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宋以来的乡村组织重建——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6 次 更新时间:2007-10-31 09: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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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一

  

   主持人给我一点发言时间的特权, 50分钟,但是我希望用半个小时就能发言完成,多留一点时间给他们作更精彩的陈述和总结。

   他们要我发言是因为我上次的第一次发言,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没有充分地陈述。而且很多朋友对那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第一次听说宋代就从事新农村建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明代,明中晚以后接近完成。这个起码让人觉得很惊奇,也很新鲜。我是读历史的,也是读哲学的,两个专业,我承认,都没有读好。这次发言是因为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农村方面的研究,研究得多一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农村面临一系列困境。尤其是分田到户以后,当时据说有2.2亿的农户作为农业的生产单位,现在已经到了2.5亿个农户作为生产单位,人均耕地是一点几亩,高度地分散化,这种分散化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规模之大,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三千年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应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在98年的时候就把它称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话当然是引用了洋务运动的几个领袖的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变化,和五四感受到的变化,和我们当代感到的变化相比,我们更有理由说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也恭逢其盛,经历了变局,我们也感受了困惑。我们想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变化,然而我们也面临很多来自经验方面的挑战,不能解释,这也是我这几年来做的工作。实证的研究是比较好一点,利用开会的机会,(因为他们一般都把机票给我报销),然后趁机会溜出去,跑几个地方——所以没有像你们几个同志这样的深入的个案调查——其实是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一些判断,然后理解我们自身的困境。

   这样我就重读了宋史,也重读了一些关于宋史的研究,多了一些名词,尤其是读了哲学史上的一些大家,因为我们讲哲学史的时候,把张载等几个归入唯物主义,还有一点辩证法。读晚明几个大思想家的时候,我们都按照了原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观点,重新梳理了古代的一些思想,把他们看成哲学家,过去我也这样认为。但从当代农村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来重新看待宋朝的历史,发现的问题就不一样。宋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对社会的重大的变化,对他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一方面,他们从高层的也就是形而上的层次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就产生了理学和心学,读哲学史的人都非常地熟悉了。另一方面,他们的解释运动,理论的创造活动,其实是为了整个乡村的组织,组织的重新建构,这是我最近一两年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因为我强调这些方面,当然有可能把当代的一些意识,倒输到历史当中去。这种可能,我预先告知,是存在的。而且,我特别用当代的一些语言,来解释古代的一些术语。在这个解释过程中,输入了我个人的一些体验,一些感受。所以下面的一些话,我预先告知,因为弄得不好,你可能会中毒,我担当不起这种责任。

  

   二

  

   一般的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一些研究土地的专家都公认唐宋之间的一个重大变革:当时宋人考察到了一个现象,从东汉一直到唐的世家大族,在唐末和五代时期,基本消灭。宋初的统治集团,除了所谓的黄袍加身,原来的军功集团以外,大量地启用所谓的庶族地主阶级弟子当中的知识分子,科举考试就更加严格了,和政权相关的世家大族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这样,选拔的这些官吏都是来源于基层的,通过读书、科举上去的。而且,这个通过读书科举上去的做法,宋代的帝王公开号召。这样就把仕途和履约更明确地挂钩,我们知道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帝王牵引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政权的现象,其实也反映了宋朝的整个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权的高度分散和高度的流动。这个“高度”,我指的是和唐以及唐以前相比,是高流动的,是高分散的。第二是银本位制上升。因为从战国到秦汉,是金本位制,是两个币制,底层是铜,高层是金本位制。从东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的中晚叶,金本位制就全线退出了。以铜和布帛作为一种货币单位,说明当时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与魏晋南北朝不同,大家可以看看《颜氏家训》,里面就记载了基层在当时是很大的团体组织。这个团体是庄园也罢,或者什么也罢,内部是非常自给自足的,几乎是不用货币的,缺的就是盐铁而已。到了宋代,银本位制产生了,这个银的第一个来源,除了本国的银矿的大量开垦以外,还来自于国外——当然比较少。后来,大量地从国外输入银,到了明中晚以后,南美的白银进来了,日本的白银进来了,所以,到了晚明以后,又一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而来,影响了土地的更加分散化。这样,农户和土地的配置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了。这样,宋就出现了我们解放前看到的,由于农户的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的不稳定性而产生的社会的几大阶级,如地主、富农、中农、佃农以及雇农。这种情况,宋朝已经形成了,宋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当时就流行了这样一句话,叫“千年田,八百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这都出自宋儒的话语里面,尤其是1000年以后,因为张载,还有二程,都出生自1000年以后(张载是1020年出生的,宋朝是960年建国的)。当时王安石变法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变化。他当时不知道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加剧的流动的管理,对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以及如何来管理这个全新的社会,没有经验——有感觉,没有经验。我们共产党要管理目前这样一个高流动的社会,高分化的社会,向货币经济转变的社会,也缺乏经验,也手忙脚乱。当然,现在的规模,我反复讲了,和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比当时要大得多,也深刻地多。但那个时候确实出现了土地的高速流转。这样,社会的高度不稳定,一方面反映了世家大族的消灭,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权的高度分散。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城市的结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史无前例。唐和唐以前的城市结构,和宋时的结构,完全不一样——幸好当时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画面,那就是《清明上河图》,它具有重大的社会学解读意义。自发的民间的市开始形成了,因为过去的镇都是军制单位,城、市结合起来了。上面我所讲的重大变化,史学家,包括当代的,都已反映到,但把这些现象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框架方面,给解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社会的高速流动,使得传统封建社会的编户齐民也发生了困难。编户齐民是传统封建社会国家获取赋税的一个基础。在欧洲,在印度,在俄国,在日本,他们是编“臣”齐民的,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编臣齐民的村是作为赋税的一个统一单位的,中国不是的。很早以来,自商鞅变法以来,是编户齐民,国家是与农户发生关系,而不是与村产生关系,国家从来不承认村落的存在,所以在农户之上要建立起一个行政的架构,那么到王安石时就搞了一个所谓的保甲的建构,以前有所谓的乡里的建构,直到我们现在,就成了村民自治的建构。其实,这些建构都是挂名的,我们却一直以为它是自治的。如果以为是自治的,那么我可以这样讲,印度的、俄国的、日本的以及中世纪欧洲的村落,都是高度自治的,村长是民选的,而不是封建组织任命的,因为民选选出来,你给我征收,征收的成本是可以降低的。所以,选举是作为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而不是所谓的自治存在的。如果有自治,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在当代依然可以读出来——但是,由于我们受到笼统的概念的制约,看不到基本的事实。在这样高流动的社会,由于地权的分散和流转,大量的农民会失去土地,失去土地就会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流动就为匪为盗,社会治安在宋初一开始就相当地混乱,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也是宋代把政治重心转入内政,而对边防无力加以干预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内”也产自宋儒的学说。这是我讲的背景。

