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5 次 更新时间:2008-02-26 08: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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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变得和利益集团运动差不多了, 他们又开始反制度化了。所以“和谐社会”不是说没有社会运动, 而是加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能力, 是一种动态的和谐, 而不是压抑的和谐。

  讨论社会和政治运动中的社会结构有三个视角, 一是公民社会的结构, 二是阶级结构, 三是政治结构。公民社会结构视角实际上讲的是发达的公民社会, 会让社会运动增多, 集体行动减少, 革命变得不可能。公民社会为社会内部成员的讨论,为中层组织之间以及中层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平台, 有利于缓解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不会因为冲动而轻易加入某个大众运动。比如, 中央电视台曾直播了关于“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的听证会, 来宾中有政府官员、铁道部代表、经济学家和一般消费者, 政府部门说现在是市场经济, 政府部门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铁道部就会说春运期间涨价是因为员工工作20 小时一天, 很辛苦, 经济学家则讲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证明这是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后的正常结果, 消费者代表则肯定是反对涨价。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涨价。有意思的是, 节目播出后, 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民工竟然表示, 他们虽然仍然反对涨价, 但是看了听证会以后, 他们甚至也觉得涨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公民社会还能促进认同感和利益多元化。如在最近的美国反伊拉克战争中, 就有形形色色的人: 有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 有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据不足的人, 有认为战争至少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的人。有人说, 正如这种不同利益群体大联合的社会动员结构才使得一场较大规模的反战运动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使得这种联合结构松散, 根本不具备发动大众运动式社会运动的条件。

  公民社会发达还可以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 从而防止民粹主义的诞生,使程序政治变得可能, 同时可以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

  还有一个结构是阶级结构, 摩尔(Moor) 的理论是一个代表。摩尔要回答的是, 为什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英国、美国、法国走向了民主, 而日本和德国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中国和俄国选择了革命。摩尔的出发点是不同国家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阶级矛盾, 尤其是农业的商业化程度, 决定了这些国家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注6)

  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为什么国家在社会运动中那么重要?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近代社会运动和革命都可以或多或少被看作是社会对现代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对中国人而言, 在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中, 有一项研究尤其值得注意, 那就是迈克丹尼尔(Mc-Daniel) 对寡头整体现代化和革命关系的研究, (注7)他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1911 年俄国的革命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其中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在现代化成功的时候, 寡头政体没有办法把现代化导致的社会利益的复杂化制度化, 因为这样的国家的合法性建立于传统或神授, 法律在寡头政体下缺乏严肃性, 容易培养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煽动革命。虽然中国不是一个寡头政体的国家, 但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一个由威权主义国家领导的现代化如何避免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尤其是国家的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哪里, 值得我们深思。笔者的一个观点是, 国家的合法性不能建在实处, 而必须建在虚处。

  谈论社会运动中的国家, 就不得不说国家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会增多, 会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会产生工人阶级运动。但一个问题是, 工人阶级运动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得完全不一样: 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人阶级运动, 也没有工人阶级政党; 俄国则发生了工人阶级革命。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 现在的一个解释是工人阶级的意识是建构的, 代表人物是汤普森。但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建构结果不同, 则是国家处理工人阶级意识的方式不同造成的。西方工人阶级运动有六种形式( 表2) , 在现代工业国家, 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认同感已经被分割了, 但是如果国家处理工人阶级运动时不能将其制度化, 就会迫使工人逐步打破内部的认同感隔阂, 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因此逐渐由保守转为极端。这对今天的中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结构主义的视角的话, 那么, 下面的讨论将转向行动理论。行动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应用就是“搭便车模型”, 由于笔者在别的地方已经对什么是一个好的形式模型做过详细的讨论, 在此不再赘述。(注8)本文只想介绍的是现在美国最时髦的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传统的理论强调社会运动是病态的,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是受压迫者反抗的正常现象,是一个政治过程; 传统的理论认为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是非理性的, 他们则有理性假设来分析人;传统的理论强调怨恨感的重要性, 他们则强调利益、资源和机会的重要; 传统的理论强调社会运动会使得社会崩溃, 它们则强调社会运动会让社会组织起来。不过, 如前文所述, 这四点批判每一点都有误区。

