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夫:独憎人世有夫妻——忆王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5 次 更新时间:2008-09-19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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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憎人间有夫妻。”写下这句话,心里实在有些凄凉,一种冷飕飕的寒意浸透全身。无法设想,一对曾经历炮火硝烟洗礼,吟诵过“问世间,情为何物?怎叫生死相许”的战友,竟会落得这样的悲剧收场。

上周六,我曾在天益网上贴了一篇纪实文字《海峡雁南飞》,也是记述我的战友刘军与妻子祝平雁在人生旅途中的坎坷命运,妻子在台湾苦守28年,最后终于团聚却又被死神拆开的悲情故事。

此刻,我要将长久地折磨我的灵魂,常常使我彻夜难眠,而又难以排遣的思念,以及无法解答的人性的另一面写出来,企求心灵的安静。

“独憎人间有夫妻”是前辈诗人聂绀弩《送王觉往东方红农场》七律诗中的诗句,是聂老48年前在北大荒赠送给王觉的。

王觉是我亲如兄长的战友,也是我走进文学的领路人之一。1949年6月我参加二十六军文工团,分配在创作组,他是组长,从那时起,到抗美援朝归来,直至文工团解散,1953年他调到华东军区政治部艺术剧院为止,我们始终战斗工作生活在一起。

岁月悠悠。人生匆匆。许是一种缘分吧,至今想起来,心头仍然感到热乎乎的。当时在创作组里,王觉与我和孙牧青最为亲近。他虽比我们年长近十岁,但彼此性情相投,朝夕相处,几乎形影不离。在上海郊区,我们顶着夏天的烈日下连队采访;在东海的浪涛里,我们共同泅水练习渡海作战;严寒的鸭绿江上,他带领我和孙牧青凿冰取水,为的是赴朝作战前牢纪祖国母亲抚育的恩情;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我们顶着摄氏零下四十度的风雪,含泪掩埋烈士的遗体;战火纷飞的西方山下,我们共同为英雄连队书写曲艺唱词;最难忘三八线附近的五圣山麓的战壕里,望着寒冬漫天飞舞的雪花,和不时呼啸而至的榴散弹,我们曾经浪漫地畅想过胜利后回到祖国回到上海时的情景。

那是1951年的春节,天气特别寒冷,金华、平康前线冰天雪地,山林茫茫,我们三个战友在上甘岭旁的五圣山的堑壕里,吃着压缩饼干喝着积雪融化的水,憧憬美好的未来,我们都有一个当作家的文学梦。但当时思想比较实际,也很单纯。除了回国想买的好书外,首先想到的是“吃”。一个说:“将来战争过去了,我回到上海,一定要吃一盘蚝油牛肉。”一个说:“我回国,要吃温州的八仙汤团。”我说:“回到上海,我首先吃南京板鸭,因为我是南京人。”后来,我们三人都活着回来了。可是那个想吃汤团的战友孙牧青,却因在上海同济大学高中部读书时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读书会,被疑为“托派”成员而含冤在监狱中度过了28个春秋,历经残酷的磨难,后来总算给以平反,落实政策,如今离休在温州安度晚年。而那个想吃蚝油牛肉的战友,就是被妻子告发而惨死在北大荒的王觉。

王觉是个奇怪的知识分子。他没有亲人,也没有家。

坦率地说,当时我太年轻,对社会、对人生,所知甚少,对王觉的了解很不深刻。甚至对他还有过一些误解。在我六十多年前的记忆中,他比较矜持,一直是忧愁多于欢乐的人。平时沉默寡言,工作积极,吃苦在前,处处像一个共产党员(和他一起参军的人大都已经是党员)。但他不是。每逢党员开会,总是他领着我们新同志学习。我看到他脸上常流露出一丝愧赧无奈的表情。

因为什么?一个工作积极,思想理论水平颇高的人不是共产党员呢?有一段时间,王觉在我们的印象中多了一种神秘感。他长得五短身材,粗壮结实,说话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文工团下部队演戏时,他总和戏剧分队的几个大高个演员一起,挖土坑,抗木棒,搭戏台,忙得满头大汗,他仍然是咧着嘴巴,嘿嘿地笑。就他这样,表面看去,明明的一个粗人。可是他却学识渊博,理论修养很好。创作组里,当时有好几位大学生,无论文学或理论修养皆不及他。开会发言时,他条理清晰、言词犀利、常常引经据典,颇有说服力。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是当时文工团里唯一通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这一切在我脑子里凝结成一个问号:他是个奇怪的知识分子。

