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社会理论之法与中国语境——与海伦民先生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6 次 更新时间:2008-03-09 22: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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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 (进入专栏)  

  

   海伦民(以下简称“海”):高先生,你好,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论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很久不见,想念你。读了你们编的《社会理论之法:解读与评析》一书,受益匪浅,但也产生了一些疑问,想就一些问题与你切磋一下,其中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理论之法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高:谢谢你对这部文集的关注。这部文集的范围有限,收集的主要是汉语世界关于社会理论之法的重要研究之作。实际上,社会理论之法涉及的范围很广,人物很多,这部文集只涉及了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我们希望以后逐渐扩展范围,把福柯、布迪厄、卢曼和托依布纳等人社会理论视域中的政治和法律理论也包括进来。关于社会理论之法的特点,我在那篇导言中已经有所阐释,但关于它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我在“序言”中没有展开,当时担心序言写得过长会喧宾夺主之嫌,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个不足。

  

   社会理论之法与中国的相关性

  

   海:在我看来,社会理论之法的作者都是西方学者,所针对是西方社会的背景,他们的“诊断”和“处方”也都主要针对西方社会的问题,请你谈谈这样的理论对于中国问题有何相关性?

   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他们的理论确实是源自西方并主要是针对西方社会的问题,但是,社会理论之法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法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法律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如果中国还停留在传统社会阶段,可以说社会理论之法完全是对“他者故事”的言说,与中国毫不相关。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卷入了现代化的过程。我们都会承认,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许多与西方社会共同的问题,西方的社会理论以及法律理论,总结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和法律的经验和教训,它们对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都知道,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科学和理性逐渐得势,由此而出现的“祛魅”使得神治失去了依据。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的血缘和特权制身份关系,并以契约关系取而代之;传统的、封闭的熟人社会趋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开放的陌生人社会,由此借助于熟人情面和舆论压力的道德之治便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在现代社会,无论主张徳治的理想多么高远,最终都会事与愿违,缺乏行动的力量,都会在社会治理方面成为美丽的无果之花。现代社会日趋分化和日渐复杂,各种风险不断增加,在社会管理上一旦出现了决策失误,就会危及全局,带来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和灾难,凭靠人治是将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安危和人们的命运交给某一个人和某几个人,等同于放纵风险和铤而走险,所留下的惨痛的教训触目惊心,因而人治失去了信用。凡此种种都表明,现代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不可能建立在神灵、道德、习俗或“克里斯玛”(即精英人格)的基础之上,凭靠枪杆子之类的武力来维持权威本身就缺乏合法性,统治难以维持久远,因此,现代社会权力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涂尔干、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及其法学理论,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上述发展趋势,并指出了为何现代社会都不期然而然地选择了法治之路。哈贝马斯尤其强调法治的民主基础,认为法治只有真正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才具有正当性,由此现代社会才能得到根本的整合。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种种磨难,外丧主权,内乱不已,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摆脱了长达100年的混乱局面。然而,由于奉行“以俄为师”的僵化教条和传统专制主义政治文化阴魂不散,中国不知不觉地又陷入了人治的泥沼,以致酿成“文革”的历史悲剧,使得中国经济倒退,政治专制,社会失序,文化凋敝。“文革”结束后,中国才痛定思痛,走向正路,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自我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从人治转向法治。如果我们早就能够认真对待社会理论及其法学理论,本可以更清醒地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更理性地选择社会的治理模式,更及时地实现民主和法治,从而避免曲折和弯路。当然,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一切虽略显“悔之晚矣”,但犹可“亡羊补牢”,认清当下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海:你谈到现代社会与法治的关系,其中一些思考对于理解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不无启发意义。但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并不一致,发生的原因和情境也大不相同,因而模式也多种多样,例如哈贝马斯就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就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法国大革命开启的模式,另一种是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创造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无疑不同于这两种模式,而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对于政治和法律的模式具有直接的影响。我的问题是,对于不同现代化模式及其民主和法治模式是否应具体思考和分析,而不应用一般的社会理论和法律现代化理论加以解释?

   高: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实际上,纵观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基本模式并不限于两种,至少有五种。一是英国的“光荣革命”模式,即通过改良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渐进式转变,这是哈贝马斯所忽略的一种类型,日本的现代化也属于这种类型;二是法国大革命模式,它的特点是通过暴力革命打破旧制度,从而实现现代化的转型,直接催生的是具有共和主义气质的雅各宾专政;三是美国独立战争模式,其特色是在既存的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建构现代国家;四是苏俄“十月革命”模式,其特色是在推翻帝制之后,经过曲折的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大体属于这个类型;五是通过西方的殖民化过程而实现现代化,其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和中国的香港地区。当然,还可能有其他模式,但上述五种模式大体涵盖了世界现代化的主要类型。我们回头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大体上有三种价值取向,即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国虽然最初选择了共和主义,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趋向了自由主义,不过,相对英美而言,法国等欧陆国家的理念于制度仍然具有共和主义的遗迹。自由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法律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主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并重视以人权为基础的宪政和国家体制的建构,旨在把国家“挡出去”,以确保个人的私人自主。共和主义试图通过人民主权和公共自主把国家“圈进来”,使之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除了指导思想、所有制和执政党的地位等方面之外,社会主义与共和主义颇多共同之处,它们都强调合作而反对博弈,强调集体优于个人,主权高于人权。它们都主张人民主权,反对个人人权;强调议行合一,反对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一体化,反对这三者相互分离。我们从对于“人民”话语的重视和“人民”意象的流行上,可以发现共和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社会理论的大师们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化的上述模式进行了深刻分析,其洞见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和民主商谈理论,就致力于将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起来,通过扬长避短而实现政治和法律现代化的超越。

