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0 次 更新时间:2008-09-11 11: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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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 (进入专栏)  

  

  我讲的题目是《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我想把这个题目的有关背景材料先交代一下。

  第一,3年前,即1997年,是王国维诞生120周年。当时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纪念活动。清华大学开了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香港也开了相关的会议。大前年,即1998年,是戊戌变法100周年,而陈寅恪家族的命运,是和戊戌变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年,即1999年,又是陈寅恪先生逝世30周年。去年,就是2000年,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死难100周年。因为这样一些情况,所以王国维、陈寅恪引起了学术界比较广泛的注意。

  第二,这几年,对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研究(其实还有吴宓和钱钟书),学术界发表的文章比较多,出版的书籍也不在少数。陈寅恪的名字被频繁引用,因此有人说,已经有了一个“陈寅恪热”。虽然这一说法我个人不一定赞成,但确实在近一个时期以来,王国维和陈寅恪成了学术界瞩目的焦点,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在国内,研究王国维、陈寅恪小有气候,我想也许同我个人有一点关系。因为近10年来,我一直在作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发表的文章也比较多;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也注重这个题目的开拓。可以说,我尽了一点推动之力(不敢说有推动之功)。因此其中的成败、得失、冷暖、苦甘,本人微有所知。

  第四,这几年对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是重视的。而研究现代学术,研究20世纪的学术,总离不开王国维和陈寅恪。由于地下资料发掘得越来越多,学术界、主要是古史研究界,有回到王国维的呼声,因而对本世纪初的疑古学派多所置疑。大家知道,在20世纪初,在五四前后,当时的学术界有势力很大的疑古学派,主要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也得到胡适之先生的支持。他们以为古代的很多问题,都需要重新看、重新探讨,觉得很多被当作信史的东西其实都是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他们有一个理论,叫“层累堆积说”,认为古代的传说就像滚雪球似的,原来可能有一点点影子,但这雪球越滚越大,越大就越离原来那一点点影子越远。所以,古代的东西就值得怀疑了,因此这个学派被称做疑古学派。当然顾颉刚是受了晚清今文经学派的影响,具体说是受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此处不能多讲。

  然而,随着近百年来地下发掘物的大规模的增多,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大家又觉得疑古学派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了。而当时就对疑古学派持批评态度的王国维,他的研究方法则显得非常扎实,他对古史、古器物、古代社会制度的研究考证,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绩。所以近来学术界又开始不赞成疑古学派,有回到王国维的呼声。这也就是对王国维的研究何以也成为热门的原因。

  第五,我听说有人把对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研究同“新保守主义”联系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我也有一点关系。但实际上我更喜欢“新传统主义”这个概念。究竟应该怎样看,我一会可以慢慢讲来。这是关于背景方面的几点情况,我只是概括地讲一下。

  下面我分五个部分讲这个题目,也只能讲一个大致的轮廓、讲一些主要观点。余下的时间,欢迎大家提问,再作讨论。

  一、我个人为什么特别关注中国现代学术

  我所讲的中国现代学术,是指清末民初以来,大约是从1895年左右。当时中日之间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国势弱到了极点,因而从上到下,响起了变革现状的呼声。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使自己强大起来,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所以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成为一时的时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再到后来的整个20世纪,我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发展和取得成绩的时期。

  所谓现代学术,主要是同传统学术相区别而言的。中国是人文大国、学术大国,学术思想源远流长。自周秦时期迄于晚清,出现了众多的思想家、学者。他们是一个民族的理性之光,是一个国家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但直到清朝结束以前的社会,一般称作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学术,我们可以叫作传统学术。现代学术有与传统学术不同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现代学术对学术本身的价值有所认定,倾向于把学术本身当作学术研究的目的;二是学者有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不愿让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三是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与方法。清末民初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交流大规模开展起来,因此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用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重新看待和解释中国的古典。如果这样来介定中国现代学术的内涵基本上可以成立的话,我想它的发端应该是在晚清,也就是在1895年前后。第一批代表人物应该是严复等,特别是王国维,所起的作用非常突出。

  那么这些年,包括我个人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为什么格外重视现代学术了呢?主要是因为20世纪结束了,新的世纪

  --21世纪来了,我们处在一个世纪转换时期。在世纪转换的时候,容易引发我们的回忆与联想。上一个世纪转换的时候,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思想界也曾有过许多讨论。当时的风气是重新检讨和看待东西方文化。大家知道,当时像梁漱溟先生,写过《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这样的书,有过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西方文化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1914至1918年那个时候,觉得西方文明发生了危机,而东方的问题也很多。总之世纪转换,最容易引起学术界反思。这次20世纪和21世纪的转换,人们自然重新检讨上一个世纪的学术思想,这是近年我们特别重视中国现代学术的时代契机的原因。

  还有一点是,在20世纪,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和发展时期,确实出现了一大批学术上的大师巨子,他们是一批非常优秀的人物,是人类的精英、时代的俊杰。他们的学术创造,标志着我国学术继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中国学术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线索:先秦子学、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就是乾嘉时期的考据之学,又称清代汉学或朴学,即梁启超所说的盛清学术。而晚清又开始有新学。晚清新学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个过渡期。中国学术有很多高峰期,比如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一个高峰,宋明理学又是一个高峰期。但乾嘉时期的学术,确实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高峰期,出现了许多学术大师。