后来我又听说王觉没有家。从48年在开封参军,到53年离开文工团,他从未收到过一封家信,也未见任何亲戚找过他。很长时间他为此而苦恼不堪。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怀疑他是日本人。因为他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投进监狱的。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26军前身)解放开封时,打开了国民党监狱。王觉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放出来了。据说,当时他孤身一人,举目无亲,正茫然地在街头游逛,不知走向何方?哪里有他的归宿?这时,正巧遇上八纵文工团戏剧股长巴立华向其问路,他们攀谈起来。巴股长听他讲一口没有河南土腔的普通话,便问他是否愿意参军。这对于刚走出监狱的王觉,无疑是个喜出望外的好事。他满口承应。于是他被招进了文工团,分配在戏剧分队,他实在没有演戏的天分,只能干搭戏台、置效果、管道具等杂活。但是他乐此不疲,经常受到表扬甚至嘉奖。

据他后来告诉我和孙牧青,他的这段经历是:1940年他从日寇统治下的抚顺高中毕业后,艰难地来到关内,原本是想寻找跟随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大学流浪到关内的哥哥和姐姐。可是东奔西走找了两年,走过许多城市,没有哥哥与姐姐的丝毫音信。他也曾到过西安寻找八路军办事处,想转赴延安,因为没有介绍信找错了地方,而误投入胡宗南在西安办的干训班。非常懊恼的他,在那里蹲了三个多月,很不甘心。他又想到山西去找贺龙的129师。于是在1943年春天时,他只身泅渡过黄河,在距离河岸不远的一个农村里,被日本兵的一个小队俘获了,受了一顿皮肉之苦,日本人见他懂日语,就留下他当翻译。日本投降后,他被关进河南开封的国民党监狱里…这一段历史他在入伍时就讲了,在写入党申请书时又写了详细的材料。但是找不到任何证明人或证明材料。所以在朝鲜战地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后,他的入党申请虽然被批准了,但预备期为两年。

一直到两年预备期满,小组会讨论他转正时,他的家庭与历史问题仍然存疑。

1953年,部队整编,军文工团撤销,少数业务尖子:五人被保送进电影学院深造;八人调至南京华东军区政治部艺术剧院。王觉是其中之一。其余人员大部分补充到各师文工队。我则被调离文艺团体,到军文化处负责编写不定期刊物《连队文艺》及辅导部队业余创作。

半年之后,我们军部机关刚由山东莱阳移防到烟台。王觉和漠雁(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导演)从华东军区来烟台(部队与农村)深入生活,创作话剧剧本。漠雁是胶东蓬莱人,自小参加八路军,是年轻的老革命。当时,军文化处杨兴华处长令我陪同他们下部队,既当向导又作学生,虚心学习他们的创作经验。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漠雁同志结构了一个大型话剧的提纲,返回烟台写作(具体情况我已忘记)。我和王觉则前往蓬莱县大刘各庄农业合作社体验生活。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当时正值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当了土地主人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限制了发展,于是自动成立初级合作社。大刘各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我们都有了创作冲动,王觉结构了一个五幕话剧提纲,我则想写个独幕话剧。于是,我们决定回烟台去写。没想到在骑自行车返回县城的路上,我不会用脚刹车,一下子从高坡上翻滚下来,脚踝和大腿都摔坏了。王觉一面安慰我,一面拦下一辆路过的马车,恳请他将我们捎带进县城。赶马车的是位农民,他见到我们是解放军,我衣服又沾满血迹,于是很客气地将我们送到县委招待所。王觉忙着扶我到医务室包扎,又去办理膳宿手续。我们住了整整一星期。这期间,他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还帮助我研究修改剧本提纲。因为主人公是复员军人,我想起名为《战士在故乡》,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可以,虽然直白一点,但是很上口,通俗易懂。这个两场的独幕剧写成后,最初刊登在《连队文艺》上,后经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推荐给《剧本》月刊发表,获1955年全国首届独幕剧评奖三等奖,后来又由作家和通俗两家出版社分别出版。田汉前辈曾评论说:“剧本集中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精神面貌及其力量的由来,因此形象鲜明,时代精神也表现得比较深刻。”如今看来,这已经是“过去时”。现在又提起它,只是想说明我在创作起步时曾经得到王觉兄长的无私帮助。

不仅如此,那次因为我摔坏腿在蓬莱县招待所滞留了一周,因而耽搁了他与ZH女士的极其珍贵的约会。那时候,他们正在热恋之中。而ZH所在Q师文工队,正要往海岛部队作慰问演出。此刻想来,我仍然心存愧意。欠下了的这笔债,今生今世,再也无法偿还了。

