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山等:改革开放40年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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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   农业发展  

张晓山 (进入专栏)   韩俊   魏后凯 (进入专栏)   何秀荣   朱玲  

编者按:2018年11月9日上午,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第七场学术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会议邀请的两位主讲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研究员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俊, 两位评论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和中国农业大学何秀荣教授。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朱玲研究员主持。为了全程记录这次会议, 本刊特刊发论坛实况。

朱玲: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玲。欢迎大家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第七场学术会议。这一场的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现在介绍第一位演讲人, 他是张晓山。他主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40年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从‘大包干’到城乡融合发展”。张晓山成为农经学界的学者之前, 已经在农村插队十年, 他深知农民的疾苦, 后来到农发所担任所长, 他对于从“大包干”到城乡融合发展一定会有不同于旁人的体验, 有请!

一、主题演讲

张晓山: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各位嘉宾早上好!我发言的题目是“改革开放40年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从‘大包干’到城乡融合发展”。前几期参加过关于汇率、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以及财政的论坛。每一次都讲, 这个题目非常重要, 也非常复杂。到现在的“三农”问题, 我同样讲是非常重要, 也非常复杂。40年40分钟, 1分钟讲一年, 按照这个步骤来讲, 讲完之后再评论互动。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发端, 始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创新。源自小岗村的“大包干”, 最终成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主要形式。此后, 我们由乡镇企业的崛起, 农民工大潮,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到“三农”工作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回顾40年来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演进历史, 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政策发展轨迹。随着“十九大”提出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所蕴含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将进一步向农业农村调整, 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格局及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将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 城乡要素要呈现一个双向流动、有机结合的良性互动格局。

(一) “大包干”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革

第一, 改革是逼出来的。也就是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发源于农村?农村基层的制度创新来源于什么呢?老百姓饿怕了、穷怕了, 想吃饱肚子, 过好日子, 来自这样很朴素的想法。改革是老百姓豁出来的做法, 是被逼出来的。所以, 基层的制度创新来自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我们知道“大包干”起源于安徽凤阳小岗。凤阳是什么地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的地方, 但后来凤阳的人们出去要饭, 离乡背井。穷怕了、饿怕了, 想吃饱肚子, 改革是豁出来的, 是有风险的。就如有的领导讲的, “改的好是先锋, 改不好就成了先烈了”。当时的“大包干”, 18户农民摁手印, 是有风险的。

第二, “大包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几十年实施的计划经济发出的第一声炮响。承包经营有多种形式, 最后成功的, 被人民群众接受的形式是“大包干”, 这有它内在的经济规律。老百姓概括“大包干”是“交了国家的, 留了集体的, 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种制度的实质就是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农民成果的剩余索取权挂钩, 农民直接享有在必要扣除之后的全部剩余索取权。所以, 农民讲, “大包干, 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大包干”以它独特的优越性受到农民的拥护, 最终成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主要形式。

在当年讨论问题时, 有一种观点认为, 承包经营就是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 人民公社体制不变, 只要采用这种经营方式, 一样能获得成功, 不用非要搞家庭经营。实际上, 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绝不是单纯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 而是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革,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发出的第一声炮响。

第三, 农民群众的制度创新, 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才能开花结果。家庭承包经营实际上不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生事物。1956年, 当时在浙江就搞过包产到户, 但后来受到批判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 出现过“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 “包”就是包产到户, 但后来也受到批判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包产到户, 20多年“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但始终名不正、言不顺, 成不了气候, 这是长期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所造成的。

改革开放之后家庭承包经营之所以能从星星之火, 成为燎原之势, 得益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思想束缚, 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 “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 家庭承包经营这样发自于基层的制度创新, 才有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和壮大。

