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奥林匹克游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1 次 更新时间:2008-08-04 17: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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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 (进入专栏)  

  

  摘要: 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启示; 体育运动是游戏与竞赛,个人与集团的对立统一; 美国没有国家队,运动员大多业余,视体育为游戏; 中国人游戏空间太小,但游戏法则不可抗拒,孩子们从洗衣板上打出了乒乓王国,一心想为大国扬威的足球讨论却几无建树; 唯竞赛论使体育异化,逍遥游者是广义的运动家。

  

  中文的“戏”字很妙,既指高台教化的戏剧,又指玩耍消遣的游戏。英文中也有一个“play”,意思包括戏剧、剧本、扮演、玩儿、弹(琴)、比赛,等等。而且,所有这些词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戏剧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是希腊人盛大的节日,当今世界上,广义的“戏”比狭义的戏的增长要快得多。在戏剧课上我常常给学生做这样一道选择题:和古代雅典戏剧最接近的当代人类活动是:1.去百老汇或类似的大剧场看戏,2.在家看电视或录像,3.去体育场看或者参加比赛,4.去教堂做弥撒。正确的答案是3。为什么呢?要说服那些作了其他选择的学生,还要多费一点口舌。

  不错,从门类来说,百老汇式剧场的演出是和希腊戏剧同宗,但比较起来,今日的戏剧在社会上的角色和当年戏剧的明星地位差得远了。百老汇是世界最大的戏剧中心,有久演不衰的《猫》、《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等值得骄傲的名剧撑着,可还是有许多二十几岁的美国年轻人还从来没进过剧院。取代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戏剧的是虽小但无所不在的电视与电影录像。要说总的人数和影响,电视比希腊戏剧还要厉害得多,重大的事件甚至可以让全世界几十亿人同时看到。但同时而不同地的观看,毕竟比不上千百万人现场目击的表演。至于宗教仪式,倒是既有参与者众多的空间优势,又有时间上的规律性,很可以跟黄金时代的雅典戏剧比一比。近年来美国最有号召力的传道士比利·格兰姆动不动就能召来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在同时同地听他布道,许多人坐飞机开车从几百英里以外赶来。这样的场面在中国好象只有六六年红卫兵朝圣可以相比,对多数美国人来说那却不是一时狂热的举动。但是,宗教毕竟不是娱乐,格兰姆一个人讲的圣经故事再有震撼力也不会好看。要是当年雅典人满足于宗教仪式的话,也就不必费心去创造出搬演情节的戏剧来了。相比之下,古代雅典剧场的种种吸引力还是在当代的体育场里体现得最全面:既是热闹好玩的游戏,又是紧张激烈的竞赛--限时限刻跌宕起伏的冲突,表演者与成千上万观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幻觉。有的人叫喊哭笑,得到欲望的宣泄;有的人灵魂净化,看到团体的伟大。

  奥运会和戏剧节都起源于古希腊(分别是公元前776年和534年)。当年是戏剧给希腊文明带来更大得多的荣耀,尽管它的存在比古奥运会一千二百年的历史短得多,幸存的剧本资料和剧场遗址给后世展现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的画面的残片,当代人只有用看运动会的眼光才能想象出它的全景来。古代的奥运会没有留下多少辉煌的遗迹和史料,但在停止了一千五百多年后,一经恢复就越搞越大,成为和平时期人类最大的集体活动。亚特兰大的奥运会吸引了全球一百九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和二百多万来自外地外国的观客。现在许多世界名城都在为争办奥运会费尽心机。美国的纽约和迈阿密等好几个城市又有人已在为争办以后的奥运会而蠢蠢欲动。

