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文化精英与宪政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5 次 更新时间:2007-10-25 00: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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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进入专栏)  

  

  现在我们经济增长很好,有很多人说是太平盛世。但是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历史,可以发现很多太平盛世后面都跟着冲突和动乱甚至是流血。中国的文景之治后面就是七国之乱,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后面就是安史之乱。即使在美国,它在经济大发展之后也经历了南北战争。所以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很多的错误就是铸造在太平盛世之中。一个社会衰落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后来犯的错误,而是太平盛世的时候犯的错误。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经济学其实是以研究冲突起家的。经济学过去叫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冲突。从这其中又发展出独特的一支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围绕冲突论述的,其解决方法就是暴力,只是我们今天不喜欢这样的方法,它有点走向极端了,提倡用流血解决冲突。到了制度经济学,它是研究解决冲突的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的延续。所以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副标题是“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表明了他也是承认冲突的。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想提供某种制度安排来解决冲突,而这种解决方式是和平和均衡的。经济学有这样的传统。

  有些学者认为“冲突是交易不成,或者说是交易费用无穷大”。我倒觉得这一提法有待商榷。只要交易的一方觉得用冲突或者暴力解决的收益大于用交易方法解决的收益,冲突就会产生;或者说是达到同样收益的结果用暴力的手段比用谈判的手段成本更低,就会产生冲突。关键在于一个假设,交易双方或者冲突双方在权力上是平等的,他们施行暴力的能力也是差不多的。但往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成吉思汗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成吉思汗的暴力手段高于周边地区。他是一个游牧民族,他有厉害的军队,还发展了很多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所以我觉得交易一方如果觉得使用暴力有优势,那么他更倾向于用暴力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并不是简单地说他不会交易,而是他可以交易但是他对交易不耐烦了。近代西方列强扩张、殖民、奴役、掠夺,他们为什么使用暴力手段?因为他们的暴力手段比别的民族和国家高出很多。所以西方人经常非常傲慢地说:“我们要用另一种语言和中国人说话”。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和中国人谈判,而是他们不需要谈判。我们现在研究的典型冲突是一般老百姓和政府的冲突,我们刚刚的逻辑用到这里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他们在暴力上的能力是不同的。我记得有人讨论过政治科斯定理,政治科斯定理就是讨论老百姓能不能和政府做交易,最后认为是不能。因为有所谓执行能力的人是其中一方,因而交易无法实行。所以政治科斯定理认为老百姓与政府交易不能成立的。当下讲确实是这样,但从长远来讲我对此是表示质疑的。

  另外讲到人数问题的也很有意思。经济学家奥尔森和诺斯也讨论过。很明显,奥尔森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数基础上的,他说少数人之间可以达成一致而多数人是不成的,所以说集体行动是不能实现的。他的逻辑是人数少可以合作,人数多是不行的,但人数多又不是完全不行,需要时间、场合和选择性激励。他举的是美国工会的例子,美国工会的人很多不好联合。但是当初胡佛(美国劳联-产联的创始人)的一个特定的情形是有一船草莓要运到岸,这时货主是没有谈判能力的,所以他就赢得了谈判。工会定下一套制度,维系领导人的生存,同时大家也可以去争取利益,工会在组织上是比较复杂的。另外讨论人数问题的还有诺斯,他是喜欢人数多的。人数多的好处是互相竞争形成竞争价格,人数少是不能形成竞争价格的,反而不容易合作。我们讲的所谓的充分竞争市场,人数多才有充分竞争。经济学家还讲到少数人竞争,比较麻烦,这种情况比较麻烦,比如两个人竞争就没有均衡解。

  再讨论一下民主问题。头一次听到对村民自治的这么多批评,我倒觉得“民主”这个词太抽象了。其实民主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政治结构,而且我们要理解它在中国应用的背景。中国的特点有两个:中国的过去是一个以家族为基础扩散而成的政治结构。比如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就是爱新觉罗氏家族,所以很多的公共物品是以家族形式提供的;中国过去村里有宗祠有族田,家族内提供公共物品是不需要民主的。家族间可能有时需要,但是家族内是不需要的。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民主的推进是有冲突的。因为民主假定人和人是平等的、互相独立的。但是村里如果是一个家族,这就假定了人和人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因为有亲属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利益是粘在一起不能分开的。这时的投票是可能有变形的,另外,成功的民主是宪政民主,这套规则不是老百姓投票投出来的,而是精英提出来的。同样,美国的宪法也不是西部牛仔投出来的,是杰斐逊、亚当基斯等一批人吸取了欧洲大陆关于民主的理论精粹,才提出了美国宪法的这套框架。这个框架很重要,同时也包含了民主结构中精英的位置。两院制的民主制也是如此,比如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英国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至于原因,这其中有精英的位置,精英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一个社会指望大家表达各自的利益然后合成一个共同的意志,这是会有失败的。民主失败、民主悖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是讨论过的,要实现民主必须有超越利益的某种东西。如果没有精英参与其间提出一套框架,民主是失败的,换句话说,这叫坏民主。杨小凯也提到过好民主与坏民主、好市场与坏市场。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尤其不懂民主,一说民主就是无限地好,却不知道是好民主还是坏民主,而且很多西方人倾向于把坏民主推荐给中国。这在香港的问题上很明显,首先他们不希望香港的政治结构中有上院。我觉得这是错的,英国本身是有上院的;第二是把福利主义推销给中国,而香港传统上恰恰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当然这是一种怀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推行民主的巨大问题。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精英全被打没了。虽然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那样混乱,但是如果大陆实行民主可能不如台湾。因为中国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它是彻底打垮中国精英的运动。那是民粹主义,中国现在的危险也是这个,民粹主义是反精英的,而任何一个文明都没有彻底反精英。包括欧洲的近代革命也只是打倒贵族,保留了法律服务人员的精英团体。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讲过这些。由于我们缺乏精英,所以我们的民主可能是坏民主。关键在于,我们要重新建立起精英群体,让他们在民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精英?是那些超越自己的利益从社会利益着想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不一定就是精英;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不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也不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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