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经济学的柒柒捌捌——一个另类经济学者的主流观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3 次 更新时间:2008-07-14 13: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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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进入专栏)  

  

  引子:经济学的争议和经济学家的反省

  

  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这样评价经济学家群体的分裂程度,他说:“即使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地排成一队,他们也达不成一个共识。”曼昆在《经济学原理》开篇就引用了这句名言,确实,当下经济学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争议和分歧。这些争议有些是来自于经济学家内部的“倒戈”行为。那些对传统经济学教条反感的经济学家,正在不遗余力地从经济学阵营内部发起冲击,试图以批判性的重构行为使经济学获得新生。这些有点另类的经济学家到处宣扬经济学的无能,揭经济学的“伤疤”,好像不受欢迎的牛虻。可是正是这些牛虻,刺激了原有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学教条的神经,使主流经济学得以一步步改进。

  有些争议则来自于更为广泛的公众。政府官员、社会大众、传媒和企业家们,对经济学的思想处于一种隔膜状态,在道听途说中了解到经济学的一些有趣的术语和结论,于是充满好奇又充满挑剔地审视经济学的“神秘王国”。当撒切尔夫人不顾数百位经济学家的意见而执意执行她的反潮流政策的时候,当这些政策最终证明了经济学家集体错误的时候,政府官员和公众对经济学家普遍的不信任甚至嘲讽就开始了。当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运用自己发明的公式和方法在资本市场上面临破产的时候,你还能指望公众对经济学家产生任何虔诚的信任吗?经济学家是否有用?经济学家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吗?经济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屠龙术式的学问?面对公众的指责、质疑和嘲笑,经济学家群体面临一种异常尴尬的境况。

  还有一些争议来自于社会科学界的同行们。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听到“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词就顿生反感,而有些半斤八两的经济学家却仍然坚持在各个场合宣传这个蹩脚的术语,这个术语除了激起社会科学界同行的集体反击和嘲讽之外毫无其它效果。经济学成为显学,也许并不是由于经济学家集体的特别勤奋与聪明,也许也不是由于经济学天生具有某种神秘的法术,而是因为社会发展趋势所提供的特别的历史机遇和经济学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张力与开放性。经济学家在学会谦虚之前,在学会心平气和地学习其它社会科学的长处之前,在学会努力从其它社会科学汲取方法论上的养分之前,是不会有任何出路的。

  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仍然无视这些争议,而陶醉在一种持续了几十年的优越感中。他们还在津津乐道一些有利于经济学家群体的论据,这些论据也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所发明的。比如被广泛引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J. M. Keynes,1883-1946)的一段话:“从事实际事务的人相信他们自己完全能够免受任何智者的影响,但他们却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政的狂人自以为凭空可获得政见,然而他们的狂想却往往是从数年以前某些经济学者的思想中汲取而来。”经济学家为此骄傲不已。可是凯恩斯的话却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从事实际事务的人也从其它社会科学的成果中汲取大量智慧。

  经济学家该学会反省,也到了必须反省的时候了。公众对经济学的不信任已经积累到差不多爆发的程度。经济学家在各个场合的讲演已经不像以前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和盲目信仰。经济学家群体相互之间矛盾百出的结论让公众无所适从。这些现象都表明,经济学内部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元素,在这些元素未被正确对待之前,经济学不可能指望获得实质性的进步。

  

  经济学的神秘主义

  

  任何学问都一种竭力使自身显得神秘莫测从而使人心生敬畏的倾向。学者用大众不懂的语言彼此交流,那种建立在“私密性交流”基础上的快感是无法言传的。这种优越感促使学者们发明更多的术语,创造更多的仅仅属于一个小群体的话语体系,从而有意地把自己与大众区别开来。据说这样才能显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才能显示没有艰苦学习就别想掌握这门学科这一真理。

  经济学在其两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创造了大量的术语,这些术语已经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最复杂的修辞学。当然,正如曼昆(N. G.. Mankiw)在《经济学原理》(第四版)的第二章《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中首先阐明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必须有自己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数学家、生物学家、法学家、心理学家等,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和表达方式。当经济学家向普通公众阐述经济学理论的时候,那些有着特殊含义的术语往往使公众感到困惑。供给弹性、消费者剩余、棘轮效应、局部均衡、边际收益、机会成本、预算约束线、生产可能性曲线等等,这些术语的发明有助于经济学家用相同的语言和逻辑来交流,但对公众来说,这些语言的普及确实是非常艰难的。

  并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有白居易一样的抱负,试图把自己的学问(在白居易就是诗歌)还原成通俗的语言与目不识丁的老太婆交流。虽然经济学家的术语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有用的思考方式,但是就连曼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新语言有一种似乎不必要的神秘”。经济学的神秘主义可能是经济学发展史中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或者更进一步说,这种神秘主义或许是所有学科发展史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没有这些特殊的、界定清晰的、有着准确含义的科学术语,经济学家和其它科学家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率的沟通,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逻辑推演。从这一点来看,指责经济学家滥用术语是不够公允的。

