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夫:世事茫茫忆公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1 次 更新时间:2007-11-12 09: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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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诗曰:“生别犹怏怏,死别复何如?”公刘兄的恶耗传来,哀伤填塞心头,泪水不禁溢满眼框。不久前,听说他脑血栓复发住在合肥一家中医院,后因肠梗阻急需转院开刀治疗。而他所在的文联单位又缺乏医药费。万般无奈之中,他唯一的女儿小麦求助于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请安徽省委宣传部长亲自过问,他这才顺利地住进省立医院……

  没想到,如今他真地走了,走的如此宁静,宁静里甚至带有些许的凄楚与悲凉。作为他的诗友,近半个世纪前与他结识的崇拜者,怎能抑制心头的悲痛?我油然想起一个英国人的话,“英国宁可没有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一

  

  在我的记忆中,公刘兄比我年长五岁,1954年第一次见他是在北京南郊莲花池。那时我们虽然同属总政文化部。但他是创作员,是光华四射的青年诗人,刚从云南边疆“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来到首都,闪耀京华。而我在“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当编辑,是怀揣他的诗集《边地短歌》见他的。当时我能背诵他许多清新优美的短诗。虽然时光流过了近半个世纪,可如今我仍然记得那“鼓声冬冬,鼓声冬冬,/是哪个卡瓦寨,/在把祖先祭奠?/……鼓声冬冬,鼓声冬冬,/尽管人正入睡,/然而心早已失眠……/卡瓦族兄弟啊,/何时,我能帮你们,/换一副欢快的鼓点?”(《夜闻木鼓》),而那首“我打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的《西盟的早晨》和“。。。哨兵肩上的枪刺,/才是边疆真正的山巓。”(《卡瓦山组诗》)更为我们编辑部几个年轻的编辑所喜爱。因为我们都向往着做一名军旅诗人。虽然大家也都已发表过一些短诗,但却将他看成老师和兄长。

  记得后来上海《萌芽》杂志即将创刊时,那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青年文学刊物,号称未来作家的摇篮。我写了以“大海与哨兵”为题的五首短诗,曾经请公刘指点后才寄出的。不久三首发在发表在《萌芽》第二期,两首刊于专集上。

  1955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同在一个食堂用餐,同在一起听报告,宿舍相距不足30公尺,但彼此之间很少交谈。因为严酷凝重的政治气氛弥漫在莲花池畔的小小院落。反胡风运动正在这里展开。总政文化部派来工作组直接领导。作家们全天学习。我们编辑部半天工作半天学习。每个人都要对照检查交代:与胡风集团成员有何联系,所受影响,来往信件,等等。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如坐针毡。《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同志因看了《洼地上的战役》(反映志愿军人员与朝鲜姑娘的爱情),给作者路翎写过一封信,其中有类似这样的话:“读了你这个精彩的短篇小说,我真想把我的书烧掉。”为这件事,杜曾一再检讨并被批判多次:严重丧失立场,向资产阶级文艺投降。

  当时莲花池还有不少部队作家、诗人、电影剧作家因和胡风集团成员熟悉或有书信往来,因而被迫检讨交代问题。

  也就是在时候,有一天,我看到《文艺报》上刊载艾青评公刘诗歌的文章。作为诗坛泰斗的艾青,给予公刘诗歌很高的评价。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我们几个年轻编辑都为公刘而欢欣鼓舞。中午从饭厅返回宿舍的路上,我将这信息告诉他时,他只朝我笑了笑,一句话也未说。后来我才知道他正在进行检查,几次都未过关,政治高压使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沮丧可想而知。

  紧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公刘又是小组重点审查的对象,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一段时间完全丧失了行动自由,连上厕所也有人紧跟着他。其实,公刘在青少年时代就参加学生运动,是热情喷涌、正言不讳的爱国革命青年。他在江西省南昌中正大学读书时,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被国民党特务写上了黑名单,被盯梢,险遭逮捕,逃至上海。最后又逃亡香港,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编全国学联的杂志和文汇报副刊。他这一段历史是很清楚的。可是在绷紧阶级斗争之弦的人们看来,这一切都是不可信的。

