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必须转轨了。这里所说的转轨，是指宏观调控思维与方式的转轨。

必须转轨的原因之一，是总供求的格局与以前不同了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总供求格局的长期态势是需求大于供给，这种格局产生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所导致的公共资源使用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虽然引入了市场机制，但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到产权改革，所以“短缺经济”仍然是常态，但造成短缺的机制有所变化，从改革前主要是由投资需求过度膨胀所导致的短缺，开始过度到投资与消费的“双膨胀”，其原因是公有制的生产主体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权和收入分配权，而在收入分配中公有制生产主体都倾向于扩大个人收入的比重。

中国的产权改革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采取了“增量改革”模式，即在不改变现存公有制生产主体产权性质的基础上，在公有制经济的外围鼓励发展非公经济成份，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产权制度改革开始深入到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内部。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分配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向少部分人群集中，导致储蓄率大幅度上升，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数也显著上升。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吉尼系数只有0.23，到80年代后期也不过只有0.29，但是到90年代中期就超过了0.4，最近几年内则已经上升到0.46了。

产权制度改革所引出的分配格局变化，必然会导致基本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也必然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就是从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制约转变成需求制约。这种转变主要是发生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首先，在80~90年代初期的三次市场化经济增长高潮中，居民消费都有“同步性”特征，例如彩电等家用电器产品，在80年代中﹑后期仅用五年就基本普及了，然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住宅和汽车消费显然是由少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所带动的。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国内供给不足，总会引发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明显下降，但是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过程中，却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明显扩大与外汇储备猛增的趋势。以往经济增长高潮所导致的宏观紧缩，消费物价上涨总是首位原因，但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2006年的CPI只有1.5％，2007年虽然再次出现了物价的较明显上涨，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总体消费需求的膨胀，而是因为食品供给短缺所引发的结构型通胀。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GDP增长率上升到10％﹑工业增长率上升到20％后只能维持两年左右时间，在本轮经济高潮中，两者在这个水平以上运行到目前为止，则已接近五年时间。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是常态，在经济增长高潮到来时会更加突出，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瓶颈虽然也出现过，但很快就被突破，例如到2005年初钢材价格就开始下降，到2006年电力供应紧张也全面缓解，主要瓶颈部门都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就从供应紧张转向供求平衡，并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产能过剩了。

这些经济运行特征的变化，都是中国经济的总供求格局从供小于求向供大于求转变的反映。由于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储蓄倾向上升而消费倾向下降，使投资可以获得充足的来源，就可以迅速突破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瓶颈。由于储蓄增长速度超过了投资增长速度，社会的剩余产品大量增加，不仅可以充分满足投资需求，还可以有大量产品提供出口，使投资与贸易顺差增长保持“双高速”。从另一方面看，则是消费率不断下降，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63.8％直降到2006年的38.9％。如果没有消费率的下降，就不可能支持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保持长达五年时间，也不可能提供每年一﹑两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亦不可能把2007年以来的非食品消费物价压低到只有0.9％的程度。

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也和总供求格局的改变密切相关。例如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储蓄过剩，储蓄过剩导致投资高增长和不断下降的消费率，又形成产能过剩。过剩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只有开拓海外需求，又形成不断拉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扩大引来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引来了国际热钱流入，形成了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占款项下的货币被动投放，又形成了货币流动性过剩。货币过剩最终导致了国内资产价格控制不住地上涨。所以，如果没有总供求格局的改变，这些以前未见或并不严重的新问题是不会出现的，而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方式，又反过来证明中国的基本经济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

说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模式必须转变，正是基于中国的基本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同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同了，也和改革30年中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了，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全面进入到市场化运行轨道，所以宏观调控也必须进行相应转轨。比如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大体是四个阶段，即萧条﹑复苏﹑繁荣与危机。导致经济在周期中涨落的基本原因不是消费需求的波动，而是投资需求的波动。当投资需求上升时经济就开始复苏，达到顶点时就是进入了繁荣期，而当大量项目集中到期完工，投资需求就会突然下降，而产能同时大量释放，此时就会使社会的总供求格局突然改变，使由投资需求主导的总需求突然减少，而总供给却突然增加，由此形成生产严重过剩。所以繁荣与危机是紧密连接的两个阶段，总是在繁荣到达顶点时突然爆发危机。

