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我到成都，其中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见见流沙河先生。
对流沙河，我真可用上久仰久仰这个词。1957年，我不过是一个读高中一、二年级的少年，他的〈草木篇〉让我赞叹不已；对〈草木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更让我感到极度难受与恐怖。时间上我记不清是初发表时看的还是批判后作为大毒草看的，我倒记得看时的地点和情景——我坐的那间昏暗的教室和教室外的小草地以及小泥路。之后，流沙河像划过天空的一颗流星一样，就消失了；或者如他名字所示那样，像河里微不足道的沙子一样，恶浪一冲，便不知所终。
过了二十多年，四人帮倒台后，报刊上慢慢又出现流沙河的名字。我又一次被他的诗文所感动，更为他的不幸遭遇而叹息。我读到他的〈我的七夕〉。他1966年农历七月初七与妻子拜堂成亲，唯一的花烛是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唯一的佳肴是一碗红烧肉；唯一的结婚购置物是一只刚买来的新枕头；唯一的宾客是他的被打成不许乱说乱动的地主婆的老母亲。窗外有巡逻放哨的持枪民兵，他们不肯相信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右派居然敢结婚……我读他的〈故园九咏〉，是一边流泪一边读的。直到现在，看到他这些诗篇我还是压不住心头升起的一股悲愤，例如这首〈哄小儿〉（〈故园九咏〉之六）：
爸爸变了棚中牛，
今日又变家中马。
笑跪床上四蹄爬，
乖乖儿，快来骑马马！
爸爸驮你打游击，
你说好耍不好耍？
小小屋中有自由，
门一关，就是家天下。
莫要跑到门外去，
去到门外有人骂。
只怪爸爸连累你，
乖乖儿，快用鞭子打！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明白，〈故园九咏〉这样一些平白的小诗何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力量。不少同龄人或年纪更大的人，却说与我同感。我问过。我也与一些论者如李永军怀有同感：这些尺幅斗方浓缩了巨大的历史容量和不可遗忘的时代痛苦；而且，在艺术上也显出作者独特之处——他把一切痛苦都溶于不动声色的白描之中，明明是悲剧的内容偏又用喜剧的笔墨来写，故益发掣人肝肠。由此也可看出，流沙河在他的诗作中，充分发挥了他古典文学底子深厚的长处，诗笔于自由中趋于自然的格律，摒弃藻饰刻痕，注重白描速写，在诗境的创造中笔直意朴，旨味寄于淡雅（李永军，〈把生命摆进诗去——读流沙河的诗〉）。老诗人严辰曾援引一位老作家的话，把〈哄小儿〉称之为“不朽之作”。这个评价起码我是赞成的。
流沙河一首题为“哭”的诗同样让人震撼：
不装哑就必须学会说谎，
想起来总不免暗哭一场，
哭自己脑子里缺少信念，
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
今夜晚读报纸失声痛哭，
愧对著女英烈一张遗像，
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
这一回干脆把眼泪流光。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张志新家喻户晓。这位女性在狱中惨遭各种令人发指的折磨后，于1975年4月4日被强行枪决。临刑前，她还被割断了喉管。我觉得，假如没有亲身经历那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感受过那种泰山压顶般的红色恐怖，没有遭受过心灵或肉体的残酷迫害，便写不出这样的诗，也无法深刻理解这样的诗。短短几行诗，真是字字皆是泪句句皆是血啊！“要作人便必需学会说谎”，这难道不是那些年月中，在专制暴政下，整个民族的写照吗？！“要勇敢要坚强要重新作人”，诗人痛心疾首，激励自己，亦是向整个民族发出的诚挚而又凄厉的呼唤！
我曾在一篇文章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哪一首诗最直截了当让人整个心灵受到震动，最能使人悲愤、自责、反思、醒悟？我想，可能是这首悼念张志新的短诗了。不过说来很不好意思，写文章时我记错了此诗作者的名字，个别诗句也稍有出入。那篇文章已在网上流传无法改动。这也是我想当面请流沙河先生原谅的。
二
当时我见到四川著名诗人杨牧，也见到他的接班人梁平。是在《星星》编辑部，和新西兰诗人游子预先约好的。听说流沙河身体不是很好，便不打扰了，虽然心里很感可惜。这样一过又是几年。日前，看到梁平文章〈诗歌：人类永远的精神家园〉，谈到《星星》诗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本诗刊，《星星》1957年1月1日在成都创刊。但非常不幸，创刊不久，第一代《星星》编辑在“反右”中全军覆没，使之成为“事件”。
文章说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的确众所周知——就是因为流沙河一篇〈草木篇〉。梁文让我一下子思绪万千，禁不住要书写此文。
就像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右派一样，流沙河写〈草木篇〉的时候，压根儿没想到这一组短短的散文诗，会成为“全国共讨之”的对象，更没有想到会牵连上万人，其中一些遭遇比他更惨。
1956年7月，流沙河，时年二十四岁，踌躇满志。他被视为有创作前程的青年诗人，送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青年创作讲习班”。10月，他学成归来，一路上情绪愉快，精神饱满，时而倚窗凝思，心潮起伏，信笔借用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等植物，挥就五首寓言式的散文诗。所写非草即木，便冠以〈草木篇〉为总题。这时《星星》诗刊选编创刊稿件，恰好有一空白，诗刊主编白航叫他再选一稿，他便将〈草木篇〉作了补白。这样，1957年元旦，当《星星》创刊号面世之际，〈草木篇〉也就首次发表了。
