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中国的暴富者群体是怎样产生的?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30 次 更新时间:2008-08-05 15: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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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 (进入专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另据统计,2005年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贡献率高于其他产业,而是因为这些行业能获得巨额垄断经营利润。在失控的工资增长与减少过程中,大量的民营企业员工工资增速很慢,有的甚至于负增长,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工资却一枝独秀,稳居高位。由此,人们有理由认定,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但是,据我了解,老百姓虽然对国有垄断企业职工的过高工资,很是不满,但是大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有的千方百计想“钻”进国有垄断企业享受、瓜分点过高工资。更严重的问题,将引起社会愤怒的问题,动摇国家稳定的问题,是那些不断产生着的暴富者群体。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暴富者群体;中国社会有可能发生“革命”、“造反”的,将肯定针对的是这些暴富者群体和腐败群体。

  所谓暴富,是指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入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现象。所谓暴富者群体,是指钻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违背社会公德和法律,利用职权而在短时间内发大财的人群。这一人群是社会各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是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主要责任者。

  其实,我国社会中的老百姓,对靠勤劳致富、靠能力致富、靠贡献致富,不但不眼红、不愤怒、不反对,而且持理解和支持态度。最近,有记者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老伴买汽车,网友们就表现出全力支持的态度,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袁院士买什么车都不过分,就是拥有六七驾飞机也正常!更有网友激动地表示,就算我们仇富,也不仇袁隆平!有论者认为仇富不仇袁隆平,这表明被中国部分精英所“妖魔化”的“仇富论”已经破产,国人仇的是具有不正当来源的财富持有者,而不是袁院士这样依靠智慧、双手、贡献和脚踏实地挣钱的“富人”。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有多大?国家统计局系统没有统计过,反贪部门没有公布过,学者们的研究因资料不全而难以估计。不过,大家都认为数量不少,以至于要用人群来命名。

  对于暴富者群体产生的原因,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四种概括:一是改革开放原因说;二是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四是反腐败不力说等。这四种概括,各有各的道理,目前尚无统一意见。如果认真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原因说并没有解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怎么就和暴富者群体的腐败有机联系了起来,更难以说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也有相对的暴富者群体、也有腐败的现象,特别是不能说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腐败现象反而很少,因而没有说服力。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和反腐败不力说揭示了反腐败的体制与机制的问题,但是没有揭示出预防腐败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至于腐败越反越多、暴富者越禁止反而越多。

  而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似乎更能解释这一现象。研究暴富者群体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地分析了,才能弄明白其中的改革开放不彻底的奥秘,也才能对症下药,也才对深化改革有借鉴意义。

  如果撇开为数不少的靠依法经营、勤劳致富者外,我觉得,我们当中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过或听说过自己身边那些暴富者产生“事迹”。现在,让我们不厌其烦地回顾一下。

  

  一、价格双轨制造就的暴富者群体

  

  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指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交换中,通行着政府定价和市场决定价格的两种价格体系。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中,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无论如何绕不过的一个过程。其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势力相当的强大,坚持计划经济的官员们占据着、把持着国家的主要工作岗位,要让他们放弃计划定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二是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放开集贸市场、对企业放权让利等改革的推行,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一些商品按照市场定价已是顺理成章,谁也挡不住。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政府定价的低价格,和市场定价的较高价格,相互存在。

  实践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而是客观存在着交叉,也就出现了有人把低价格的计划价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以高价格出售,赚取差价发财。

  现以1987年云南省电铜为例。国家统一出厂价格为每吨5500元,云南省定出厂价格为每吨6600元,最高出厂限价加价额为每吨9920元,最高销售限价加价额为每吨10560元。这也就是说,某人有关系,从电铜工厂买出1吨电铜,转手卖出去就可以赚钱3960元(10560元—6600元),如果倒卖1万吨,就赚3960万元。

  再以云南省名烟为例。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云南省占9种)名烟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出厂价约在45000元,而到市场至少翻一倍以上,即赚4500元;如果能批1万箱,那么也就赚4500万元了。当时的不是秘密的秘密是,这样的暴利不能一个人吃,而是有好几个人吃:某人从烟厂批出1万箱,他并不提货,而是在宾馆中就把批条倒卖好几次,每人吃一些,只有最后一个人才真正把烟提出,批发给零售商。那时,昆明市平常有上万人在做烟生意:有用当时云南省不能生产的过滤咀丝束来换烟的;有打着领导同志旗号来批烟的;有通过送礼来搞烟的;有内外联合倒烟的。总之,一部分人通过名烟的价格双轨制,而发了大财。