然而在目前的宏观调控中，对中国经济运行周期的看法显然还停留在以前的阶段。比如，认为当前的经济运行仍没有“过热”，而是要防止过热。一直以来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主要有三点：一是是否存在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投资﹑消费与工业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率接近10％﹑工业增长率接近20％﹑投资增长率接近30％，一般持续两年左右就会进行宏观紧缩；二是是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能源﹑交通与原材料等基础部门出现了严重瓶颈约束，已经不能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了；三是是否存在着较明显的物价上涨。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需求增长速度虽然都很高，但是没有瓶颈制约，物价上涨虽然已经比较明显，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全面的需求膨胀，而是由于食品供给短缺所形成的结构型通胀。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按西方的所谓“核心通胀率”看，目前只有0.9％，还有“通缩”的迹象。此外看PPI即生产者价格走势，直到目前仍维持了同比走低的趋势。由于传统上衡量过热的标准还没有达到，所以对目前经济周期所处阶段的判断，就是还没有进入到过热阶段。

然而，我们在未来还会等来过热出现吗﹖目前无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已经处在全面供求平衡乃至供过于求的状态了，后面即将出现的是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是投资需求的明显回落。从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看，2007年以来已经回落到15％左右的水平，已经看不到本轮经济周期初始阶段即2003年上半年70％以上的增长率了。投资周期进入到后期，下一阶段就是投资需求的回落和产能的大量集中释放，如果我们还用以前的周期标准来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在宏观调控工具箱中准备的都是反过热政策，就会犯大的错误。如果说经济运行中仍有过热阶段，那就是在2003~2004年那段时间，在那段时间过去后，经济运行就逐步走到繁荣期的顶点了，所以目前所处的阶段是经济的繁荣期，后面紧跟着的决不是过热阶段，而是产品全面过剩阶段。对宏观调控来说，应当准备应付的也决不是过热，而是“过剩”了。

但是，宏观调控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经济制度条件下应当怎样应付过剩的冲击，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改革前30年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在改革以来的30年中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是否可以使我们更有条件从容应对，西方市场国家在以往200年中所经历的生产过剩危机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会变形，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只要我们深刻认识了中国宏观调控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改变，对新的经济运行周期有一个新的﹑基本的认识，宏观调控的大体方向就不会出错。

必须转轨的原因之二，是调控对象不同了

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是生产和投资活动的主体。1978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重高达78％。所以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实施经济调控的对象是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之所以具有强大力量，原因也是由于生产与投资活动的主体是国有企业，政府不仅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可以直接使用行政命令来控制。改革以来在很长时间内，国有企业在生产与投资活动中仍保持了很大份额，例如直到1992~1993年的那次经济增长高潮中，国有部门投资仍占了70％以上的份额。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90年代下半期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07年上半年，非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2.3％，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0.9％，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2.9％了。

经济活动主体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宏观调控机制的变化，使政府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调节从传统计划中的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而国家通过市场间接调控企业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新型调控模式，本来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追求的目标。但是当这种转变已经到来的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转换并没有同步发生，主要表现在仍然相信政府对经济活动具有主导力量，可以决定经济周期的长短和操纵经济运行的冷热方向。比如，目前许多人都相信在国家有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期间，政府有能力不会让经济冷下来。

企业对政府有信心，政府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都是好事，但如果由信心而产生了盲目性就有问题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长期历史经验说明，政府只能在顺应经济运行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防止过冷或过热，但是却不可能改变经济向下或向上运行的基本趋势。自1825年在英国发生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在长达150多年中，西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危机，每隔七﹑八年就会来一次。20世纪30年代虽然出现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宏观需求调控理论与政策，也没有有效避免过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危机的教训如此深刻，从政府到企业和经济理论界，已经没有人不懂得经济扩张过度会出现严重生产过剩的道理，然而危机还总是隔一段时间就如约而至，原因就在于对企业而言，投资和生产等经营活动是不可能因为存在危机的威胁就停下来的。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当然没有谁仍然会愚蠢地继续扩大生产和投资，但因为谁都只看到了危机的迹象，却谁也无法准确预测危机何时会爆发，所以大家都希望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把生产和投资的扩大维持到危机爆发前的那一刻。

