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论宏观调控必须转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7 次 更新时间:2007-10-11 18: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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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进入专栏)  

  

  宏观调控必须转轨了。这里所说的转轨,是指宏观调控思维与方式的转轨。

  

  必须转轨的原因之一,是总供求的格局与以前不同了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总供求格局的长期态势是需求大于供给,这种格局产生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所导致的公共资源使用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虽然引入了市场机制,但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到产权改革,所以“短缺经济”仍然是常态,但造成短缺的机制有所变化,从改革前主要是由投资需求过度膨胀所导致的短缺,开始过度到投资与消费的“双膨胀”,其原因是公有制的生产主体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权和收入分配权,而在收入分配中公有制生产主体都倾向于扩大个人收入的比重。

  中国的产权改革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采取了“增量改革”模式,即在不改变现存公有制生产主体产权性质的基础上,在公有制经济的外围鼓励发展非公经济成份,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产权制度改革开始深入到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内部。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分配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向少部分人群集中,导致储蓄率大幅度上升,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数也显著上升。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吉尼系数只有0.23,到80年代后期也不过只有0.29,但是到90年代中期就超过了0.4,最近几年内则已经上升到0.46了。

  产权制度改革所引出的分配格局变化,必然会导致基本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也必然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就是从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制约转变成需求制约。这种转变主要是发生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首先,在80~90年代初期的三次市场化经济增长高潮中,居民消费都有“同步性”特征,例如彩电等家用电器产品,在80年代中﹑后期仅用五年就基本普及了,然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住宅和汽车消费显然是由少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所带动的。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国内供给不足,总会引发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明显下降,但是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过程中,却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明显扩大与外汇储备猛增的趋势。以往经济增长高潮所导致的宏观紧缩,消费物价上涨总是首位原因,但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2006年的CPI只有1.5%,2007年虽然再次出现了物价的较明显上涨,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总体消费需求的膨胀,而是因为食品供给短缺所引发的结构型通胀。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GDP增长率上升到10%﹑工业增长率上升到20%后只能维持两年左右时间,在本轮经济高潮中,两者在这个水平以上运行到目前为止,则已接近五年时间。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是常态,在经济增长高潮到来时会更加突出,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瓶颈虽然也出现过,但很快就被突破,例如到2005年初钢材价格就开始下降,到2006年电力供应紧张也全面缓解,主要瓶颈部门都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就从供应紧张转向供求平衡,并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产能过剩了。

  这些经济运行特征的变化,都是中国经济的总供求格局从供小于求向供大于求转变的反映。由于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储蓄倾向上升而消费倾向下降,使投资可以获得充足的来源,就可以迅速突破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瓶颈。由于储蓄增长速度超过了投资增长速度,社会的剩余产品大量增加,不仅可以充分满足投资需求,还可以有大量产品提供出口,使投资与贸易顺差增长保持“双高速”。从另一方面看,则是消费率不断下降,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63.8%直降到2006年的38.9%。如果没有消费率的下降,就不可能支持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保持长达五年时间,也不可能提供每年一﹑两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亦不可能把2007年以来的非食品消费物价压低到只有0.9%的程度。

  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也和总供求格局的改变密切相关。例如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储蓄过剩,储蓄过剩导致投资高增长和不断下降的消费率,又形成产能过剩。过剩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只有开拓海外需求,又形成不断拉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扩大引来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引来了国际热钱流入,形成了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占款项下的货币被动投放,又形成了货币流动性过剩。货币过剩最终导致了国内资产价格控制不住地上涨。所以,如果没有总供求格局的改变,这些以前未见或并不严重的新问题是不会出现的,而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方式,又反过来证明中国的基本经济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

  说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模式必须转变,正是基于中国的基本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同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同了,也和改革30年中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了,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全面进入到市场化运行轨道,所以宏观调控也必须进行相应转轨。比如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大体是四个阶段,即萧条﹑复苏﹑繁荣与危机。导致经济在周期中涨落的基本原因不是消费需求的波动,而是投资需求的波动。当投资需求上升时经济就开始复苏,达到顶点时就是进入了繁荣期,而当大量项目集中到期完工,投资需求就会突然下降,而产能同时大量释放,此时就会使社会的总供求格局突然改变,使由投资需求主导的总需求突然减少,而总供给却突然增加,由此形成生产严重过剩。所以繁荣与危机是紧密连接的两个阶段,总是在繁荣到达顶点时突然爆发危机。