  但当时领导小组成员中也有同情他的。如我们的主编刘亮(时为“解放军文艺”理论组长,曾是社淮海战役时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就非常欣赏公刘和白桦等人的才华。他曾告诉我说,“公刘在香港那一段历史没问题。当时乔冠华同志领导文汇报,知道他的事。”

  

  二

  

  公刘刚正坚毅,直而不倨,尽管受到反胡风与肃反中的不公正的审查,然而,他豁达大度,事情一旦过去,他胸中诗人的激情依旧汹涌澎湃,直泻千里;他对理想的追求仍然锲而不捨,勇往直前。他在《五一节抒情》中抒发了这种诗人情怀:“。。。整个世界都站在城楼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歌,中国在舞,/。。。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1955年秋天,公刘到上海参加一个有关电影创作的会议,并在那里欢度国庆节。这是他离别这座东方大都市七年后的旧地重游。1948年他被国民党当局追捕而逃亡上海时,住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时刻面临着贫病饥饿和特务的多重威胁,最后不得不流亡香港。如今,他作为一个诗人,同时又是革命军官,身处朝气蓬勃的新上海,看到上海的夜晚是“淡红色的天,淡红色的云,/多少个窗子多少盏灯,/甜蜜,朦胧,宛如爱人欲睡的眼睛。”《上海夜歌(二)》

  特别是,他站在国际饭店(《上海夜歌(一)》)的顶楼上眺望:

  

  夜幕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

  如同一幅垂帘:

  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

  到处珠光闪闪。

  

  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

  ……纵横的街道是诗行

  灯是标点。

  

  他的《上海夜歌》《运杨柳的骆驼》《五一节抒情》以及其他一些短章皆是八行体,在《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新观察》发表后,立即受到诗坛和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些晶莹圆润,朗朗上口的短诗,无论思想的明朗,意象的新颖,艺术的力度,都堪称一绝。无疑地成为诗坛吹拂的一股清新的风,一时追随者摹仿者甚众。记得部队有一位诗人写战地景象,也用“纵横的堑壕是诗行,敌人头颅是标点”。立即被读者看出是东施笑颦之作,成为讥讽的趣话。

  在这期间,他的电影《阿斯玛》,长诗《望夫云》,短诗集《在北方》,《神圣的岗位》等都相继出版发行。人们公认,他是建国以来最为才华横溢的诗人。

  

  三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想不到四十年代上海一位女作家的话,居然又印证在我们身上。“志愿军一日”四卷本(100万字)完成后,编辑部解散了,我们几个年轻编辑谢绝“解放军文艺社”的挽留,各自回到了部队。不久都在反右运动中遭受批判。就在这时候,听到公刘和白桦还有刘亮同志等在北京被打成右派的消息。白桦下放上海当工人(因他妻子是上影厂著名演员),刘亮下放保定地区农村劳动,公刘则被发配到山西郭堡水库劳动,全都是改造。当时公刘的妻子为此与他离婚,抛下牙牙学语的女儿走了。公刘只得带着女儿小麦去山西劳改地。从那以后他们父女孤苦零落,相依为命。

  二十多年后,当我再次见到见到公刘时,是他来上海为《收获》杂志写宝山钢铁厂的一位总工程师的长篇人物特写《裂痕》,那时他刚平反从山西调到合肥,一面创办安徽省文学院,一面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诗人邵燕祥说,“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公刘的诗如久久深潜的地火冒出地面,火山爆发的岩浆滚滚奔流,他写的《上访者及其家族》,《从刑场归来》,《车过山海关》等,或写民间疾苦,或评是非功过,或呼天抢地,椎心泣血,振聋发聩;以诗人的全生命全意识追问历史,震撼读者的心灵。”(〈忆公刘〉)

