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胡适与鲁迅,阳光与闪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26 次 更新时间:2024-01-16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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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如果回顾一下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对我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无疑是这样两个人:胡适与鲁迅。先胡后鲁,我这样排列,显然是一种价值选择。如果按照阅读的时间顺序,却是先鲁后胡。这不奇怪,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如果从70年代开始阅读,那个时代我能读到的书,马列毛之外,只能是鲁迅。很清楚地记得,在苏北乡下刚进农中读初一时,午后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桌上看到一本厚厚的书,精装的,那是50年代出版的硬封皮的鲁迅著作。拿起书,抚着发黄的书页,如同在抚学问本身。至于胡适,对不起,尽管最初接触也是在70年代,但记不清第一次印象了。其实是没印象,因为那时根本看不到胡适的书。知道他,好像是出于那个时代编印的读报手册之类。这两个人,以两种相反的形象进入我白纸般的大脑:一个是硬骨头和民族魂,一个是帮闲和帮凶,乃至战犯。显然,这是那个时代给我灌输的印象,先入为主且牢固,想擦掉都难。

然而,读鲁虽早却并不系统,断断续续,凭兴致而已;而且长期以来是在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个印象中去读,未曾更变。读胡很晚,晚至世纪之交,甚至转过世纪。并非长期刻意不读,而是80年代就碰到过,但觉得文章不甚好看。比如那个《文学改良刍议》,读胡时通常总要先读它,读它很可能就再没兴致读其他了,至少我是这样的。但,90年代以来,由于对自由主义的认同和自己在那段时间所做的知识分子研究,个人的知识框架和思想框架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我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框架中拿起胡适的,一旦上手,就比较系统地读了进去。与此同时,又系统地开读鲁迅,并自觉将两者作比较,主要是思想比较(因为这两人正好是知识分子的两个不同个案)。正是在这对读和比较的过程中,年轻时被灌输的印象化解了,并形成属于自己从阅读中得来的印象,很体己。

胡适和鲁迅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人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 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于是就很想写一本书,要在呈现胡鲁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不同的文化追求(包括重新梳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从而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21世纪的文化重构。于是,读书写书,围绕胡鲁,便成了这个世纪前五年我个人生活中的一项内容。写作的过程就是熟悉胡鲁的过程。犹记那个炎热的夏日,左抱鲁、右拥胡,两人的书同时摆开,交替看、递次读,斜倚在长沙发上,头上还有嗡嗡的空调,很惬意。读着读着,就忘了写。

我姑且把我写的书起名为《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个题目是模仿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显然,如果在中国,类似这样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又足以代表两种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不是胡鲁还能有谁。在法国,萨特偏左、阿隆偏右。20世纪的中国,鲁迅是左翼,相形之下,胡适靠右。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在胡鲁比较的框架中才能成立。因为胡适和他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中道,它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右翼保守主义。

不过,说胡鲁是知识分子,还需要稍作解释。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因做知识分子研究,便形成了我个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有两层意思:一,它是吃知识饭亦即是以知识谋生的,但在谋生之外对社会事务又有公共关怀;二,它的公共关怀使它成为一个权力的批判者,即以批判体制为务且不与其合作。以此为衡,胡鲁正好是一个颠倒。鲁迅在教育部长期任职时(佥事/科长),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他离开教育部,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才是。胡适相反,他在《新月》的“人权论战”时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后来一为驻美大使、二为北大校长、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便使他无以再是知识分子了。其实,在胡鲁比较中,是不是知识分子无所谓;因为知识分子仅是一种身份,并非道德符号,更不是什么荣称。

犹记某日,朋友上门,手上拿着一本刚买的《阳光与闪电》。这是一位美国学者比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书。很惭愧这本书我至今没看,但当时从朋友手上拿过来的一刹那,眼睛一亮,这不正是可以用来形容胡鲁的一对比喻吗。阳光与闪电是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在比较的意义上,温和的胡适不妨是阳光(且看他那惯见的春阳般的笑容),犀利的鲁迅当然更合适是闪电(包括他的眼神和文风)。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但,闪电并不能驱散黑暗,且复归于黑暗,同时使黑暗更黑暗——因了它刚才的照亮。当闪电消歇之后,战胜黑暗的是阳光。和闪电相比,阳光不迅即,却持久;它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连根拔起。不妨看地平线上的黎明,阳光与黑暗交锋,黑暗是在阳光面前一步步退却,消解于无形。

以上的比喻,其实包含了我对胡鲁的看法,面对黑暗,鲁迅的方式是诅咒。胡适不同,他不是诅咒,而是点燃一根蜡烛去照亮。正是这一根蜡烛,微弱而持久,最后引来了漫天阳光,而它本身却熄灭于阳光之前。可以看到的是,胡适和鲁迅都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后,但,走出二十世纪的 “黑暗的时代”,谁是最终的胜利者?

胡鲁也好,阳光与闪电也罢,斯人已逝,流水不复。读胡鲁时最大的感慨,就是胡鲁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包括不同的制度文化),以至他们可以成为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然而,在那个扰攘不安的岁月中,两种符号,两条道路,懵懂的我们作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呢。历史是会走错房间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历史选择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它。那么,我们今天从当年我们选择的那个房间里走出来了吗?翻阅手中的胡鲁,我不敢叩问别人,只能叩问自己,并且是在挨骂声中独叩……

邵建,1956年生于江苏南京,现任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学与现代性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世纪末的“新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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