所以，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影响力，在千万个企业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面前，往往是有限的。有利于企业的调控政策会被顺利接收，相反则会受到强烈抵制。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中也能看得到，比如自2005年以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实际结果是收效甚微，2007年以来由于股市泡沫浮现，政府又对股市实施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总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股市消化，所以有人针对这种情况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是“越调控﹑越失控”。

西方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还说明，政府对约束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往往办法比较多，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过收紧信贷与提高税率来改变企业对利润的预期，但是对促进经济走出低谷却没有太多办法，因为政府不能指令企业多借款﹑多投资﹑多生产。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只能抽紧绳子，却不能推动绳子”。我们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也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了。例如上届政府为了启动内需，曾经大量使用扩张型财政政策，2000年政府主导到投资甚至达到当年新增投资额的90％，但是仍没有实现经济的启动，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汽车﹑住宅等拉动本轮经济增长的新需求亮点，企业不愿意增加投资，所以1999~2001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9.4％，其中1999年只有5.1％。

以上这些说法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纠正那种直到今天仍认为政府无所不能的错误认识，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段时间，由于国有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这种认识是有根据的，但是到了产权结构已经深刻变化的今天就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已经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能力了，而只有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摆到一个正确位置，才能实施对中国经济的有效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对象的变化，也应包括宏观调控领域的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完全不同的新领域，例如包括股市﹑债市﹑期货和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以及银行间的货币和外汇市场等，这些领域的出现，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新因素，所必须兼顾的目标就更多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当局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目标中经常进行有取有舍的选择。例如政府对股市的调控目前是使用了利率和税率等手段，但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就是股市狂飙赌的并不是利率和税率这些经济变量，而是庞大的货币剩余，只要货币流动性过剩这个基本情况没有发生改变，投资于股市的人就有理由相信流入股市的资金只能会更多，股指就会继续上扬，在这个背景下，使用利率和税率手段调控股市的做法就会失效。再比如前面所分析的情况，即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大，又引来贸易顺差和货币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我们现在是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在源头问题不解决的时候，这些调控措施就都是“扬汤止沸”。然而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所以如果把保经济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如果通过宏观调控改变了这些条件，贸易顺差与货币增长率虽然降下来了，但是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必然会日趋严重，经济增长就会遭遇到需求屏障而慢下来。

所以就必须进行有取有舍的选择。我刚到国家计委的时候听当时的计委老领导说过一件事，在50年代初新中国组建国家计委的时候，曾经请前苏联计委主任米高杨来作指导，米高杨当时曾说过一句话，“有取有舍是战略家，什么都想要是小孩子”，这句话至今印象仍很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经济管理尚且是如此，在今天面临如此众多的经济变量的时候，国家宏观调控更需如此。如果把经济运行中的问题都当作需要必须解决的麻烦，分不清哪些是必须要保的目标，哪些是选择了这个目标后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在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和各分目标之间就不可能做到“纲举目张”，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打乱仗”局面就不可避免了。

必须转轨的原因之三，是宏观调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1978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还不到10％，到2007年上半年已经超过70％了，中国经济在30年改革开放中已经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

说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必须在高度开放条件下转轨，是因为直到目前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宏观调控中许多变量和工具，已经不是我们可以仅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随意改变和使用的了。比如，货币供给量一向是中国货币当局根据本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安排的，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优势，出口增长长期超过进口增长，在2000年以来这种情况特别明显，但是也引来了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在外汇占款项下基础货币的被动式投放。2003年外汇占款项下所形成的货币投放，第一次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相等，到2006年则已相当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的三倍了，从这点来说，中国在享受到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货币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即基础货币的增长不是依据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安排的，而是被动地由外汇流入量所决定的。央行虽然依据中国经济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实际需要，频繁使用对冲操作收回多余的货币投放，但是由于外汇流入量不可控，对冲操作往往只能滞后于被动的货币投放，由此形成了目前的货币流动性过剩的格局。