第四, 不断深化的改革实践催生出变通的政策举措。我们说“大包干”这种制度创新是要冒风险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下, 基层农民的创新, 如何突破旧体制的藩篱?中国采用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 当初是在没有一个总体蓝图的情况下起步, 以解决当时存在的紧迫问题为出发点, 以追求直接的效果为目标, 逐步推广开来的。“大包干”这个重大改革举措, 不像现在, 当初并没有顶层设计, 完全是基层的创新, 而这种创新也是在农村发展实践中, 经历过一个被政策文件先是否定, 后是政策逐步松动、放宽, 最后得到中央文件的认可和充分肯定的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规定, 不许分田单干, 不许包产到户, “两个不许”;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 不许分田单干,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 也不要“包产到户”。也就是说,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决定, 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对这些特殊情况, 当初我记得是吴象同志的文章说, 开了一条小小的门缝, 文件的口气明显和缓。1980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提出在一些边远山区和贫困的落后地区, 可以包产到户, 也可以包干到户, 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一是各种承包形式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二是要强调因地制宜, 不搞“一刀切”。这个文件从理论和政策上, 为各种形式的承包制正了名, 并提倡在实践中要贯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作作风。

在经过几年的农村经济发展实践检验后,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联产承包制, 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条轨迹大家一看, 是政策上变通、逐步调整这么一个做法, 顺应了人们的需求, 符合历史发展方向, 而且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 又不断地把阻力减到最小, 突破了原来意识形态的藩篱。所以, 这种逐步变通和演进的政策语言, 反映了农村政策决策者当时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2002年8月, 《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 写明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并明确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 从法律上对家庭承包经营予以正名和规范, 这已经是改革之后的20多年了。农村群众的基层创新经过实践检验后, 相关政策束缚逐渐放宽, 创新逐渐被决策层所认可, 并进一步促进了政策的调整, 而法律的规范, 往往是滞后的。这个轨迹实际上是基层创新—实践检验—政策调整—法律规范。

(二) 乡镇企业———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

第一, 农村企业的发展, 同样不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1958年“大跃进”时期, 当时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为我国农民指出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 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 还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 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当时发展乡村工业的目的很明确, 是为了实现当时全民所有制的最终目标。我记得当初学习农经的时候, 农经老师讲过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这是50多年前的事, 最终要过渡到高级的集体所有制, 实现公社所有制。但这种过渡只能是“队共社的产”, 不能是“社共队的产”。这个意思就是说通过大队的经济实力当时她说这是毛主席说过的, 我到现在还没查到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 所以不能正式引用。逐步增强, 能有更多的剩余分给小队, 然后小队分配中来自大队的份额逐步加大, 最终缩小消除各个小队之间的经济差距, 从生产队核算过渡到大队核算。同样, 公社的经济实力增加后, 缩小各个大队之间的经济差距, 最后过渡到公社核算, 然后集体所有制核算往上走之后, 最终过渡到全民所有制。1968年, 毛泽东同志在一份反映湖南一个公社农村企业发展的典型材料上批示说, “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完全是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考虑怎么发展社队工业。后来我们说的社队企业, 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说农村的企业不是新生事物, 但是乡镇企业独特形态的大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1984年, “中央四号文件”把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由农村改革引发的城乡经济体制变革, 对20世纪80年代初社队企业发展的意义在于, 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 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是农业经济的剩余增加, 为当时社队企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第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使农业劳动力的隐性剩余公开化。仅限于农业内部的结构分化, 不足以解决劳动力剩余问题, 需要有农业之外的就业门路。但是改革初期,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继续从制度上抑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1980年, 中央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 提出必须逐步做到允许城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流动, 要解决就业问题, 解决当时知识青年回城问题, 等等。但是城镇的劳动力是在一定范围内流动, 农村劳动力还是束缚在土地上, 当时的社队企业是“三就地”原则, 叫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 发展乡镇企业, “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 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产业转化就成为必然选择。

从这个历史过程可以看到, 如果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这种创造实际上是在城乡分割二元结构的既定框架内的一种无奈选择, 乡镇企业是在原有体制之外生长出来的新部门, 瞄准的是市场需求, 经营灵活, 我们当时实行双轨制, 生产资料获得、产品销售都是靠市场, 它机制非常灵活, 又得到地方政府和社区领导的支持保护, 取得快速发展。到最后我们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占据了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

从乡镇企业的发展, 可以看到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重要的一点是在原有体制和部门外, 生长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部门。比如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 这些部门产生的可观的经济增量, 降低了传统部门的经济份额, 摊薄了改革的成本, 使改革有了经济支撑, 这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