  1985年10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牵头,有上海、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六家电台和〈华夏诗报〉共同主办的“海洋诗会”,为创作一套朗诵诗供六家电台春节播放。特邀请了公刘,柯岩,岑桑,韩笑,柯原,纪宇,李刚和陈松叶等诗人参加,我也忝列其中。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沿着海岸线,走访了十五座城市,和公刘、柯岩等诗友们朝夕相处,同餐共饮,谈天说地,议诗论文,度过了一段极其愉悦舒畅的时光。

  在海洋诗会期间,应酬很多,每次即席演讲,或书写题词,总是推举公刘,他才思敏捷,随机应对:讲话时沉稳庄重,既热情洋溢,又言简意赅;题词时,引古论今,性灵意绪,既妥贴恰切,又韵味隽永。特别是他的颜体书法,笔态遒劲,殊有骨力。同行的诗人作家们也每每点头赞许,由衷佩服。

  公刘兄有几件小事给我印象特深:一是到深圳住宾馆时,领队在服务台办理住宿手续,我们坐在大厅休息,有一位编辑躺在沙发上,脚也翘在沙发扶手上,姿势很不雅观。平时非常随和宽容的公刘,突然严厉地叫喊那位编辑的名字,请他坐起来。二是去广州市郊某处参观,我们的车先到。但门卫挡驾不让进,说是要等重要的客人先进,然后我们才能进。大家耐心地等,过了约半小时,客人还没有来。大家有些心急,问是哪里来的重要人物不遵守时间?有人探听回来说,“重要的客人”原来是上海大世界旅行社的游客。于是,年青的诗人有些愤愤不平了,建议派人去联系。广东台的一位同志回答:“可以。”公刘纠正他说:“不是可以,而是‘应该’。我们是你们请来的客人,时间并非如此不宝贵。”三是在广州拜访老诗人芦荻。我们驱车来到他家时,老诗人热情周到地接待,并且拿出他新写的一组诗,谦虚地征求意见。我们轮次看过了,最后传到公刘手中时,他仔细而又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震动了。我深深为自己的浅薄而感到羞愧。因为老诗人的诗我看得很匆忙,心想这只是社交场合的一种应酬,后面还有人等着,何必认真呢。但是公刘“不”。他不仅看得仔细,而且还诚恳地提出建议,供老诗人修改时作参考。这就是原名“刘耿直”的公刘。幸亏我的好友诗人郭在精当时拍了一张照片留驻这难忘的时光。如今,芦荻和公刘已先后谢世,我再睹这张旧照,真有“天涯藐渺,地角悠悠”之感。

  后来和公刘兄相聚较少,只收到过他寄赠的一本诗集。其中收有他在海洋诗会期间写的一组诗,类似一种交响乐,气势磅礴,体现了公刘后期诗歌的深沉激越雄健凌厉的风格。

  最后一次见面,是移民来澳洲的前一年。他从南方一个城市参加诗会归来途经上海,诗人赵丽宏在绍兴路一家幽雅的餐厅设宴为他洗尘,邀我前往。三人同座,好友重逢,心息相通,无所不谈。他对我担任一家刊物诗歌大奖的评委,稍有微义。并说“这种没有真正意义的事,以后不要再作。”他还是这样真诚坦率,令人难忘。丽宏和我都非常关心他的身体。他已患脑血栓多年,几经抢救才站胜死神。毕竟二十多年的折磨,精神和躯体所受的创伤太重了。复出后,他创作激情喷涌,日以继夜,用脑过度,致使脑梗塞并颅内积水。那时,他虽对创作有信心,但语气中仍对环境与身体流露出些许的沮丧。没想到,这一次竞是永诀。

  遥望南天,哀思何诉?惟有江淹《恨赋》所言“齎志没地,长怀无已。”

  

  2003,1,24,夜,悉尼

  

  (原载澳洲《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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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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