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化解贫富冲突要在调整社会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2 次 更新时间:2007-09-28 06: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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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进入专栏)  

  

  编者按:市场经济国家都有贫富差距,但并不是所有的贫富差距都会导致社会对抗。如何通过社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通过扩大中产阶层比重和保护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从而实现贫富和谐共处?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南方周末记者 陈敏 整理

  

  新的财富分配正在展开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仅是贫富差距,而且是贫富差距已经固化为社会结构,而难于改变了

  南方周末: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都涉及穷人富人的话题。先是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说法引起激烈争论,接着您关于生存状态恶化背景下底层堕落的问题也引起很多争议,襄樊五名贫困生因为“不感恩”被取消受助资格,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如何解读这些事件传达的信息?

  孙立平:我不太愿意介入这些具体的争论,尽管我的一些观点有时也偶尔成为争论的对象。因为我不希望对一些枝节问题的争论遮蔽或扭曲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我更感兴趣的是出现这些争论的背景。不管人们对一些具体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在这些争论背后的一些基本事实应当更值得关注。现在我们要关心的与其说是争论的是非,与其说是要争个谁对谁错,不如说是导致这些争议和是非产生的现实。

  对此我想主要谈三点看法。

  第一,贫富分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严峻现实。一个最新的消息是,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

  第二,贫富分化开始定型为社会结构。与1980年代或1990年代初不同,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不是单纯的贫富差距,而是已经开始定型为社会结构。即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1980年代就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但是一会儿他穷了,一会儿他富了,总是在变化,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社会的门槛高了,人们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相应就少了。最早的那批房地产商,有的是借几万块钱就开始搞房地产。现在别说借,就是给你五万、五十万、五百万,你搞一个房地产试试?没有可能,门槛高了。认识到贫富差距定型为社会结构是重要的,因为仅仅是贫富差距的话,靠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在贫富差距定型为社会结构的情况下,仅仅用政策来调节贫富差距就不够了,同时需要优化社会结构。

  第三,在社会定型化背景下,新的财富分配过程在开始。实际上,最近的几年中,一场空前规模的财富分配过程正在展开。“百万富翁”这个词,我们原来讲的时候,觉得离我们很远,突然之间,人们环顾一下左右,发现很多人都是百万富翁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你有个百八十平米的房子,不就是百万富翁了吗?虽然你看起来不像,但是你的财产真的值百万了。这个是哪来的呢?就是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两年前你有一百万,买了一百万的房子,现在这房子值二百万,就算给你分了一百万。去年你有一百万,买了一百万的股票,现在起码也两百万了,也等于给你分了一百万。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主要是按资本而不是按劳动分配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按劳动分不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按劳动进行分配的机制。假如说我这两年没有买房子也没有买股票,我就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了,那我就一分钱也没有分到。而且,还得承担这一分配过程的代价。什么代价?你得按照现在的价格买猪肉吧!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底层的非制度化生存值得严重关注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弱者的生存空间,使他们有一个能够生存的生态。而在当下,过度竞争正在使底层从事的低端产业完全无利可图,底层的生存底线正在不断被击穿

  南方周末:您最近在几篇文章中都讲到底层生存生态这个概念,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生态这个含义?能不能说底层的问题近年变得越来越突出?

  孙立平:几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营造多数人生活的家园》。现在看这个提法并不确切,实际上是应当营造每一个人生存的家园。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中,如何使得社会中的每个群体、每个阶层、每个人都有一个生活的家园,就是说在社会中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空间,这已经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不是说要搞平均主义,套用原来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说法,最高纲领是你活得好、活得成功,你在这个位置中能够安居乐业;最低纲领是你活得不好、活得不成功,这个社会也得有你一个地方,你起码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道义底线。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保护甚至改善弱者的社会生活空间,使他有一个能够生存的生态。在扶助弱势群体方面,应该说近年有一些好的进展,比如说在最近这几年,各级政府用于扶助弱势群体、扶助贫困群体的开支在增加,增加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低保等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贫困群体或弱势群体在我们社会中规模仍然不小,所以仅仅靠政府的再分配是不够的。这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使社会的底层,能有一种谋生的机会,谋生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而要让社会底层有一种谋生的能力,就要有一种能使这种能力存在的社会生态。

  这个生态系统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在上海,浦东刚刚开发的时候,浦东的条件还不是很好,上海有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时候在民间有一个说法,如果在浦西老城区,即使夫妻两个人都失业,一天煮一百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不是问题。但是这个茶叶蛋能卖出去是有条件的,是在老城区的社会生态里。如果到了浦东,不要说煮一百个茶叶蛋,就是二十个,都可能剩回十五个来,原因是社会生态不一样了。社会生态改变了,谋生的机会和能力就会跟着丧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造就这种生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

