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人生要有追求”——悼念龚育之同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1 次 更新时间:2015-01-18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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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龚的一生,就是不断追求的一生。那是一种执着的追求,不知疲倦的追求,永远没有满足时候的追求。追求什么?是科学和革命,这两者是统一的。从青年时代起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始终如此,从来没有停歇。孙小礼同志告诉我:他临终前不久,自己已难以看书报和文件,由小礼同志读给他听。他还在病榻上嘱咐:哪一份东西要留下来,哪一页要折个角。我听了十分感动。这就是老龚那种永不止歇的追求的精神力量。能做到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老龚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那就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因此,他接受并坚信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入党的。我不知道是十二月的哪一天,但那总是他刚满或要满十九岁的时候。面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青年时代经过顽强探索和比较后所接受的科学真理,支配了他的一生,他以后几十年的不懈追求,始终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是它的继续和深化。

这里也要讲到他的革命家庭,特别是他的父亲——老共产党员龚饮冰同志。龚育之同志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出生的日子和地点都是和毛主席相同。有一次我问他:我看到一本中国人名辞典:上一条龚饮冰,说是湖南长沙人,下一条龚育之,说是湖南湘潭人,是怎么回事? 他说:因为我出生在湘潭。我说:你过去不是告诉我是出生于上海,所以最初的名字叫龚振沪吗? 他回答:那个名字是我父亲起的,当时他在外地奔走,以为我出生于上海,所以给我起了那个名字。以后,我读有关的党史资料时才知道:一九二九年七月邓小平同志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陪同他去的就是龚饮冰同志。起义准备就绪后又派龚饮冰同志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十一月初,龚饮冰同志回到百色,传达中央同意发动武装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指示。龚育之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出生的。他告诉我:他父亲以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当过建业银行总经理,而在解放前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告诉他。但生活并成长在这样不平凡的家庭里,无疑对他会有深刻的影响。

老龚以后一直从事党的理论工作,参加过党的许多重要文献的起草,并发表大量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成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在从事理论工作中,他同样始终有着执着的追求。他对知识的渴求,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总是追求做到尽可能完美的程度。他酷爱图书,手不释卷,记忆力特别好,知识面之广有时叫人吃 惊。我们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有一次随便谈到康有为,谈到对联。我讲:吴佩孚在洛阳过五十大寿时,康有为送了他一副对联。上联是:如日方中,百岁勋名才一半;下联是洛阳虎视,八方风去会中州。他笑着说:第一句不对,是“牧野鹰扬”。他一说,我就知道自己错了。“如日方中”是朱东润教授送给另一个人五十生日的话,我记混了。而且它同“洛阳虎视”根本对不起来的。给我印象那么深的原因是:中国近代历史是我的专业,不是他的专业。刚才举的恰恰又是一件小事,他完全不需要记得,却记得那样清楚,那样准确!可见他读书面之广,而且总是用心地读的。平时,有一本好书或者好文章出来,他总是很快就读过了,有时还打电话向我推荐。正因为他知识面这样广,而且那样熟悉,在写文章以至起草文件时,不仅视野广阔,而且引用一些事实或典故总显得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娓娓道来, 引人入胜,没有那种八股气。

老龚的理论根底深厚,有着极强的概括能力,用语准确恰当。这在参加起草重要文件时是十分重要的。他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表述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受到许多同志的称赞。但他不只是从大处着眼,而且从不放过细小的地方,力求做到准确无误,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传(1949―1976 )》写出来后,我们把这部一百三十万字的稿件清样送给他看。他已在重病中,但没有多久就看完了,而且看得十分仔细。逄先知同志、冯惠同志和我到他家里去听他的意见。他不仅在清样上注明了,并且在本子上一条一条记下来,跟我们谈了两个半天,许多通常不被人注意的毛病,他都一一挑出来。我常有这样的感觉:重要一点的书或文章经他看过,就比较放心了。能够使人产生这样感觉的人是不多的。

老龚的学问和水平是大家公认的,但他总是平等待人,谦和诚恳。一位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的同志对我说:龚育之同志是可以同他平等讨论问题的,而没有那种总得由他作结论的感觉。老龚有时遇到一些为难的事情找我商量,也总是直抒胸臆,坦诚相告,从来没有拐弯抹角、含糊其词的时候。他是极端珍惜时间的,但在帮助年轻人时从来没有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老龚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而又顾全大局,严守纪律,这也是他相当突出的特点。他说过:“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他又说:“想的要比说的多,说的要比写的多”。我想,这也是他追求科学和追求革命的表现。

“研究无禁区”和要想得多,是他追求科学的表现,自己为革命而思考和探索真理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但说出来特别写出来,就会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宣传有纪律”,说和写要谨慎,是他党性的表现,也是他高度社会责任心的表现,至于对关系重大而自己还不成熟的想法不能轻率地、不分场合地去说或写,这也是科学的态度。

龚育之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那种不断追求的人生态度,他在不断追求中达到的高度和留下的业绩,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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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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