  当代人对体育运动的爱好似乎是跨地域跨文化的人类现象。和明显地表现民族性的戏剧不同,奥运会的项目和规则全世界通用。但是,各民族对运动的态度和做法并不一样,奥委会政策的一些矛盾和争议往往是反映了深层的民族性的冲突。体育运动的基本矛盾是游戏与竞赛的对立统一,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主导。游戏要的是个人与自由,说白了就是玩;竞赛则强调集体与规则,甚至要象军队一样严格。很明显,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两种看似水火不相容的倾向一定要统一起来才能有体育运动:缺了后者许多项目就不存在或者存在也无法比较成绩,而没有前者的话,运动员缺乏主动性,也出不了成绩。但二者是如何统一的呢?这就因民族而异。相比较而言,中国显然是侧重于集体和纪律,西方,尤其是美国,侧重于个人与自由。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不是都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好竞争吗,怎么说西方人更喜欢非竞赛的游戏呢?其实,竞争是人类的天性,不过形式不同罢了。中国人的竞争也许常常是含锋不露,暗暗较劲,但中国因为人口密集而机会稀少,潜在的竞争比西方远为激烈,因此也就有了更多集体的控制和规则。这些规则往往未必公平,但避免了太大的混乱。相信“唯有读书高”的古代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制度化的文人奥林匹克---科举。在西方人和许多现代中国人眼里,这是最荒唐的洗脑智力竞赛,就象《范进中举》这个“寓言”所揭示的。美国也有一个寓言,形象地展现了多数美国人对竞争的不同态度。那就是在外百老汇一个小剧场连演了二十多年的名剧《排队》(作者以色列·赫瑞乌兹),不久前我刚在明尼苏达导演过一个新的演出。剧情很简单,五个角色先后来到空舞台上一条白线后面排起队来,大家各显神通---用嘴皮,用手腕,用性---都想要抢占第一位,可后来发现那条白线可以从地上拿起来分成许多条,人人都可以拣上一条,自找地方去拉一个队,于是个个都当上了第一。不难看出,拼命往一条队上挤的其实更象无奈的中国人(这些年也开始不同了),各走各的路才是更典型的美国性格。这个关于竞争的戏最后是用游戏结束的。

  在西方文明史上,柏拉图、席勒、马克思、弗洛依德这些政治观点炯异的大思想家都曾论及游戏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而中国的大师们多半不屑于为小儿科的游戏做文章,他们谈到艺术体育时也多是从功利出发。中文的“体育”望文生意就是教育(德,智,体三育)的一部分,而教育是大人,师长引导小孩,学生按步就班去做的事。在英文里,属于学校教育一部分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和属于社会的运动(sports)是两个不同的词。中文里虽然体育和运动也常常并用,例如“体育运动委员会”,但在只能选用一词时,多半是体育入选,如“体委”,“体育学院”,“体育场”等等,很明确地传达了体育运动是由上而下的组织活动这一观念。中国体育题材的文艺作品总是讲集体主义如何战胜个人利益和情绪,美国也有这样的作品,是专给青少年看的,成熟的体育文学几乎全是表现个人如何向权威抗争。例如《阿甘正传》中的阿甘无规无距地擅自冲进正在赛球的橄榄球场,竟然赢得了教练的欢心,弄到大学四年的运动员奖学金,后来居然还成为乒乓国手。这部片子对体育的描写当然是玩笑之笔,似乎没有任何集体会跟阿甘发生冲突,这个根本没想过要当运动员去夺标的弱智者每一手都是歪打,却偏偏都是正着。但这一玩笑之笔恰恰也歪打正着地反映了美国人对体育的游戏精神。西文(还包括法,德,意大利文)中sport的原意是指消遣,并不一定要参加竞赛。至于竞赛,奥运会的英文名字是Olympic Games。Game的原意不过是游戏,远不及中文的“运动会”来得正规,但那很能代表美国运动员的态度。别看他们争金牌时穷凶极恶,一点不讲“友谊”,在开幕式入场时总是吊儿郎当的样子。在以前多次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整齐划一的中国队列和自由散漫的美国浪子常常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一次,美国东道主看来是想要大家都接受他们的方式,故意把运动员入口处放在一个大斜坡上,使得再有纪律的队伍也无法保持队形,大家都只好也象主人一样漫步入场。这些年来中国运动员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因此在这种自由式入场中也显得轻松自如。但在比赛期间,中国队员背后有一个掌握全局的领导班子在运筹帷幄,从为关键选手制定策略到晚上到寝室关空调以防感冒都要操心;而美国运动员都各自为政,只听自己教练的,不少人还不愿住奥运村,要自选称心的豪华旅馆。垄断本届奥运电视转播权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为了投合美国电视观众,把镜头几乎全给了体操、跳水、田径等个人项目,只给集体的大球比赛很少的时间(拥有超级明星但最不讲究配合的美国男篮是唯一例外),使得了金牌的美国女足和女垒也大为恼怒。