  就此而言,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我把这个现象叫做非制度化生存。有人算过黑砖窑的经济账,当中的问题非常有意义。这个砖窑承包给一个外地的包工头,包工头骗来三十多个黑窑工进行生产,一年产了30万块砖,按照协议以每块三分六卖给窑主,得到11万块钱。假定这个包工头自己一分钱也不要,这11万块钱怎么分?三十多个人吃得再差,就吃窝头、凉拌圆白菜,大体上还得吃饱,第二天才有体力能干活。去了劳工的伙食费,包工头还要养6条狼狗、几个打手,这些成本可能每年合计就得五六万块钱,去掉这五六万,还剩五六万,三十个人来分,一个人能分多少钱?一年不到两千块钱,一个月一百多块钱,这还是在包工头完全不要利润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现象可以凸显现在有些低端产业生存业态的状况。

  还有现在的货运物流业,大家都知道超载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政府多次打击、整治,但效果并不明显。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在打击和整治上,而是在这个行业的生存业态。这个行业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如果你加入这个行业而想不超载,那是没有办法来经营的。业内人形象的说法是,货箱如果不加高一层,连本都保不了。加了一层才能保本,加了两层才能应付各种罚款和路上的买路钱,加到第三层才是那个车主的盈利。黑砖窑也好、货运也好,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一些行业已经开始处在一种行业性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底层从事的行业。

  如果要是进行分析,这样一种非制度化的经营或者非制度化生存的状态肯定是来自于恶性竞争,但是激烈的竞争就一定会导致恶性的竞争吗?这就向我们的产业界、经济学界和全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避免在底层因过度竞争而导致行业性非制度化生存状态的出现。

  

  底层的尊严不能被视为奢侈品

  

  不羞辱是特别重要的,但羞辱不仅仅是用舌头舔脚,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看起来很文明的羞辱形式,是那些见怪不怪,甚至是在善意的动机驱动下发生的羞辱,特别是来自公权力的羞辱

  南方周末:在最近的讨论中,穷人的尊严问题不断被人们提出。这与前些年对贫困问题的讨论相比好像有些不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进一步说,需要如何看待穷人的尊严问题?

  孙立平:评论家何三畏先生提出一个观点,穷人需要一个保底的尊严。他举的是一些商场或厂家策划的以优惠价卖鸡蛋,结果,许多人仅仅为了买几个便宜的鸡蛋就挤得一塌糊涂,尊严尽失。其实,还有更不像话的例子。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讲的是作者自己的经历,即老板请他到洗脚城洗脚,令他目瞪口呆的是,盲妹竟用舌头舔脚。

  我特别欣赏“保底”这个说法,这和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讲的“首位底线”是相一致的。徐贲在介绍马格利特《正派社会》一书时,用了这样一个说法,“正派社会与不羞辱”。马格利特把“羞辱”定义为“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它使一个人有恰当的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上面所举的舔脚能在社会中存在,能成为一种“生意”,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辱贫现象的极端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嫌贫爱富就是近年来在我们社会中不断生长的一种羞辱形式,这种嫌贫爱富说得文雅一点就是势利。我原来曾经讨论过势利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势利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病症。大学为企业造势,政府为企业家护航,媒体对社会中的富人充满溢美之词等等,都是这种势利病的典型表现,而在另外一面,则是对一般民众以及弱势者的冷漠甚至不屑。

  不羞辱是特别重要的,但羞辱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用舌头舔脚,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看起来很文明的羞辱形式,是那些见怪不怪,甚至是在善意的动机驱动下发生的羞辱。以最近所谓“感恩门事件”为例,我们不能否认有关机构是在善意地促成一件善事,但我们可以看看这件善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据媒体报道:“一对一”资助的见面仪式开始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领导。”一位被资助的大学生回忆。大学生们被要求上台和跳舞—— 《感恩的心》,这也是仪式的主题。一位受捐者回忆起去年跳集体舞时的情景,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这是尴尬、是自卑,甚至屈辱。还有受助者家长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句歌词,“宋总(一位捐助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一篇报道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捐助仪式的现场上,一位受助者向前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全场愕然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蹩了!”在这样的仪式中,我们很难说组织者是有意识地进行羞辱,但捐助的仪式却无疑成了羞辱的仪式。

  更值得重视的羞辱是来自公权力。一些地区的公安机关明确提出为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漳州市曾经规定民营企业前100名纳税大户的子女中考均可享受加 20分的照顾,某市推出的企业家绿色就医卡,可以在若干医院享受不挂号、不排队、副高以上职称专家应诊、懂英语的护士全程导医等待遇,某市允许民营企业纳税大户两部公务用车在市辖收费站免费通行,更有的地方规定超过某种额度的投资者交通违章可以从轻处罚等。对于社会中一部分人给予的特权,实际上是对其他人特别是弱势者的羞辱。而这种羞辱是以对公民的平等权利甚至是法律意义的平等权利的破坏为前提的。

  

  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

  

  精英的寡头化,无疑会促成或加剧下层的民粹化,下层对精英越来越反感、抵触。每次精英中的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在这种氛围之下,理性的声音和严肃的讨论,越来越被淹没在情绪之中

  南方周末:但我们看到,在穷人和富人的关系中,似乎有一些值得警惕的因素在萌生。您在前几年也提出要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看似乎有近一步加重的趋势。

  孙立平:在两三年前我写的《告别2004》一文中,曾讲过一种担忧,即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民众对精英越来越反感,而精英本身似乎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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