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9 次 更新时间:2007-12-03 02: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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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  

  

   摘要:1946年开始的老区土改,中农的命运引人注目。作为人口、土地均占有半壁江山的庞大阶层,中农自抗战以来在老区政治和经济社会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土改开始后,中共在理论原则上一直坚定地把中农视为团结对象,但土改的实际进程却使中农常常处于被打击的境地。中农在土改中起伏不定的命运,既和土改的目标、方向及中共的阶级立场、阶级判断有关,也缘于老区农村实际的社会状况,理想化的农村土地改革方案和实际的农村社会状况的距离,使得中农处于被挤压的尴尬境地。中农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内战时期土改运动的得失。

   关键词:土地改革;中农;贫农

  

   1940年代末三年内战时期老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农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阶层,中共在土改中对这一阶层始终予以高度关注,理论上也一直持团结和保护态度,但根据中共本身的检讨,这一时期土改所犯的最严重错误就是“侵犯中农”。中农在土改期间社会经济政治体系中所居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群体,他们极易受到触动,而对他们的触动又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紧紧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中共而言,中农到底是盟友还是对手,理论上似乎并不难回答,不过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问题就远远不是那么简单。(注:关于三年内战时期土改的研究,近年学界致力较多。迄今为止,最具启发意义的当推美国学者胡素珊出版于20多年前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翻译出版),该书关于三年内战时期土改整体进程的论述,由于其客观性到今天仍然可以给人们提供认识土改的方便途径。关于土改中中农的研究,专题论著尚少见,李放春的《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李里峰的《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福建论坛》2006年第9期)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门论文,但实际涉及了这一论题,其研究本身也具相当价值。)

   一三年内战时期的老区土改是在抗战减租减息政策基础上展开的。总体上看,华北、西北一带土地集中程度本就有限,抗战前山西省土地占有状况是:地主、富农人口占9.97%,占地26.13%;中农人口占45.48%,占地56.22%;贫雇农人口占40.73%,占地16.15%.(注:《抗日战争前山西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11页。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调查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四省自耕土地比例分别为:87.11%、87.37%、72.73%、83.36%.(《各省自耕及佃耕经营之面积》,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第63页))北岳区1942年的调查显示,抗战前地主、富农人口占12.06%,占地38.36%;中农人口占40.47%,占地41.61%;贫农人口占35.71%,占地17.92%.(注:郑天翔:《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资料》,郑天翔:《行程纪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调查中地主、富农人口比例都达到10%或以上,高于后来中共认为的全国平均8%的比例,考虑到华北、西北地区本身土地集中程度就较低,不排除调查中有拔高成份的状况,这和华北一带人均占地较多,而当时对地主、富农成份的认定缺乏严格的标准,常常不以剥削程度而以土地占有多少为准有关。如山西兴县石门庄平分土地运动中划出的地主、富农户数比例为22.6%,后经过纠偏改为9.6%,这尚未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计算剥削量的具体指示执行,如按照起初规定的剥削量达到15%确定剥削阶级成份,“则够以上的条件的很少”(《兴县五区石门庄错订成份与改正和退财物的经过》,中共中央西北局晋绥分局:《土改通讯》第10期,1948年3月25日),而随后这一标准又上调到25%.考虑到上述因素,华北、西北地区严格意义上的地主、富农占地还应少于现有的数字,中农的人口和占地比例则会增加。)这些数据得到许多地区有关调查的支持,晋绥边区“解放之前,土地也并不太集中。地主富农大部着重商业投资,而中农占有土地却比较多。如二区韩曲行政村四个大自然村共有726户,2354口人。地主占百分之五,占全村土地百分之十三点四。富农占全村户数百分之二点四,占有土地百分之六。中农占全村户数百分之四十点二,占全村土地百分之五十五。贫雇农占全村户数百分之五十二点三,占全村土地只百分之二十五点四。”(注:《代县分配土地的经过》,1948年3月24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6-417页。)冀鲁豫区也报告:“本区过去除少数可数的村庄封建统治势力占优势以外,一般村地富统治力量不强,封建势力不大。中农在政治经济上,在有些村占有优势地位……具体地说,地富阶层数量较少,阶级比重较小,一般只占本村户数[的]百分之三四,或少于此数,最多的可能到8%。中农数量比较大,有30-50%,各村情形不等,其余的是贫雇及其他劳动人民。”(注:《中共冀鲁豫工作团关于整党与民主运动向中央局并冀鲁豫区党委的报告》,1948年5月31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26页。)上述材料基本反映了华北、西北老解放区历史上的土地占有和阶级分化状况。(注:关于华北、西北历史上土地占有状况的研究,已有成果较多,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等,本文将不赘述。)