〈草木篇〉一开始并没有引人注目，导火线是1957年1月8日《成都日报》在报道《星星》创刊时，引述了白航对记者所说的一段话：
“要是没有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单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
“解冻”一词，不料也是苏俄作家爱伦堡在“非斯大林化”时期的用语，马上吸引时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文化打手的眼睛。打手立时跳出，上纲上线，振振有词。第一篇檄文（〈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就声讨说：“这无异于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布之前，文艺是被冻结了的，也即是说根本没有文艺的。”文章指责《星星》不是“百花齐放”，而是“死鼠乱抛”。接着，〈“白杨”的抗辩〉和〈“仙人掌”的声音〉刊出，仿照〈草木篇〉的笔调，公开批判〈草木篇〉。以后的文章甚至说，“流沙河出身地主恶霸家庭，行七，解放后父亲被镇压，有“七少爷”之称”，说〈草木篇〉是“极少数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感到一个阶级的灭亡，充满了没落的情绪，要咿咿唔唔地为旧社会的灭亡唱挽歌”！
不过，也有不少人不同意这样的政治性批判。2月底，批判开始降温，报上不再发表对于〈草木篇〉的批评文章——因为全国正在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流沙河从危机中解脱，松了一口气。
报上再度提起〈草木篇〉，是在同年6月初。那几天，四川省文联邀请作家、教授、文艺批评家开座谈会。他们在大鸣大放的气氛下，竟然敢于认为年初那场对于〈草木篇〉的批判是错误的；而流沙河也竟然公开为自己鸣冤叫屈。他们哪里知道，大难临头了。只差三天时间！三天之后——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开始了。他们更不会知道，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已让党内高层传阅他的密件〈事情正在起变化〉。毛已张下罗套：“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极其庆幸治下有证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的〈草木篇〉，要求“坚决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草木篇〉批臭”。毛泽东也知道此事。他在一个讲话中说：“四川还有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
据有关资料，为这组散文诗牵连被划成右派的不下万人，农、工、兵、学、商，老、中、青、少，比比皆是（参看晓枫，〈四川反右斗争前奏——《草木篇》事件〉）。七十岁的川大中文系主任张黙生说了句公正话“诗无达诂”，没有逃过厄运。时年十五岁的巴蜀才子魏明伦向《文汇报》写了篇不平则鸣的短文虽未发表，也戴上“铁帽”。四川石油管理局干部严家伟在整风中为〈草木篇〉发表了几句感想，竟判刑十五年。成都日报社文艺组同组的编辑杨蓓、邱乾坤，在批判〈草木篇〉的高潮时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文章中只因实录了李老一句話（“流沙河、丘原、晓枫，是未来四川文艺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请党爱护他们”），双双均被打成右派，闹得家破人亡。四川当局还罗织了一个所谓“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党集团”……
“当事人”更逃脱不了厄运。流沙河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共青团团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六年拉大锯，六年钉包装木箱。“流沙河七人反党小集团”其余六个人，更是一个比一个惨：茜子被判处十年徒刑，关押于成都劳改队，1980年才平反回到单位；晓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因不认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二十年，1980年底才平反回归报社；储一天被判处死缓，囚于大竹监狱，1982年才获平反；石天河被判处十五年徒刑，长期关押在雷马坪农场，1979年才得以昭雪；丘原被开除公职后，关押于成都宁夏街市大监，1964年用剃胡刀割断股动脉自杀；瑶攀开除公职送回老家管制，后死在狱中。
如此惨烈，真可谓罄竹难书！
三
流沙河的〈草木篇〉，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大毒草”？请看看全文：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1956年10月30日）
今天看来，全文不足五百字的〈草木篇〉，不过是一组托物言志的散文诗，所谓“有感于情，有结于心”。它生动的拟人化，简洁的语言，在构思上以小见大，自然是很不错的。这组散文诗还通过各个艺术形象之间的对比，表达作者鲜明的爱憎。“藤”为一己私利，扼杀美好而在所不惜；“毒菌”更是生来就是为了害人，而且往往具有漂亮的伪装。与此对比，“白杨”的宁折不弯，“仙人掌”的风骨和韧性，“梅”的纯洁和忠贞，都可视为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作者深情地给以歌颂。但是，在批判者看来，这些绝不是什么深刻的人生哲理，却是不折不扣的为旧社会的哀鸣挽歌以及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和拼死反抗。我猜想当年的批判者，必然是对号入座，因而加倍凶恶！
