客观规律从而受到惩罚时,才会感到规律的存在。同样,客体对主体的反馈作用也往往是在给人们造成消极后果时,才能被正视。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标志着反馈调节机制在主客体系统中的形成。在新发展观看来,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建构不再是单向的、线性的关系,而是双向互动的、非线性的关系了。

  主客体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人的未来意识的真正觉醒。可持续发展观开辟了主客体关系历时展开的未来向度,从而使人的此在性不再仅仅取决于由“过去”已经完成了的状态所决定这一预成论模式,而是同时取决于由“未来”的可能状态所引导,来作出抉择这一生成论模式。信息时代的人们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塑造了面向未来的致思取向。如果说在农业时代,由于生存空间的封闭,人们只能以自身为参照,从而面向过去;在工业时代,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实现,横向交往关系的开辟,使人们有可能寻求共时态的外在参照系,从而培养了面向现实的思维方式;那么,到了信息时代,唯有创造才能带来信息的增殖,它使人们必须把握并选择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未来学”应运而生。因为“今天,人类正根据自己的认识走上同自己的未来建立联系的道路。……未来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在人类进化的决定性的门槛上”(《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B·弗里奇文)。未来学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预测走向成熟,更深刻的在于它还意味着主客体关系时间结构的确立,即主体对客体的建构引入了时间参数和时间变量。与此相适应的,是“情景预测”方法的兴起。情景预测就是以未来目标为参照,通过回溯分析,来确定当下的策略选择。这实际上是对时间的不可逆性的一种补偿,是主客体关系的反馈机制在实践观念层面上的体现。另外,环境和生态的不可逆性质甚至不允许人们进行试错,由此也决定了那种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和预警性反馈的必要性。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新发展观赖以建立的文化前提。可持续发展观在微观层面注重代际公平的体现,即对经济和生态资源的平等占有,在宏观层面则注重发展目标的未来可能性,从而实现了主客体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

  主客体关系在空间维度上的拓展,则表现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横向互动。首先,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对立,通过殖民化扩张,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发展研究中的依附理论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体现能动与受动外在对立的“中心-边缘”结构。发达国家事实上居于主体地位,扮演受动角色的发展中国家则构成发达国家经济掠夺、政治压迫、文化侵略的对象。据统计,目前占世界总人口20%(约10亿)的富人拥有世界总收入的83%,占世界人口20%、人数达10多亿的贫穷者却只占世界总收入的1.4%(参见《世界知识》1996年第8期段春来文)。贫富两极分化使人们日益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如不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最终将会反过来限制发达国家的进一步繁荣和稳定,特别是在解决环境、资源、生态等一系列全球性间题上尤其如此。因此,可持续发展观把实现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面的公平,作为重要原则之一。其次,在当代条件下,任何主体都不可能逃避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负责,也不可能逃避受到实践后果负面效应的惩罚。因为人类整体相关性的强化,使得人们已无法通过转嫁责任来摆脱危机。正因如此,当代人们所遇到的困境,带有“类”的特征。在这一新的关系格局中,主体已无法回避来自客体的反馈制约。

  2、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由消极互动向积极互动的转换

  主客体关系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者又互为中介,共同构成人的现实存在的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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