这位ZH女士出身于苏州一个富裕家庭,酷爱文学,性情活泼,好幻想,喜欢写诗,性格浪漫,做事任性。她原本是华东军区另外一个军文工团的。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我们文工团就跟随大部队入朝参战了。她们军作为宋时轮将军指挥的九兵团的预备队,尚在国内整装待命。但是在1951年秋天,军委命令从该军抽调一部分士兵补充我军。ZH女士与另一女士,趁文工团为开赴前线的部队演戏之机会,化妆成男兵,躲藏在装满士兵的闷罐火车厢里,跟随那批老战士来到了我们军。于是,被送到我们文工团。由于她爱好文学,经常来创作组,接触频繁,时间久了,她对王觉产生了感情。对于王觉的恋爱,我和孙牧青是积极支持者。因为我们觉得他年岁大了,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只是对于女方,当时我们尚持有一些保留看法:双方性格年龄差异较大。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恋爱结婚竟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哀哉,人生!

岁月有情。历史公正。后来的事实证明:王觉不仅有家,而且是革命的家。

1955年春夏之交,我到上海看望未婚妻(也是文工团的战友)时,王觉曾邀请我们去他的新家小聚。那时他已经从华东军区剧院调到上海防空兵某团当俱乐部主任,并已和ZH女士结婚,生活很美满。当时他们借住在王觉姐姐的寓所里。那是在建国西路衡山路附近(上海的高级住宅区)的一所洋房,建筑高雅古典,屋内装潢比较简洁朴素。当我和未婚妻找到他们家里时,心里装满了问号。王觉猜透了我的心事。他说:你知道这么多年,我为找不到家而苦恼。前两年,我收到抚顺舅舅辗转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和我姐姐联系上了。姐姐也正在四处寻找我的行踪。原来我姐姐在东北大学读书就参加了地下党,她和姐夫一起由关外至关内,从事革命地下工作多年,现在姐夫是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姐姐也在公安局工作。他还饶有兴味地告诉我说,哥哥也找到了。现在是解放军西北某炮兵学院当副院长,是副军级干部。在我的记忆中,王觉当时是充满幸福和自豪感的。

他问我,是否还记得1953年在山东张店驻军时,我们和孙牧青三个人睡在房东大爷的炕上,看到过当作糊墙纸的一幅粗线条的木刻年画,内容画着解放区老百姓欢迎山东国民党军独立交警大队在王一凡大队长率领下于青岛郊区起义的事?我回答当然记得。当时这是内战开始后,国民党军第一支起义的队伍。所以特别受到重视。王觉说,你能想到吗?那个大队长王一凡其实就是我哥哥的化名。而且是我姐姐作的策反工作。

人生的苦难无尽头。一切仿佛都是命运的捉弄。平静安详的生活未过多久,王觉的姐姐和姐夫,即在后来被称为“共和国第一冤案”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中,被作为潘杨的党羽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监狱。

王觉是如何去北大荒的呢?据诗友宫玺回忆,那是在1958年春季,我军十万官兵奔赴北大荒农垦的热潮中,王觉在华东空军政治部主动报名的。当时,防空兵某团撤消合并至空军,人员富余,许多官兵被“建设祖国粮仓”的号召鼓舞,热情沸腾,纷纷报名。所以那次赴北大荒的官兵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与积极分子参加。据说,王觉到北大荒后,曾去虎林参加农垦劳动,后来调到《北大荒》杂志社当编辑,不久后又返回农场劳动。这一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1954年底至1956冬,曾调至军委总政文化部“志愿军一日”编辑部任编辑,其时,历经反胡风、肃反等政治运动,终日“惶惶然”,与王觉联系较少。当《志愿军一日》四卷本最后出版时,编辑部解散,我与凌行正、纪云等四人又返回各自的部队。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我从山东烟台回上海探亲,曾经给王觉打过电话,没有找到他。过了一天,ZH女士给我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她突然义正言辞地说:“王沄,你要站稳立场,你是王觉的好朋友,你要揭发他……”我一时愣住了,好一会,才没好声地问:“你要我揭发什么?”她说:“揭发他的反动言论!”声音很严厉。我如雷轰顶,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我年轻气盛,火冒三丈,粗鲁地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就将电话挂断了。我从未听到王觉说过什么对党不满的言论。我也不相信王觉会反党。(但是,从聂绀弩前辈的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事情的原由)。我探亲假满,回到烟台以后,反右运动已经开始,部队大鸣大放将近结束,但是,师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特地示意,要我重新补充鸣放。接下来将近二十多天,我检讨,接受批判,再检讨,再受批判,最后专案小组将我定为右派,材料报上去,师党委讨论时,党委书记戴成功师长首先表示不同意,他认为从材料看够不上右派,并说“王干事在朝鲜前线战地采访,曾经立过二等功,表现不错嘛。”(大意)

