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3 次 更新时间:2008-01-01 23: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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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本书是我二十多年来研究国际政治的部分学术成果和心得。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错爱,得以结集出版,在此深表感谢。借此机会,也想谈谈在这一学术领域耕耘的过程和点滴体会。

  我是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中长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在十二年的时间里同正规的文化教育彻底绝缘。内蒙古草原七年加黄河岸边三年的农牧民和学徒工生活,让我饱尝了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处于社会底层的滋味,接受了一场场生动的国情教育。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却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国际政治系;又是阴差阳错,后来把研究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定为主攻方向。留校任教八年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转眼到了盘算如何安排退休生活的年龄,命运却突然安排我回到北大,在未名湖畔落叶归根。回顾岁月沧桑,不禁嗟叹于“人算不如天算”。

  处在社会底层的经历,至今决定着我观察国际政治的视角和判断是非的标准。我爱内蒙古、河南的老乡和朋友们,也曾经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同那些老乡朋友是一样的凡夫俗子,不会因离开了他们便变得高尚起来,所以无须掩盖自己在现职工作中的功利之心。我们不能要求中国普通老百姓无私,他们有安居乐业、寻求社会公正的权利。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本来同国家政治、国际政治没有必然关联。国家及其各项政策,应该以保护他们的安全、为他们谋利益为目的。

  在涉及国家利益、国际道义的问题上,我于是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益。他们好不容易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享受到国泰民安的好处,应该让他们安心追求自己的幸福,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偶尔参与建言献策,为的是不让他们动不动就受折腾,更不能让中国回到上百年前直至几十年前那些兵荒马乱的年代。“国际格局基本稳定”、“中美关系逐步改善”、“国际环境中机遇大于挑战”等等,在许多人听起来都是空洞乏味的判断,在我这里却有着特定的具体内容。我的体会是:有什么样的国内政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形势判断;做出什么样的国际形势分析,就反映什么样的国内政治动向。在那种不堪回首的国内政治环境之下,国家做出的国际形势判断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之类的口号。如果今天的世界真是处在“新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国家还能沿着改革开放道路平稳走下去吗?本书中发表的一些策论,出发点即在于这方面的社会关怀。

  从事本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来,我又逐渐产生了另一种社会关怀。粗算一下,迄今为止我在国外进修、讲学和旅行的时间,加起来约占专业生涯的五分之一,加上在国内同海外来客的频繁接触(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所谓“外事活动”,近八年来每天都同海外通电子邮件),使我偶尔会有“边缘人”的感觉。我同国外的同行朋友不时会因“各事其主”而产生分歧,但更多的时候是志趣相投,切磋学问,沟通信息。朋友们在一起经常感慨的是,世界各国的军费远远超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大国造出的核武器足够毁灭全人类无数次,而另一些国家以自卫为由,纷纷效仿,不惜牺牲本国本来已经很稀缺的经济社会资源;更可怕的是,过去和今天都有打着各色各样的高尚旗号而进行的战争和恐怖行为,涂炭生灵,破坏自然。我们能否通过对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减少各国间冲突的因素,部分消解人类的灾难?

  把这些社会人文关怀带入国际政治研究,会产生不少困惑。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近著《我们是谁》的前言里,特意提醒他的读者说,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虽然他力争做到超脱、透彻地分析各种现象,但他作为学者的分析很可能受到他的爱国心的影响。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迥异,我同亨廷顿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亦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也许比他更多地感受到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的矛盾。有时,明知某种看法从学术角度看并不客观严谨,但为了发表时不惹麻烦,并达到我希望达到的某种社会效果,用正确的政治语言加上了包装。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从学术上不难推导出的结论,一些本应让读者掌握的信息,却因社会环境的考虑而不能见诸于文字。这后一种情况,对我来说是更大的缺憾。

  爱国之心,治学之心,还有追求普世价值之心,在理性上是可以相互协调的。但到了具体问题上,理性思考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还以亨廷顿的思想为例。他在上述近著中阐发的一个中心命题是,美国需要敌人来界定和维护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性。“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 这一判断,对于维护美国特性来说是理性的,也可以找到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依据。

  对于亨廷顿这一论点,可以做出四种不同的理性反应。第一,亨廷顿是有代表性、有政治影响的美国人,他的话(还有美国的很多实际行为)可以说明美国在寻找敌人,而且很可能视中国为敌人。所以,我们也应该视美国为敌人。第二,亨廷顿的政治视角古已有之。我们的先圣孟子就说过:“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即使亨廷顿无此一说,中国人也应当明白,美国或者日本或者什么别的国家就是中国的敌人。没有敌国,中华民族就缺乏凝聚力,就不能崛起。第三,亨廷顿不能代表美国,很多美国人反对他这种思想。即使美国要找敌人,首先瞄准的也是伊斯兰激进势力,将来则可能把重新崛起的俄罗斯或日本视为敌国,中国不必过虑。第四,亨廷顿的话提醒我们,美国可能选择与中国为敌,也可能不选择与中国为敌。中国人民要的是安居乐业,长治久安,而不是寻找外敌。我们应当同不想以中国为敌的美国人共同做出努力,防止中美互为敌国。