  然而在目前的宏观调控中,对中国经济运行周期的看法显然还停留在以前的阶段。比如,认为当前的经济运行仍没有“过热”,而是要防止过热。一直以来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主要有三点:一是是否存在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投资﹑消费与工业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率接近10%﹑工业增长率接近20%﹑投资增长率接近30%,一般持续两年左右就会进行宏观紧缩;二是是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能源﹑交通与原材料等基础部门出现了严重瓶颈约束,已经不能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了;三是是否存在着较明显的物价上涨。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需求增长速度虽然都很高,但是没有瓶颈制约,物价上涨虽然已经比较明显,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全面的需求膨胀,而是由于食品供给短缺所形成的结构型通胀。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按西方的所谓“核心通胀率”看,目前只有0.9%,还有“通缩”的迹象。此外看PPI即生产者价格走势,直到目前仍维持了同比走低的趋势。由于传统上衡量过热的标准还没有达到,所以对目前经济周期所处阶段的判断,就是还没有进入到过热阶段。

  然而,我们在未来还会等来过热出现吗﹖目前无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已经处在全面供求平衡乃至供过于求的状态了,后面即将出现的是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是投资需求的明显回落。从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看,2007年以来已经回落到15%左右的水平,已经看不到本轮经济周期初始阶段即2003年上半年70%以上的增长率了。投资周期进入到后期,下一阶段就是投资需求的回落和产能的大量集中释放,如果我们还用以前的周期标准来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在宏观调控工具箱中准备的都是反过热政策,就会犯大的错误。如果说经济运行中仍有过热阶段,那就是在2003~2004年那段时间,在那段时间过去后,经济运行就逐步走到繁荣期的顶点了,所以目前所处的阶段是经济的繁荣期,后面紧跟着的决不是过热阶段,而是产品全面过剩阶段。对宏观调控来说,应当准备应付的也决不是过热,而是“过剩”了。

  但是,宏观调控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经济制度条件下应当怎样应付过剩的冲击,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改革前30年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在改革以来的30年中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是否可以使我们更有条件从容应对,西方市场国家在以往200年中所经历的生产过剩危机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会变形,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只要我们深刻认识了中国宏观调控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改变,对新的经济运行周期有一个新的﹑基本的认识,宏观调控的大体方向就不会出错。

  

  必须转轨的原因之二,是调控对象不同了

  

  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是生产和投资活动的主体。1978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重高达78%。所以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实施经济调控的对象是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之所以具有强大力量,原因也是由于生产与投资活动的主体是国有企业,政府不仅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可以直接使用行政命令来控制。改革以来在很长时间内,国有企业在生产与投资活动中仍保持了很大份额,例如直到1992~1993年的那次经济增长高潮中,国有部门投资仍占了70%以上的份额。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90年代下半期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07年上半年,非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2.3%,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0.9%,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2.9%了。

  经济活动主体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宏观调控机制的变化,使政府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调节从传统计划中的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而国家通过市场间接调控企业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新型调控模式,本来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追求的目标。但是当这种转变已经到来的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转换并没有同步发生,主要表现在仍然相信政府对经济活动具有主导力量,可以决定经济周期的长短和操纵经济运行的冷热方向。比如,目前许多人都相信在国家有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期间,政府有能力不会让经济冷下来。

  企业对政府有信心,政府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都是好事,但如果由信心而产生了盲目性就有问题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长期历史经验说明,政府只能在顺应经济运行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防止过冷或过热,但是却不可能改变经济向下或向上运行的基本趋势。自1825年在英国发生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在长达150多年中,西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危机,每隔七﹑八年就会来一次。20世纪30年代虽然出现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宏观需求调控理论与政策,也没有有效避免过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危机的教训如此深刻,从政府到企业和经济理论界,已经没有人不懂得经济扩张过度会出现严重生产过剩的道理,然而危机还总是隔一段时间就如约而至,原因就在于对企业而言,投资和生产等经营活动是不可能因为存在危机的威胁就停下来的。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当然没有谁仍然会愚蠢地继续扩大生产和投资,但因为谁都只看到了危机的迹象,却谁也无法准确预测危机何时会爆发,所以大家都希望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把生产和投资的扩大维持到危机爆发前的那一刻。

  所以,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影响力,在千万个企业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面前,往往是有限的。有利于企业的调控政策会被顺利接收,相反则会受到强烈抵制。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中也能看得到,比如自2005年以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实际结果是收效甚微,2007年以来由于股市泡沫浮现,政府又对股市实施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总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股市消化,所以有人针对这种情况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是“越调控﹑越失控”。

  西方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还说明,政府对约束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往往办法比较多,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过收紧信贷与提高税率来改变企业对利润的预期,但是对促进经济走出低谷却没有太多办法,因为政府不能指令企业多借款﹑多投资﹑多生产。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只能抽紧绳子,却不能推动绳子”。我们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也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了。例如上届政府为了启动内需,曾经大量使用扩张型财政政策,2000年政府主导到投资甚至达到当年新增投资额的90%,但是仍没有实现经济的启动,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汽车﹑住宅等拉动本轮经济增长的新需求亮点,企业不愿意增加投资,所以1999~2001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9.4%,其中1999年只有5.1%。

  以上这些说法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纠正那种直到今天仍认为政府无所不能的错误认识,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段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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