  奥运会上中美行为的不同不仅仅是当代社会制度的差别使然,还有远更复杂的原因。历史上,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奥林匹克那样的专门运动会。那时的体育常常跟戏剧(甚至军事训练)分不开,秦朝的角抵和汉朝的百戏都既是体育表演又是广义的尚武的戏剧。希腊人却把体育和戏剧分得清清楚楚。希腊悲剧家在写冲突时胆大包天,甚至敢让亲娘杀掉儿女,儿子不但弑父,还要娶母,可又都是些动口不动手的谦谦君子,他们作茧自缚,规定绝不在舞台上展现杀人。因此,武术家在光辉灿烂的雅典剧坛找不到一席之地,只有去搞运动。古代奥运会后来也有了类似中国角抵的拳击与摔跤比赛,但重点却一直是那些在中国直到现代才重视起来的田径运动,包括赛跑,跳远,铁饼和标枪,都是可以一人独练的项目。公元前五世纪初希腊战胜波斯的那场大战是希腊史上一件大事,在战场上失去了兄弟自己只身凯旋归来的埃斯库罗思以此为题写下了他唯一当代题材的剧作《波斯人》,却一点也没想到要在台上用武士的集体舞来表现辉煌的战斗场面,只写了败军波斯人宫殿里的悲悲切切。这对中国戏剧家恐怕是不可思议的。可惜埃斯库罗思没有给军人立传,那场战争中阵亡的无数将士都逐渐被人遗忘,只有一个赛跑好手却得到历史的青睐,那就是独自一人从马拉松战场长跑到四十多公里以外的雅典去报喜的菲狄匹狄思。人类的第一位马拉松健将没有留下他的时间纪录,他跑完全程,叫了一声“庆祝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地死去。他虽然没有获得奖牌,却在“马拉松”这一奇特的比赛项目中受到全人类永久的纪念。可见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运动家的种子就是在希腊人中播下的。

  后来奥运会被罗马人停掉了,渐渐地运动好手们也在剧场中找到了用“武”之地。从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剧本中可以看到很多在希腊遭禁但向为中国戏剧所长的武功场面,要当莎剧演员剑术是必修课。比较一下中西舞台上为武功所安排的戏剧情境,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中西戏剧家都十分喜欢在情节中安排当众表演剑术,又几无例外地都总是要让这种表演突破规则。《霸王别姬》中舞剑的虞姬竟然自杀,是为了霸王的霸业;《鸿门宴》中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都是为了国家大事的政治行为。而莎士比亚的角色凡是在拉好的场子里耍剑的,都是出于私人恩怨。《第十二夜》里的安德鲁爵士和女扮男装的维欧拉,《奥赛罗》里的罗德利哥和凯西奥都是情敌,都有背后搞鬼的坏人假借公平竞技的名义使他们斗起剑来。哈姆雷特与雷阿替斯之间在克劳迭斯操纵下的那场“殿试”决斗可算是最关国家大计的政治性较量了,它的发起者雷阿替斯却只知道给死了的父亲和妹妹奥菲丽娅报仇。当然中国舞台上也有不少不听官府的武艺高手,人们喜爱的《水浒》故事中就有一大批,尤其值得运动爱好者注意的是长跑(或竞走)健儿“神行太保”戴宗和跳高大师“鼓上蚤”时迁,两个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田径好手形象。但就是这样一些神通广大的造反者也还是逃不出传统的等级制度,伏伏贴贴地被一个个塞入严格排定的一百零八个座次中去,到最后还被宋江领着一起让朝廷招了安。这在西方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他们所熟悉的那个同样以劫富济贫著称,也被无数次搬上舞台银幕的英国绿林好汉罗宾汉就是一辈子独往独来。他们哪里想得到,在中国,就连那个武艺真正“超人”,天不怕地不怕的的猴王孙悟空都只怕一个和尚的紧箍咒!

  现代奥运很长一段时期内主张的所谓“业余主义”其实就是强调个人的游戏精神,因为职业化意味着以竞赛为目标的长期集体训练,而业余运动员一定是把运动作为业余爱好的,或是自己单独训练,或是零敲碎打地找人一起练。被称为现代奥运之父的法国人皮尔·德·顾拜旦为开创这一伟大的事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却是个根本就不喜欢集体项目的人,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太奇怪了。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说奥运会是业余的,简直象听到天方夜谈。中国每个省市都有许多专业运动队,我们的观念历来是凡是代表国家的一定是国家全盘负责的,因为没有集体个人是不可能练,就是练也练不出成绩来的。西方人的观念完全不同,尤其是美国人。别看美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到处举着“穿着”国旗招摇过市,他们的“国家”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就象穿在身上的国旗图案一样可以任意剪裁。他们大多数确是业余的,独立的,与政府完全无关。其实真要有“国家队”的话许多人也未必愿去。有一个例外是组建还不久的女篮,她们为了迎战奥运破例集中了一年时间,每人拿薪水五万。对多数队员来说这还是很大的牺牲,因为既要离开家庭,有些名将还要失去更为可观的收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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