  现在,我们看当时的这些紧俏商品的双轨制可能有点不理解,有的认为一下子放开不就得了。但是,当时就是一下子不能放开,其原因:一是如果一下子放开,就被称为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就不是渐进式改革,不但要遭到反改革派们的反对,就是改革派中的多数人也不会拥护;二是当时把计划定价称为“社会主义”,是必需坚持的底线,如果一下子放开,老革命家们不同意,左派们不同意;三是当时的掌权派不赞成,因为如果一下子放开,他们手里的权没有了,没有人找他们批条子了,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失落感驱使他们不赞成,另一方面他们不紧紧抓住批条子的权,也就没有受贿的机会了。这就是价格改革要“闯关”的背景。

  

  三、国企初期的不成功改制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

  

  199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企改制经历了包括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内部管理等。回顾这一改革过程,说明了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当然更是实践教育的过程。由于国企本身的理论问题(杜光先生已指出国企不是公有制),我们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全试验过了,始终成效不明显,要么是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不多,亏损不少),要么是社会效益不好(服务态度恶劣)。以至于人们惊呼:中国国企的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不改革,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包统配”的旧体制,问题更加糟糕。我们在此讨论问题是,每改革一次,都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都使一批人成为了暴发户。

  先说扩大自主经营权。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是我国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承包责任制后,城市企业进行的第一个重要改革。企业拥有了自主生产与经营权,包括超额生产权、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由于政府机关不能、也不该监督,在社会产品极其匮乏的年代,就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便暴富了起来。

  次说承包经营责任制。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借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经验,而实行的一项“真正”的改革。之前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严格来说还不能称起为改革。由于政府机关与承包经营的国有企业在谈判时,无一不处于信息不明、情况不熟、被企业耍弄的状态,因而往往被“欺骗”,以至于出现了相对于未承包企业来说,承包基数过低、企业留利过高、企业小“金库”过肥等普遍现象。其中,企业小“金库”除了企业正常使用外,一部分不能不被企业负责人拿去,从而暴富了一部分人。

  再说厂长负责制。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本来是企业管理的最基本的道理,但是自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初,这一道理被所谓的集体负责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工人阶级管理等,弄得成了问题,以至于改革开放后还需要学者大力普及厂长负责制这个常识。而实践中,自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后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一直延续到厂长负责制,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的暴富,也延续了下来,直到社会商品供需趋于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些改革方案,是在企图绕过所有权这个最敏感性的问题,而进行的不成功尝试,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学费。试想,那时曾经把经济学界引进国际上产权理论的人,说成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就证明了改革的艰巨吗?!

  

  三、产权改制过程中造就的暴富者

  

  由于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没有涉及企业的产权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不能不以不理想而告终。有的人把这叫做失败也是可以的。这时,以明晰企业产权为标志的股份制改造,被决策层接受,成为我国公企(国企乃至集体企业)的主要改革方向与途径。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我国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所有政策执行中的一条经验教训。正如著名学者杜光先生深刻指出:“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而畸形发展;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重点国有企业更成为权贵阶级的囊中之物。这两种类型的企业诞育了豪强资产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首先是设置内部股。我国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内部股,是按照企业内部职务高低而划分为若干等级,每一等级可以划入或认购多少不等的内部股份。例如,董事长、总经理10万股、中层管理干部5万股、一般员工1万股,如此等等。其中,许多国企向主管部门及其领导送内部股,是一个违背不得的潜规则。待内部股一上市股价飙升时抛出,一批富人也就冠冕堂皇的诞生了。

  其次是管理层收购。所谓管理层收购,是指为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救活公企,由公企管理层把所在公企的一部分或全部股权收购的改革方案与行动。在管理层收购中,管理层一般都没有、也拿不出那么多现钱,怎么办?方法是管理层用公企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这样一操作,公企也就变成了管理层的企业。由次,管理层也就一夜之间便成为了暴富人群。这也就是有人说的“国有资产流失”。

  在此的问题是,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改革方案,偏偏选中管理层收购的方案?事实上,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已经试验过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不见成效,惟有管理层收购这一条路了。这也就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管理层收购,没有界定公企普通职工的股份,而是“减员增效”式的“一刀切”地把部分普通职工弄下岗了。不过这已是后话。

  

  四、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当首推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天价薪酬,已经引起国人的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是由企业所有者即老板决定的,在股份制企业中具体是由董事会乃至股东大会讨论决定的。按照这一理论,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薪酬,应由国家(政府)决定。我国现行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是在2002年由国资委制定的,年薪结构由“基薪+绩效年薪”两部分组成。基薪是年度基本收入,不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主要考虑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管理难度,兼顾地区、行业和本企业职工收入水平等因素。绩效年薪则属于奖励性质的收入,以基薪为基数,与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当时确定的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是12倍。由于国企职工平均工资在10万元(电力行业一个抄表工就是10万元),负责人薪酬也是120万元了。

  由于国资委的薪酬规定太笼统,又设有一个职能部门负责监督和考核,事实上形成了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中国特色现象。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这些国企管理层无一不是经济人,至今没有出现一个刘国光命题中的“大公无私人”,无一例外地是自己给自己定天价薪酬。正如邓隶文先生所指出的:一是出资人或其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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