  以我的治学之心,很难排除上述第一、二两种推论,因为它们都是自成逻辑的理性选择。我甚至有能力写出鼓吹这些推论的文章。但是,我所持有的社会人文关怀,我的爱国心,我所追求的普世价值,把我毫不犹豫地推向第三、四两种理性思考。这种自觉的思想倾向,可以说贯穿于本书始终。

  然而我的社会定位毕竟是专家学者,不是官员或谋士。学者人微言轻,坐而论道,不负太多的实际责任,其见解会同政府和政策产生距离。学者有自己的行规,就是必须使用学术语言,引经据典,力求推理缜密。学者要有独立人格,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观念体系,就要一以贯之,不能一遇风浪便左右摇摆,前后矛盾。学者要充分尊重同自己不同或相反的观点,不能以势压人,给别人乱扣帽子。作为国际政治学者,应当重视对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经验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力戒就事论事。

  社会人文关怀和学术标准不能两全的情况,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也随处可见,但似乎以国际政治学为甚。当国际政治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的时候,它也似乎越来越难被学术界认可为一门科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一些学者仍在执着地探讨着国际政治学(或称为国际关系学、世界政治等)的新理论和科学分析方法。中国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和学生也以此为己任。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有以探究知识为最终目标而从事学术,才能得其真谛,修成正果。

  8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过兴趣,后来也讲授过相关的课程。但是,受到学术功底、时间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我本人现在完全放弃了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目标。坦诚地说,我也不知道本学科最终能否形成某种宏大的理论或理论体系,把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现象梳理清楚。退而求其次,在国际政治学的某一分支领域发展出一些理论框架,用历史事实和实证方法加以填充和验证,可能是比较现实的目标。

  我是本着以上若干条原则而治学为文的,只不过一直眼高手低。本书收录的个人文章,一部分可以称为有特定思想政治倾向的学术成果,另一部分是用学术语言修饰过的策论,而两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一般的时事评论、学术短论、会议论文、政策报告、演讲搞,均没有收入。书中还有一些篇目,是为与本专业相关的一些著作和译著撰写的序言、导读。为他人作序并非我的偏好,但近年来写了不少,原因一是觉得推荐与讲解好书是应尽的义务,二是自己没有时间撰写长篇著作,只好借写序之机强迫自己多看几本新书,为将来写作教书做积累。

  二十多年来,我用英文写作并发表(以及从英文转译为其他外文发表)的学术论文、会议论文和时事评论,占个人已发表著述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其中许多属平庸或应景之作,但也有若干篇自己比较满意、获得较高评价的。据我个人体验,一种语言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即一种逻辑推理方式。语言的精妙之处,是无法翻译的。要想让英文世界的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观点,最好直接用英文来写作。本书中《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等文章,都是先用英文写作,再改写为中文的。为避免内容重复,英文原文不再收入。书中的四篇英文论文,则因没有真正对应的中文版本而列入。

  为了忠实于自己,也坦然面对读者,我在编辑本书时,除了极个别文字勘误之外,让过去发表的文章全部以本来面目出现,没有做任何修改。我认为,在旧作内容上删删补补,还要当旧作来重新发表,不免有文过饰非之嫌。作者过去的观点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应该交由今天的读者来判断。

  如果没有北京大学出版社耿协峰先生的频繁催促、精心策划和充分谅解,这本小书的出版将会遥遥无期而且面目全非,所以我的谢意绝非敷衍。最后,谨向为我治学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表达敬意:父亲树立了榜样,母亲留下了智慧,妻子提供了环境,儿子补充了动力,亲友、同事、学生是无穷无尽的精神源泉。

  为了他们,我将继续上下而求索。

  

  2005年寒露自序于北京平西府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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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本书目录

  

  自序

  

  理论思考

  

  关于战争与和平理论的再思考

  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

  民族与民族主义

  “文明冲突”论战评述

  再评“文明的冲突”

  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

  美国霸权的逻辑

  

  战略分析

  

  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

  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

  “遏制”还是“交往” ——评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

  美国恐怖事件的震撼

  美苏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

  冷静、冷静、再冷静——对当前美国与中美关系的几点观察

  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与徐辉合著)

  Multipolarity versus Hegemonism: Chinese View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From Paper Tiger to Real Leviathan: China’s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9

  China’s Searching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读书拾零

  

  《国家间政治》译序

  《国家间政治》再版译序

  政如其人——读《基辛格传》

  《美国人民的历史》译序

  《美国宪政历程》序言

  《光荣与梦想》译序

  《美国政治思想经典文献选读》导言

  《美国(列国志)》序言

  《美国市民社会研究》序言

  《美国国会与外交政策》序言

  一篇旧作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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