  

   三

  

在这个背景之下,对这个现象第一次提出思考的,我提出是张载(1020-1077)。他在《经学礼窟》里面有一个“宗法篇”,还有另外在《正蒙》和《易说》内也有若干个章节,都谈到了乡村组织的重建问题。他面对世家大族在宋代瓦解的局面,第一次提出了重建宗法组织的主张。重建宗法制,我们的书上都批判,认为它是荒谬的,倒退的。其实,它隐含的意义是用宗法制来重建乡村组织。在那个时代,家庭已经原子化,两代和三代的家庭成为当时家庭的基本格局。大家知道,在唐代,法律规定,如果祖父和父母在,兄弟不能分家,所以,它是中型家庭制度;到了宋代,法律来维持中型家庭制度,维持不住,进一步分解成小家庭。几代以后,同一个宗族内部,有些小家庭丧失了土地,宗族无法维持。所以,宗法的制度要求以共同体的形式来重建。共同体,就是凌驾于家庭之上的,比三代家庭更大的宗族组织,为稳定社会、为这个宗族内部的各个家庭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我把它叫做地方的公共品的供给问题。这个词是当代的词,但是意思有当代的意思,也是张载的意思。他自己讲“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也就是说现在土地及家谱没有了,那么就会“人家不知来处”;他考察了历史的整个过程,就讲“谱牒之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国若无统,至亲也薄”,所以他就讲,“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就必须要重建宗族,这是第一个。他还讲,“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只能造几间房子,买几块土地等等。死了以后,“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家传就熄灭了,所以,他的建议是要建一个宗法的组织。要维持这个组织,第一要义就是要修族谱,使每个人都知道是从哪一族出来的,要建立一个认同,文化的认同,族谱就是文化认同。与此相关的,就是怎样建立权威,是要建立一个权威组织。当代中国也建立了不少组织,但权力老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诸子均分,加上土地流转的加快,家长,即小家的家长,就成为中国社会权威的唯一来源。上面就是皇帝,皇帝直接过去就是官吏,底层社会的权威没有了,荡然无存。所以,要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必须有共同体内的权威。谁有权威?他的说法是宗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点复古,有一点荒唐。但他的宗子制不是嫡长子制,一般的就是长幼的原则和贤与不肖的原则同时并存。这就修改了以前的宗法原则。这就是说,如果你德才兼备,虽然辈分较低或者说是旁支,也可以做宗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出来的,就是说要确立财产权。他说,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体的财产权,(就是我们说的两田制,它有自己的田)没有集体经济,这个共同体是会崩溃的,他明确提出要财产权。这个财产权,要集中在宗族和宗子手里,后来有大量的实据说明,祠田制、祠田就是这个时候才来的。第三个方面,大家知道,唐和唐以前,庶民不能立家庙,庶民的祭祖是三代,只能允许有三代,而且只能在家里面设个家庙;在家外立个祠堂,那是士大夫的事情。他第一次突破了传统儒家的重大限制,就是让老百姓,一般的农民,有立祠堂的权力,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他还有立家法、设族会。(族会)每月一次。这个族会要做到什么意思呢?就是“扬善、罚恶”,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他的这个主张直接进入了他的弟子吕大钧《吕氏乡约》里面,这个吕氏乡约又直接进入了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村治里面,它都是从这里开端的。引领人道德向上——都是原话,要求族内要有“患难相衅,守望相助”,通过内部的调解机制来解决族内的纷争。这样,小家之上的宗族制度框架基本上由他打下来了。关于程颐的理论,我这里不多说了,因为他们有交流,我估计差不多——里面的学说也大体差不多,包括建立族内的祠堂,祭田。而且,程颐规定,从共同体内的全部的土地,即从私田里面要拿出五分之一作为公田,就等于我们82年分田到户以后,集体经济没有了,拿出一部分土地,变成两田,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俩已经把这个共同体的组建原则——经济的、政治的、谁是有权力的,都详细阐述了。经济的就是共同体的共同的资产,另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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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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