正在我接受批判的时候,我的第一本诗集《浪花》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寄来20本样书,专案组直接从收发室拿去审查。现在看来,那本薄薄的小册子,粗糙,肤浅,但内容全是歌颂海防战士日夜守卫祖国海疆,以及山东沿海人民与解放军鱼水情深的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诗集里找不到污蔑与攻讦社会主义的言辞。但是他们最后也未放过我,将我定为“中右”分子,内部控制使用,不能私自撰写诗文投稿。

在沮丧与苦闷的日子里,我失去了与王觉的联系。最后一次看到他的信,是在老首长海军创作室主任王剑魂的寓所里。从那以后,他音讯杳然。他和任何人都切断了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冤假错案平反了。我们原二十六军文工团创作组的一些老战友都在探寻王觉和孙牧青的消息。孙牧青的冤案已于1986年得到彻底平反(另文记述)可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始终不知王觉的死活。1993年夏季,我曾随中国作家访问团赴黑龙江省参观访问。行前在烟台的老友倪瑄曾写信嘱咐我此行一定好好搜寻王觉的下落。在黑龙江的半个多月里,从嫩江到黑河,从瑷珲到虎林,从农垦总局到建三江的几个分厂,寻遍北大荒,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没有想到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我竞从一本书中发现了王觉的消息。

那是1994年底的一个星期日,我和妻子探亲首次来到澳大利亚,一天黄昏,我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图书馆里看书,无意间翻阅香港出版的中国文坛怪杰老诗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北荒草》,哪知在第一辑中,赫然看到聂老有两首写王觉的诗。当时不知不觉中,泪水就从我的眼眶中流淌下来,模糊了镜片。

聂绀弩,这位被胡乔木誉为“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诗人,在北大荒与王觉相交,共同劳动,性情相投,所知甚深。他的两首诗抄录如下:

送王觉往东方红农场

聂绀弩

贪与王阳一局棋,

虎林白日任高低。

废书焚去烹牛肉,

秋水汲来灌马蹄。

共织荒原为锦绣,

独憎人世有夫妻。

东方红要诗千首,

豆麦开花等你题。

原书《笺》:王觉,约生于1922年,1963年卒,辽宁沈阳人。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回国后在华东军区话剧院任编剧。1958年转业北大荒,与聂绀弩相交,成为文友、棋友。著有小说集《一座看不见的大桥》。

东方红农场,应作东方红水库,在虎林县城东北八十五里处。

《注》:1、王阳即王吉,《汉书》有传,此但取其姓王,借指王觉,别无意。

2、秋水、马蹄,皆《庄子》篇名,借以成趣。马蹄,两粤人对荸荠之称,此处借以指农作物。

3、作者自注:某次运动中,王妻揭发王有反动言论,因夫妻间语,无需另证,皆被认为真实。王因得罪,且死于劳动中。

(《聂绀弩诗全编·增补本》P35-36)

另有吊诗,见《为鲁迅先生百年诞辰而歌》中《杂诗》三首之二,原诗如下:

挽同劳动者王君

聂绀弩

华盖运骄尔自求,

乾坤何只两三头。*1

酒逢知己千杯少,*2

泪倩封神三眼流。*3

凉水泉边同饮马,

完达山上赛吹牛。

于君鲁迅堪称寿,

才得四旬又一秋。

注:1、章太炎《狱中赠邹容》:“乾坤只两头。”

2、见《增广贤文》。

3、作者自注:《封神》人物多有具三眼者,眼多不知何用,意者其泪多也。

《聂绀弩诗全编·增补本》P160(罗孚编·学林出版社)

当时,在异国他乡的大学图书馆里,我抱着这本诗集像抱着当年的王觉,任泪水流淌下脸颊,心在默默地阵痛。。。。。。

去年秋天,我们原二十六军文工团创作组几个幸存的老战友,在倪瑄、孙牧青的倡导下,

先后来到烟台海滨相聚,一周时间,谈天说地,感叹人生,“青春男儿皆白头,相拥欲语泪先流”。说不尽战火烽烟的报国壮志,谈不完青年时代的浪漫情怀,一点点,一滴滴,凡是当年的旧事,管它陈茄子老黄瓜,芝麻绿豆,统统成了有滋有味的话题。只是谈到组长王觉时,大家神情黯然,唏嘘不已。王觉一生默默地贡献,默默地离去,无儿无女,孤苦零丁。我尤其恚恨,如果早点看到聂老的诗,早点知道王觉已长眠在完达山下,1993年夏季,我到北大荒农场寻找他时,在他的坟头献上一束鲜花,也不枉我们“卧雪吞冰,生死与共”(王觉致我的信中语)的友情。

2007,11,16,深夜,定稿于悉尼南郊乔治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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