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民粹政治,中国冲突性政治的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07 次 更新时间:2008-03-10 01: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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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日前我曾经看到一个抽样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我国百姓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从地方到中央随着政府级别的提高而不断增高。这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社会下层得到了广泛的实惠,这一调查结果因此并不奇怪。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结果也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一,百姓对于中国政府目前的这种认识将大大提高地方政府的统治代价。地方上的压力最后是会转移到中央来的。第二,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当政府负起提供某一个公共物品的责任时,百姓就会要求政府为此负责,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于是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9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较80八十年代更为复杂甚至严重,但是这些社会矛盾却不能导致像80年代末期出现的大规模政治风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在后毛泽东时代有着地方化和去政治化的趋向。中央因此不需再对大量社会矛盾的产生和解决负有全面责任。但是,目前百姓对于中央的高度信任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问题所存在着的一种再政治化的倾向。结合日前看到的社会调查中的另一个结果(即,一旦当某人有上访的经历后,他对中央的信任度就会大大降低),其后果不容乐观。

  金钱是中国目前解决集体性抗争事件的一个重要法宝。去年笔者在武汉市政府前见有人闹事。问及政府怎么处理此类事件,当地的一个朋友说市政府专门拨有“安定团结” 专款。如闹事不散政府会把他们召了进来,在查明身分和核实情况后给闹事群众每人发放一定数量的人民币解决问题。地方政府采用这一方法自然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这种做法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不能对社会矛盾进行良性的例行化。笔者最近听到,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一个建房工程的拆迁动员中,一些居民对于普通老房型二居室房子的搬迁费要价起价就是一千万人民币。我国前些年的搬迁实践中政策上曾经过度向开发商倾斜,造成了一些很不好的影响。但是,发生在朝阳区的这种状况却把我们从一个极端带到了另一个极端。与上访一样,用金钱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做法不能给闹事的当事者和旁观者提供一个清晰的消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该国家管,什么该自己管;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

  总之,目前政府处理集体性抗争事件的主要方式(即上访加钱)避免了阶级政治的发生,但是却不能有效地在制度框架内例行化的冲突性政治。目前政府处理集体性抗争事件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另一种例行化倾向,即集体性抗争行为向着民粹主义政治方向的例行化。如果民粹主义政治在中国一旦被例行化,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减缓,国家和地方财政收紧时,中国政府解决冲突性政治的回旋余地就会大大减小。我们需要对此加以警惕。

  

  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2期,总第20 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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