中国的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更集中地表现在利率政策上。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引来了巨额国际热钱投机于人民币升值，但热钱也有成本，就是热钱所属币种的贷款利率水平，所以热钱的收益等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加人民币存款利率再减掉热钱所属币种利率后的差额。比如美元目前的基本利率是5.25％，如果人民币的基本利率是3.87％，而人民币预期在一年会升值5％，则借入美元而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收益就是3.62％。所以，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越高，国际热钱的投机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加息本来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但是人民币利率越高，热钱的投机风险就越小，流入量就越多，相应导致中国央行从外汇占款项下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因此加息的结果反而变成了造成货币供给增多的因素，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中国的利率政策就失去了独立性。

2007年以来央行已经进行了五次加息行动，目标是对准了资产价格上涨和投资的高速增长，以及日渐明显的通胀势头，希望通过收紧银根来达成到抑制货币需求的目标。但是加息的效果是首先引来的更大的国际热钱流入，2003~2006年，包括贸易顺差与FDI在内的正常外汇流入平均占同期外汇储备增加额的73.7％，但是2007年上半年却大幅度下落到只有54.2％，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这里面虽然有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外汇收入流入的短期影响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是由于加息引来了更多国际热钱的情况。

顺便指出，目前的消费物价上涨是因为食品供给不足所形成的“结构型通胀”，而不是总需求膨胀造成的，因为加息并不能增加食品供给，所以加息就不可能抑制消费物价的上涨，而从2003年发端的本轮投资周期目前已进入到后期阶段，没有人会为了仅一﹑两个百分点的贷款利率变化就废弃了已经完成了70~80％的投资项目，所以加息也不可能抑制投资的继续增长，而前面已经说过，对股市和房地产来说，投资的人也不是赌的利率高低，而是流动性过剩，由于加息反而使流动性过剩更加严重，所以加息就在以上三个方面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利率政策一向被认为是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利率变动对宏观需求的影响力在中国发生了逆转，从未来趋势看，由于利率政策将越来越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所以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用中，将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使用正回购手段对冲，由于央行手里的债券等对冲工具数量终究有限，有很大局限性，用“央票”对冲由于央行必须有借有还，必然导致央票越发越多，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是否在中国会出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呢﹖如果是这样又会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好办法﹖这些问题都需要立足于外部条件的长期变化，从现在起就开始认真研究，寻找到新的宏观调控办法，而不能走到哪算哪。

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独立，只会是短期的事情，这种判断仍然是对中国经济外部条件的变化缺乏清醒认识。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主要是承接了发达国家消费类产业的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具有相比于发达国家低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而以目前年均10％以内的相对要素价格增长率，拉平这个差距恐怕还要20~30年，所以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新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所在。而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只占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主体到目前还基本没有向发展中国家移动，从中国的贸易结构看，虽然中国的机电产品贸易从2001年开始就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但直到当前还是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的技术装备，而化工产品直到目前也还是贸易逆差。这说明中国目前还是在制造业技术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也是发达国家的重工业难以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的原因。但是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中国的制造业装备水平通过引进和自主创新，已经开始迎头赶了上来，以制造业的核心数控机床为例，2000年中国数控机床产量刚刚突破一万台，2007年则将迈过十万台的高峰，而且长期受发达国家封锁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可以成批量生产了。加上每年进口的20万台数控机床，中国机床的数控化率正以每年五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2007年将超过40％，到2010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60％的平均水平了。所以用不了太长时间，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重化工产业的高潮，中国也将逐步成为向世界提供汽车﹑飞机﹑成套高端工业技术装备和化工产品等重工产品的大国。所以，随着新全球化过程的深入，更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而随着这个浪潮的兴起，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增长得比目前更迅速。我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会转移出60％的产出份额，而其中的60％又是转移到中国，则中国的出口额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五万亿美元，年均贸易顺差可能会达到超过3000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可能会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累积的外汇储备按目前的情况计算可能会达到20万亿美元。