   抗战时期,中共在其控制区域内对地主、富农经济实施温和的抑制政策,地主、富农经济进一步受到削弱。太行区1942年前,地主占有土地为全部耕地面积的24.63%,1944年查减以后已降到4.22%,“地主现在占有的土地,不足原有土地之百分之十七”。(注:《老区查减问题》,《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第204页。)大多数地区地主、富农占地已不到20%,平山大岭沟村“1947年土改的时候,全村的阶级成份没有地主、没有富农,只有三两户富裕中农,其余都是中农和贫下中农,中农占多数”。(注: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5页。文中表述存在笔误,所谓“其余都是贫下中农和中农”,应为“其余都是贫农和中农”。)北岳区9县25村1941年的统计,地主占地数仅9%,中农则占到50.94%.(注: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79页。)陕甘宁地主、富农经济被抑制状况更加明显,即便属于“减租不彻底区”的富县牛卧区,地主、富农占地也只有19%,中农占地达67%.(注:《陕甘宁边区土地问题材料》,《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347-348页。)在陕甘宁,相当一些村庄已经没有事实上的地主、富农经济存在,中农无论经济地位还是人口都占据绝对多数。陕甘宁的这种趋势实际代表了老区的基本方向,晋绥分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老区的某些大川村庄,有与陕甘宁类似情况,中农占绝对多数,地富和贫雇农是少数。根据兴县蔡家崖和胡家沟自然村的材料,地主富农的土地较中农少,有的新中农占有土地比旧中农还多。”(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给毛主席的报告》,1948年1月23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64页。)

   正因为有上述社会经济背景,当老区土改展开后,普通农民和地主、富农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出现对立两极,下述材料反映的状况绝非个别:“群众对地主的仇视不大,同时也觉得清算诉苦,老是那一套,诉起来觉得没有兴趣。”(注:《民权、民丰十个乡土改工作总结报告》,《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第212页。)群众“斗地主不如斗恶霸坚决”。(注:《保德及其他地区土改工作报告》,《土改通讯》第4期,1947年12月25日。)冀鲁豫甚至发现:“有些地区杀贫农成份所谓流氓地痞,比杀地主的劲还要大。”(注:《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冀鲁豫日报》,1947年7月18日。)为鼓动群众斗地主的热情,负责领导土改的工作队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冀鲁豫区关于深入开展土改运动的指示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人甚至说这个地主没啥罪恶,其实,地主就是罪恶。”(注:《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1947年3月12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上),第263页。)表明彻底打击地主的坚定态度。但是,作为半死老虎的地主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不足以激发起人们的足够热情,由此展开的群众运动终究难以深入,因此,佳县反映的事实并不令人惊讶:“倍甘五乡白家岭工作团硬叫群众斗争地主白玉魁。工作组召开群众大会,先喊了几个口号,继而问大家对白玉魁有意见没有。工作团满以为有意见,哪晓得下面齐声答道:”没意见!‘工作团认为会没布置好,散会后再布置。第二次会议,会场又是十分冷淡。“虽然后来运动在斗浮财、分果实号召下逐渐得以展开,但真正全身心投入的群众其实有限,大部分农民处于观望或跟风状态,群众形容这样的运动为:”贫雇农在外独跳哩,中农在家睡觉哩,地主富农逼得寻死上吊哩。“(注:《佳县两个月土改工作报告》,《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第140-141页。)

   对于当时老区出现的这一现象,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土改中的偏向后,陕甘宁边区的佳县曾有精当的总结:“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已有相(将)近10年之久的佳县,要想出——‘轰轰烈烈的消灭封建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新政权建立以来,实行了减租减息,负担政策以及前年冬季及去春的两次土改之后,封建确属残余。近10年的民主建设、自由生活,封建势力及地主气焰确实在农村中不占主导地位……如果硬要对封建来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必然是少数人创造的,是不正常的,至各乡发生的过火的群众运动决不是真正广大群众的行动,决不可能获得广大中农所支持。”(注:《佳县两个月土改工作报告》,《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第132页。)佳县的总结应该说相当程度上触到了老区土改问题的核心,总结中特地提到中农的态度,这也并非偶然。当时大多数老区农村人口比例呈棒槌型结构,地主、富农比例小,且不断减少。贫农随着其中一部分的上升,也在减少中,贫雇农在“老区一般占全村人口20-30%左右”。中农作为棒槌的中部,无论是人数、资源和号召力都非同一般:“就中农来说,占全村人口最多,在一半上下,老区一半以上……以个人来说,则中农每人平均土地数,一般都达到全村每人土地平均数之标准。”(注:《关于一九四八年我区分配土地的材料》,1948年7月5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77页。)事实上,由于中农生产能力上的优势,他们在生产上的影响还要超过其人口比例,对此,习仲勋说得很直白:“至于生产,在农村,那倒是中农领导贫农。”(注:《关于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给毛泽东的复电》,《习仲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由于中农的实际影响力,抗战以来,其在中共控制的乡村中长期居主流地位。他们从中共发展生产、促进经济、节制地主富农政策中受益良多,一批新中农的出现就是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太岳长子县六个村,地主全数转入劳动,富裕中农由37户增至55户(增51%),中农由464户增至950户(增91%),贫农由638户减至389户(减39%),赤贫由189户减至7户(减9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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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p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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