  

   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

  

   海:按照你上述的说法,似乎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并无优劣之分,这是否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据我所知,哈贝马斯反对相对主义的立场,而你在许多场合都说赞同哈贝马斯重建普遍主义的进路,这又如何解释?

   高:我这里并非主张相对主义,而是说现代化的模式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人们精心规划的结果,因而人们只能在特定的模式中进行探索。实践表明,无论是哪种模式,最终的根本出路都在于加强民主和实行法治。自由主义的国家模式虽然在“防御”和“抵制”国家侵犯私权方面基本是成功的,但其放纵竞争和激励博弈,确实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这就是新共和主义何以在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共和主义的优点在于强调公共自主和群体合作,但集体的宏观主体却把个人通约了,个人的私人自主难以维持,这种“统合式民主”只有集中,实则变相取消了民主,走向了“博弈式民主”的另一个极端,其结果难以防止“多数的暴政”,甚至出现了“少数的暴政”。关于“多数的暴政”不应简单理解,认为凡是多数的决定都是对少数的暴政。这个隐喻的精义在于以下两点,一是追问使多数成为多数的方式,这种方式比多数本身更重要;二是基本人权具有不可剥夺的性质和不可撼动的地位,不受多数的随意支配。与共和主义类似,社会主义强调整体,本意是想把个人和国家都统合到社会之中,“半国家”的说法就表明了这种意向。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实际出现在世界舞台的都是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在通过政治权力整合社会方面,这种体制具有一定优势,而这种整合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特定阶段具有某种必要性。然而,这种体制由于长期缺乏民主的基础,缺乏宪政基础上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对于个人人权的保障,缺乏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缺乏言论自由的异议表达渠道,因而难免出现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最终是整个体制出现合法性危机,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极权体制的解体,虽然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无疑源自这种体制的内因。

   海:按照韦伯的解释,现代资本主义以新教伦理作为精神动力和价值驱力;按照美国学者伯尔曼的研究,西方的法治以基督教的信仰传统作为基础。根据他们的结论,有些人认为,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没有新教伦理和基督教的信仰传统,因而无法发展出来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和现代法治,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高:韦伯和伯尔曼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和法治产生于发展的解释具有独到之处,对于我们思考有关问题颇有启示。但韦伯夸大了宗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除了在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伦理,还有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主要是在天主教的中心意大利,启蒙运动在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比在其他新教国家更具有影响力。因此,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完全归之于新教伦理则未免偏颇,实际上,在没有新教伦理背景的许多天主教国家,资本主义也得以产生和迅速发展,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出现的就很早。关于伯尔曼的观点,我们也不应简单化。毫无疑问,基督教及其教会法对于中世纪后期西方的法律和法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他的研究对于重新认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思考西方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是,他夸大了西方法律与宗教的联系,夸大了现代西方法治的传统宗教背景,夸大了现代法律信仰的宗教基础。如果我们广泛阅读有关中世纪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作品就会发现,只有教会法才与基督教的信仰密不可分,而世俗法律体系,如封建法、王室法、庄园法、城市法和商人法,虽然与宗教存有联系,但并非都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其中的城市法和商人法已经具备了现代宪政和商法的雏形,在很大程度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控制。如果我们把韦伯和伯尔曼的观点奉为圭臬,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悲观主义情绪,认为在非西方国家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现代法治,甚至认为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要建构现代法治首先需要具备基督教的信仰基础。但无数的事实表明,在许多非西方国家,既没有新教伦理也没有基督教的信仰,资本主义和现代法治却取得了迅速发展和惊人成功。我们必须澄清的一点是,现代化本身就是放逐神灵的过程。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在当今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宪政之维的信仰自由意味着现代政治和法律与宗教相分离,宗教信仰已经变成了个人化的“精神消费品”。如果说现代法治仍然需要对于法律的信仰,那么这种信仰也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宗教信仰,而应是“世俗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这种“世俗宗教”主要是指基本人权和宪政原则所体现的价值,与宗教信仰不同的是,这种信仰需要进行理论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并允许人们进行反思和批判。具体言之,现代政治和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就可以成为这种信仰,它们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以及宽容等。

  

   宪政民主与社会理论之法

  

海:你的上述分类和分析很有意思,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但认为毕竟是一种值得思考的说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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