除非中国不愿意像已经过去的30年那样，接受这个新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否则由贸易顺差与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引来的相关热钱的增加，就会在未来长期内使货币流动性过剩成为常态，这就是中国为了获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成本或代价。当然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的智慧，在新时代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新宏观调控理论与方法，但前提是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方法必须转轨。

说宏观调控思维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而改变，也包括如何利用中国在新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新优势，去主动影响国际经济波动，以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短期与长期态势。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资源消费大国，一般而言，在某种国际初级产品交易中占有了10％的份额，就可以对这个产品产生定价权，但是我们目前在有色金属﹑钢铁和石油等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已经开始接近甚至大大超过了10％的比重，定价权却仍然操纵在别人手里。2006年全球最大的IPO是中国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到2007年7月中国股市规模已经超过了东京股市，年初以来，中国股市的涨跌也开始对国际股市行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我们应怎样利用这些新优势来通过中国的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战略选择，在国际经济中牟取中国的利益，也似乎还没有破题。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新出现的大国，形成美国那样的全球经济思维模式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也就显出了宏观调控思维转轨的必要性。

最后，宏观调控思维与方式的转轨还应包括方法的转轨

以统计数据来说，目前我们只有国家统计局一套指标体系，在中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往往与中央政府不一致，所以从基层逐级上报得到的统计数据往往就不真实，还有许多数据例如物价指针，也往往被指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不一致。

在发达国家，不仅有政府的统计体系，也有许多民间机构的统计体系，也在进行统计指标的采集与分析，并进行定期发布。例如，在美国就有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美国大企业协会和美国经济周期研究所公布的经济领先﹑同步与滞后指数；美国芝加哥供应与管理协会公布的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公布的抵押贷款申请指数；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公布的美国房屋营建商信心指数；美国道琼斯~三菱东京UFJ银行公布的商业景气指数等等。这些民间研究机构的统计指标和分析，都可以大大丰富人们对经济运行认识的视野和深度，不论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对民间的企业决策，都是有益的帮助。所以在宏观调控转轨的内容中，就应当有鼓励民间统计指标体系发育的政策。

经济发展是一条历史的长河，推动经济运行发生短期波动的重大因素，也往往决定着长期波动与结构变动的方向，许多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影响因素，往往是在引起某些重大短期波动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开始酝酿了，只是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在引发短期剧烈波动之前会长期潜伏而不被人们所重视。

例如，中国是人均耕地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由于人口还没有增长到高峰，对食品的需求在到达人口高峰前肯定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此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也会提升食品消费的绝对水平，这就要求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没有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必须保有足够的耕地来保障足够的农业产出量。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也需要占用大量耕地，这就会在保持农业产出水平与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之间产生尖锐矛盾。在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体制尚能提供较大产出空间的时候，这个矛盾还并不突出，但是1998年到达粮食产出高峰后，近十年粮食单产水平没有显著提高，耕地占用规模却不断增加，因此虽然自2004年以来农业出现了连续三年大丰收，可粮食的总产量却仍没有恢复到1998年的历史最高点。耕地不断减少而粮食消费量却不断增加，这个由国情决定的长期背景因素迟早会导致食品价格的长期上涨趋势，从而成为推动中国CPI长期走高的基本动力。从这点看，自2006年四季度以来出现的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结构型通胀，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必然会出现的事情，我们如果对这个长期因素有了深刻认识，就不会在短期价格波动出现后感到摸不着头脑，在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上面争论不休，在结构型通胀面前，以总量调控措施来应对。

因此，由于决定短期经济波动因素与决定长期趋势的因素密不可分，要想提高短期的宏观调控效率，就必须加强对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对许多短期经济波动的出现才能未雨绸缪，临变不惊，从容应对。

以上这些看法不见得正确，说出来就愿为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