〈草木篇〉成了诗人的“成名”作，现在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篇经典名作了。1979年初，〈草木篇〉被收入到《重放的鲜花》一书中（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不过，对此，流沙河却这样表示：“鲜不鲜，很难说。说它们是花，我看不太像。无论如何，我写的那一篇，看来看去，既不悦目，闻来闻去，也不悦鼻，没法提供‘美的享受’。它是水，它是烟，它是狼粪的点燃，绝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园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娱而忘忧，只会使人思而忘嬉。”上海作家叶永烈在〈流沙河和《草木篇》冤案〉一文中还记载流沙河曾经风趣地说，把〈草木篇〉定为“大毒草”当然不对，把它说成如何如何优秀也言过其实。而迄今对这几首散文诗作出最准确的评价的，他认为是他的儿子。儿子从1967年出生之日起，就泡在〈草木篇〉的苦水里；稍知世事后，便听人说父亲乃是写了“大毒草”〈草木篇〉的“大右派”。这样，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那〈草木篇〉可谓“如雷贯耳”。儿子识了几个字，就想看一看，可是一直无缘见到。1978年，十一岁的他在家中翻看旧书时，终于见到了那梦寐以求的〈草木篇〉。他屏息敛气读毕，结果大失所望。他对爸爸说：“那有什么？我本来以为〈草木篇〉一定好厉害！”
四
我虽然没有与流沙河谋面，但凭着他的诗作，他的言论，以及众多论者的评介，他就犹如坐在面前，侃侃而谈。
流沙河这名字，享誉于中国文坛，如今可能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的本名，更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流沙河这颇有诗意且富想象的名字大抵取义于《西游记》（沙和尚便出自流沙河）。原来不是。流沙河自述：他原名余勋坦，最初笔名流沙，出自《禹贡》之“西至于流沙”，指塞外沙漠，鄙意喜其浩翰而已。1950年他偶从旧刊上发现四十年代早有前辈诗人用过此名，便缀一河字于后，遂成今名，不涉《西游记》也。不过他又说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典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他就用了，当时还是个学生。只是当初在改名时，他还没读《西游记》，如果早点读了，知道了书中的“流沙河”里有那么多妖怪，他绝对不敢取这个名字。流沙河按余家大排行，算是第九（不是行七），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恰恰是“臭老九”那老九，真是时也命也运也！
〈草木篇〉使流沙河名扬文坛，也使他成了右派，历尽磨难，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流沙河对自己的坎坷命运，似乎很能泰然处之。他曾作诗自我描绘：“瘦如猴，直似葱。细颈项，响喉咙。……浅含笑，深鞠躬，性情怪，世故通。”真够幽默的。见过流沙河的人说，见面一瞬间，就感觉面前的人与心目中的流沙河是一致的：清癯儒雅，淡泊恬静，满头银丝，一派仙风道骨（见南窗，〈流沙河印象〉）。如论者所说，他属于那种“胸中有丘壑，笔下生云烟”的学者型作家，卓然独立，自成一家。他娓娓道来的情感抒发，文白间杂的语言结构，古朴素净，却时见谐趣，多是雅似处子，而一旦长吁，却又沉郁动容。这使他的声音，在整个诗坛文坛显得特立独出。（李永军，同上）
流沙河的确品性不凡。他年前对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曹可凡的采访有一段回答，令我多少有一丝惊奇。当问到他遭难时有没有觉得特别酸楚时，流沙河说几乎没有。1957年最初被打成右派的时候，他曾经有过短暂的痛苦感受，但是后来就没有了。前文所引的〈故园九咏〉之六〈哄小儿〉，是流沙河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写给儿子的。我，以及许多人，读来总有一种浸透血泪的感觉。但是流沙河却说实际上不是这样，当初写的时候他还觉得很有趣，因为诗中句子他自己觉得造得非常好，念起来很好听。他的经验是，“实际上人在进行写作的时候，哪怕写的是很痛苦的事情，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仍然得到一种创作的愉快。”
也许他得益于庄子的思想。在“文革”那些年，流沙河重读了《庄子》。他回忆说，读完后，他心安理得了，一下就觉得他的心可以静下来了。庄子的这部书教了他一种生存的哲学，教了他怎样对待客观环境。他斩钉截铁地说：“庄子的这一部书最具有战斗力。凡是认为庄子这部书很消极的，都是浅薄之人，没有把《庄子》读透。”
流沙河现在的寓所据说与建于唐代的成都大慈寺为邻。当年大慈寺香火旺盛，李白、杜牧、陆游都曾来过并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他这些年静心专注于《庄子》研究，并曾积数十年研究之心得出版了《庄子现代版》，为文坛所瞩目……
遥祝流沙河先生晚年修得正果。
（后记：本文2007年4月3日写于悉尼。三个月后，2007年9月初，我又到了成都，可惜转折联系到流沙河先生时我已没有时间到他家去拜访，又一次错过见面的机会。但总算打通了电话。在电话中我表达了对先生敬佩之情，自然也谈到我这篇拙文。通话后，我请朋友把发表拙文的报纸带去送给先生——这是我主编的《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第267期，两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