  随着政治过程理论的发展, 有一个理论叫“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eory) 一直占据主流地位, 笔者曾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批判这个理论。其中的关键症结就在于它把“机会”这个概念彻底主观化了。实际上, 任何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的理论( 比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等各种资本理论) 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理论变得不能证伪; 把这种理论推到极端, 整个社会学就会变成一种“机会学”或“资本学”。

  社会运动理论对话语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在讨论文化问题。对文化的定义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广义定义, 这个时候文化实际上变得无所不包; 二是狭义定义, 文化包括了所有存在于我们头脑中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信息, 但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那些范畴则不算其中。本文遵从的是第二种规范。社会运动理论关于这个问题发展出了好几种理论, 比如框架分析理论、文本决定论等, 其中有一个问题, 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作用于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我认为这方面有三种层面的机制。一是在策略层面上作用于行为, 第二是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 第三是在习惯和本能的层面上。人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 在实践中这三个层面往往同时发挥作用, 行动者会灵活运用策略, 会依据自己的信念办事, 也会做出本能性和习惯性反应。那么, 这三者如何分开呢? 我的一个建议是, 从国家和社会角度看, 在不同的结构情况下, 文化在这三个层面起作用是不同的。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推论: 当一个社会运动中组织的作用越大,这个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就越有可能在策略层面上使用文化; 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极差, 自发行为在社会运动中就会占有统治地位, 这个社会运动中的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就会基于他们自己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本能; 在一个具有较强镇压力量的威权国家中, 一个社会运动即使有很好的组织力量, 也会在组织原则和行动策略上重袭和延续威权国家的文化。总之我想强调的是, 不同的结构中, 文化的不同层面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

  另一问题是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 也就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怎么被动员起来的? 社会运动动员具有三种不同机制、网络机制、空间—网络机制、空间机制, 其中第三种是笔者的一个新发现。通过研究学生运动, 笔者发现空间不仅能导致一种组织网络和特殊的动员结构, 而且空间能直接导致特殊的动员结构的形成。这就好比半夜打雷,同时惊醒了同一个地区的许多人, 我们就不能说这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而得知打雷的; 但是, 如果一个人没有被雷声惊醒, 第二天有朋友告诉他才知道, 那么这个人是通过社会关系网获得这一信息的。游行的信息也一样, 并不是都通过关系网络传递的, 而是通过自然而然的直接接触传递的。所以空间既有间接作用, 也有直接作用。当然, 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中, 这三种动员机制的作用存在有区别。

  最后一个问题, 该如何看待新闻、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 我认为有两大问题尤其需要引起注意, 一是传媒特性本身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比如印刷书、电视和英特网的出现, 都改变了社会运动的面貌, 这个时候传播方式就是信息。第二个是新闻内容才是信息。西方的新闻在报道社会运动的时候往往是保守的, 基本上是负面的, 一个人甚至写了一本书研究美国的新闻报道是如何歪曲和破坏了美国的新左派运动的; (注9)而中国一旦允许报道, 往往是正面报道, 支持和同情的多。我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国家合法性问题上。(注10)

  总之, 作为一个简短的结论, 我认为, 西方的昨天也许是中国的今天, 西方的今天也许是中国的明天, 所以把握社会运动发展的趋势非常重要。笔者将这种趋势概括为三点: 一是新社会运动的出现, 二是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 三是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出现。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集体行动的现实和未来。中国目前处理集体行动的方法是有效的, 但还不够, 尤其是民粹主义一旦兴起,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关键还是要把社会矛盾用制度化的方式处理。作为中国学者, 我们不能把西方理论当作圣旨, 我之所以反对固定模型, 反对把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分开, 强调情感、文化、空间环境等因素的作用, 这些都受益于我对中国真问题的思索。研究中国, 必须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和理论, 也许我们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来。

  

  注释:

  * 本文系作者2006 年3 月24 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共同主办的“《清华社会学讲义》研习班”上的演讲修改而成。全文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吕鹏整理。

  

  注1:Scott, James.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注2:Duara, Prasenjit.Rescus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注3、注8:参见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载《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1 期。

  注4:Smelser, Neil.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New York: Free Press.1962.

  注5:Kemper, Theodore.Social Structure and Testosterone: Explorations of the Sociobio- social Chai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注6:Moor,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注7:McDaniel, Autocracy,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and Ir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注9:Gitlin, Todd,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nifornia Press. 1980.

  注10:赵鼎新:《清华社会学讲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学海》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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