  清末民初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我认为是乾嘉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学术思想的高峰期,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像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廖平、梁漱溟、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辜鸿铭、熊十力、马一浮、钱穆、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金岳霖、杨联?、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董作宾、方东美、张君劢、张东荪等一大批学术人物,甚至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学术人物志》选了100家,还觉得多有遗漏)。用“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八个字概括他们,一点也不错。而且他们在个人学识的积累和知识建构方面,我的看法,可以说他们既是承前启后又是空前绝后的。

  讲承前启后,我想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样的学者,他们总是对以往的历史状况和思想资源有所承继,对后来有所启发,肯定是承前启后的。但是,为什么我又说他们是空前绝后呢?我说“空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晚清以来的这一批中国现代学者,他们已经受了西方学术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们很多人都有留学外国的的经历,因此他们在治学方法上,与传统学者,比如清儒和宋儒,已经有很大不同,他们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而宋儒和清儒则没有这个历史的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说他们是空前的,乾嘉学者也不能跟他们相比,没有他们那样的接受西方的条件。

  那么讲“绝后”,又怎么讲呢?是不是太绝对了?我是说,这些人不仅有比较好的西方学术思想的根底,在中国传统学术方面,他们的累积也是相当之厚的。他们这些人大都有比较好的家学渊源,常常从五六岁开始,至少从七八岁开始,就系统接触中国经典,到十几岁的时候,四书、五经,甚至十三经、前四史,就已经很熟悉了。不少经典,他们都能背诵。这样的传统学问的根底,我想像我们这一代固然无法望其项背,就是后来,恐怕也不会再有了。我们不可能从小就那样的读经典、背诵经典。在这一点上,我想说他们是绝后的,也许大家不会反对。当然未来的学术有自己的方向,并不一定需要像前辈学者那样去背四书、五经,正所谓一代有一代的学术。

  我们今天提起这些人物,还由于我们今天所遇到所面对的问题和他们所遇到所面对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思想界提出的问题,我认为晚清学人、五四先贤,他们大都比我们很早就提出过了。甚至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解决。这个事情有一点悲观,因为他们很早就提出东西方文化问题,我想他们没有解决,那现在是不是就解决了呢?我也不认为已经解决了--直到如今不是还在讨论、争论吗?

  我们今天重新提起这些人物、关心中国现代学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还曾经有过对他们的不公平。比如王国维,过去我们很容易认为他是溥仪皇帝的老师,后来他又自杀了,这是个思想很保守顽固的人,因此对他的评价常常不够公正。现在大家重新探讨,才觉得王国维的学问了不起,而所谓自杀这些问题也得重新看待。还有对胡适,50年代初期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连带把他批判了一通,批得他翻不过身来。就是对钱穆,我想钱先生其实是真正后期的国学大师,但是后来他去了台湾,由于海峡两岸的隔膜,对他的学术评价有一个时期也不很公正。这类例子很多,是20世纪绝大部分学人的经历。所以当此世纪转换之际,我们有重新检讨反思评价这些学术人物的任务,大家来关注中国现代学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人物之一,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是介绍外来学术思想的先行者。晚清时期有一个思潮,就是大规模的介绍西方的学说、思想、著作,包括翻译文学作品。许多人他们从小留学国外,掌握了外文,然后就把国外的思想介绍过来。在这一方面,王国维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他很早就介绍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译述了他们的很多著作,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英国伦理学家西季维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也是王国维于1903年翻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连托尔斯泰的小说,也是王国维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这篇小说的名字叫《枕戈记》,发表在当时他主编的《教育世界》上。还有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家哥尔德斯密的《姊妹花》(今译《威克菲克牧师传》),也是王国维介到中国来的。1903至1904年左右的《教育世界》杂志,成了发表他的翻译作品的园地。

  (二)他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评论》,发表在1904年,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小说的尝试。他指出《红楼梦》是“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作品是一个大悲剧,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的悲剧。以前的《红楼梦》研究,要么是“评点”,要么是索隐本事。《红楼梦评论》问世以后,哲学的美学的小说研究开始了,所以这篇论著开了红学小说批评的先河,成了红学研究的经典。具体说,他是用叔本华的思想来解释《红楼梦》的,因此比较注重解脱的哲学。他解释过程的成败得失是另外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是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其基本理论架构是完全正确的。

  除《红楼梦评论》之外,他还比较多地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他有三篇最著名的著作。一篇著作叫《论性》,作于1904年;另一篇是《释理》,也是1904年所写,发表在《教育世界》上;还有一篇叫《原命》,作于1906年。这三篇主要论著,是王国维参照西方哲学观点解释中国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在学术上颇多创造性。

  (三)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所起的奠基作用,还表现在他坚实地立于传统学术的根基,将旧学新知完美结合。因为中国的20世纪学术,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西学问的结合。这方面,王国维作出了典范。可以讲,他是20世纪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在西学方面了解的颇多,而在传统的学问方面更有坚实的基础。这虽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大家的共同特征,但王国维尤有不可企及之处。

  (四)还有一点能说明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所作的贡献,就是他很早就追求学术独立。所以我要着重地说,王国维学术思想的现代意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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