  现代经济学,由于使用了更为复杂和难于理解的数学,而在语言修辞的道路上比其它社会科学走得更远,与公众的疏离也更加严重。作为专业的经济学研究者,当我面对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家杂志的时候,也经常被其中劈头盖脸无所不在的数学公式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可以想象,作为公众,即使她或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也难以理解这些杂志上的经济学论文究竟在谈论什么。数学是一种必要的工具,它有利于用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来进行逻辑的推演,也使得一门学科更具有知识上的累积性和可验证性。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经济学家对数学的滥用已经起到了相反的效果。那些对现实的复杂的真实世界及其历史毫无知识的所谓经济学家(他们往往是由数学系或物理系等学科转来的),正在用越来越多的数学技巧来掩盖他们的无知,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欺骗那些对数学不熟悉的读者。他们有更多地使用数学方法的激励,但是他们往往忘记了,在任何一个学科里面(除了纯数学),数学只是作为一个工具来被使用的。经济学所面临的课题,比任何纯科学领域所面临的课题都更复杂,如果不认识到数学的局限性,而盲目地信仰数学和滥用数学,那么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我在这里不可能展开来探讨经济学中的数学的作用以及局限性,这是经济学方法论中最难以解释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经济学家的社会使命,考虑到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功能,我们就不能纵容自己只是陷在经济学术语和繁杂的数学中自我安慰和自我陶醉。在很多时候,经济学都要向大众说话,这要求经济学家要以公众懂得的语言,在政府官员、选民、新闻媒体中解释经济学理论及其社会效应。经济学家应该在公众的视野内抛弃那种神秘主义的传统习惯,把经济学理论还原为一种普通的、大众可以理解的知识。实际上,几乎所有经济学理论都不过是一些普通常识(common sense)的翻版和复杂化而已,而且,就像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850)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所说的,“必须承认,经济学构成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况,因为在这门学科中,相对于其它任何学科而言,普通常识比我们能够积累的科学知识要走得远多了”。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宣称他或她的理论难以用普通的语言加以说明和解释,或者他或她的理论难以还原为日常生活的常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或她的理论的真实性。

  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第四版)的第一章里向我们描述了贯穿全书的“十大经济学原理”,这些原理与我们的普通常识如此接近,以致于任何受过初等教育的人都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自己获得这样的结论。比如:“人们面临权衡取舍”,“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等等。无论经济学理论的证明过程如何高深,但它总可以用这样简明的浅显的语言描述出来。对于初涉经济学的人而言,这样的经济学教育意味着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进入经济学殿堂,而不被刻意布置的那些没有必要的钟鼎器皿和幔帐弄得不知所措,也不会被那种神秘主义的表述方法所蒙蔽。

  

  经济学的帝国主义

  

  我又要谈到这个令我感到可笑和困惑的词汇。尽管曼昆并没有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到“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这种说法,但是他还是对经济学在从治理污染、解决交通到投票问题等如此广泛的领域里发挥作用而感到由衷自豪。经济学似乎无所不能,经济学这门学科似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

  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它的强大还是意味着它的霸道?从“帝国主义”的辞源上来说,它似乎永远不可能是一个褒义的词汇,它的准确含义应该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不恰当地侵占其他人或者集团的领地。经济学被冠以“帝国主义”这样的字眼,显然并非出自其它社会科学的善意。实际上,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并不很久,据考证,直到1903年,剑桥大学才设立了经济学的荣誉学位,而在此之前经济学是作为历史和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一部分来讲授的。马歇尔、凯恩斯等人为提升现代经济学的地位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当一个学科开始占据显学地位的时候,这个学科就会自然地将一整套术语和思维方式普遍化,这对其它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而言无疑造成了巨大的不可回避的影响。

  然而在100年前,社会科学界所反感和抨击的并不是什么“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而是“历史学的帝国主义”,这个历史非常耐人寻味。门格尔教授非常生动地在其《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的序言中写道:“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

  门格尔的描述很像一个世纪之后很多社会科学家对经济学的抱怨。与当年的“历史学的帝国主义”一样,经济学也在成为显学之后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思考方式向其它领域开始“殖民行动”。我认识一位伦理学教授,他对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谈论道德问题很感兴趣,但是对经济学家谈论道德问题的很多结论感到恼火。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在谈论伦理学问题时经常不得要领却自鸣得意。经济学家当然有权利谈论道德伦理问题,就像伦理学家有权利谈论经济问题一样。但是,当经济学家以经济学的视角谈论道德问题的时候,应该怀着一种谦逊的态度,他或她应该认识到,伦理学家们在道德问题上已经讨论了几个世纪,在这几个世纪中道德问题曾经被无数个智慧深邃的头脑所思考过;作为经济学家,如果对这些伦理思想史上的前辈的贡献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领悟,就很难有资格谈论如此深邃的命题,就像伦理学家很难在价格理论上发表什么值得尊重的意见一样。那个伦理学教授对经济学家们的那种横冲直撞的勇气很是钦佩,但是他对于经济学家谈论道德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肤浅和盲目仍然不能忍受。

  经济学家的傲慢已经引起了其它学科的学者的反感。这当然不是说,经济学不应该或没有权利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术语思考其它领域的问题,而是说,当经济学家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个学科已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也不要以经济学的单一眼光独断地判别这个学科已有的成就。这样的独断几乎没有不显得肤浅可笑的。即使在相当实际的领域,经济学也不是唯一的有力量的学问,也不是起决定力量的学问。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就曾提到他在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期间所得到的宝贵领悟,那就是:即使在他向总统提供一种正确的经济政策的时候,总统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更多地咨询政治学家、大众传媒专家、公关顾问和法律专家。

  同时,经济学家应该明确的一个真理就是:经济学在其200年的发展过程中,从其它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汲取了大量的智慧和思想资源,如今这些智慧已经完美地融入到经济学中。均衡、弹性这些术语明显来自于物理学的影响,而现代经济学从社会学(如最近流行的社会资本理论和组织理论)、政治学(如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法学(如法和经济学这个新兴领域)等社会科学那里得到的资源更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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