第三, 乡镇企业在改革深化中面临挑战, 就是产权制度改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化, 国企改革不断深化, 乡镇企业作为资源配置通道的特殊作用正在消失, 它的社区性、封闭性以及乡村集体企业的行政依附性和产权不清晰的缺陷日益突出, 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就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 乡镇企业搞股份合作制, 当时很热闹, 争论很多。股份合作制到底有没有生命力?有人说这是马和驴杂交后生的骡子, 这个骡子虽然劲儿大, 但是繁殖不了后代, 所以这东西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最终是维持不下去的。当时的争论现在已经是历史, 但回头看看还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背景下, 以“苏南模式”模式为特征的乡村集体企业开展了以“卖”为主的产权改革, 当时产权改革, 说“靓女先嫁, 好苹果先吃, 不要等好苹果烂了再吃”, 各种观点都有。

乡村集体企业产权改革, 20世纪90年代后期,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引起不少争论。但有两点可以确定:改革明晰了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 使这些企业向现代企业过渡;而且改革的实质是解决了经理 (企业家) 的积极性。这一块儿我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论述过, 一个是让企业中最重要、最难监督的成员拥有所有权, 另一个是企业家具有人力资本, 这个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本不一样, 是没法儿从企业家分离出去的, 所以企业家和人力资本天然地结合在一起。但光有人力资本是不行的, 他随时可以走, 所以要把人力资本资本化, 这样企业家就能够有积极性了, 这点是当时改革强调的理论。

我们认可第一点的同时, 另一个问题就是产权改革的起点是否公平?因为《物权法》也讲过, 农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 但问题是集体成员对于乡村集体企业资产的所有权, 在产权改革中是否得到了体现。在产权改革进程中, 一些企业在改制过程中, 以集体企业领导人为一方, 面对的不是全乡镇或村的社区成员, 而是乡村干部, 是双方的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 其结果取决于双方的实力、谈判地位。在谈判过程中, 名义上的所有者———农民集体成员, 往往是被排斥在这个进程之外的。最终的“战利品”也是在博弈的双方之间分割的。

另外, 改制之后, 起码能收回点资金, 收回点资产, 还有运营收益, 但这些资金资产应该是集体成员所有的, 应该为集体成员所利用, 但是在一些地方成为小城镇建设、补贴行政费用开支、解决教育经费困难等的主要资金来源。改制之后, 在一些发达地区, 以农村社区公司主义为标志的村发展模式中, 有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社区组织, 没有通过产权改革实行资产量化, 社区领导人没有由此获得更多的剩余索取权, 但他们实际掌握着剩余控制权, 并通过第二代接班的形式把这种控制权保持在自己家族手中。

我记得到江阴一个村企集团调研, 当时经理跟我介绍情况, 我感到小伙子挺能干的, 问他是哪儿人, 他说我是外来的, 我说这个村不错, 能够把外来的都作为经理重用。后来旁人告诉我, 他现在是这个村书记的女婿了。这本身是一种机制体制, 一旦这种链条断裂, 就要通过产权方式争夺战利品。我们讲的集体企业集团, 或者村企合一, 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家族企业。在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所支付成本的基本前提下, 关键问题是制度变迁的改革红利究竟由谁获取。制度变迁的成本能否由利益相关者公平分摊, 红利能否由利益相关者合理分享?乡村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可以作为新时期乡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尤其是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借鉴。

(三) 农民工———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角

改革开放以来, 数以亿计的农民由从事农业转为从事非农产业, 由在农村生活转到城镇居住。农民工大潮促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 并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第一, 发展历程。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 进厂又进城”。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讲过, 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基层落户, 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 掀开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的序幕。1982年离开本乡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只有200万人, 1989年就达到3000万人。第三次浪潮是举家迁移, 长期在城市居住。讲这三次浪潮, 不可能截然分开、割裂,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乡镇企业的发展, 和农民工大潮也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 大潮的历史意义。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 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为什么我说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到21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的大城市, 比如北京、上海, 还出台一些规定, 限制农民工在哪些行业就业, 包括以后发生的low level population问题, 等等, 实际上择业自由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但是向沿海地区大城市流动的劳动力, 实际上是农村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最富于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 迁移过程中不但增加了收入,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是个大学校, 农民工的外出就业就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残酷的, 充满了泪水、汗水、血和污浊, 但是广大农民工开阔眼界、学会技能、学到知识, 成为创新性的人才。很多农民企业家, 包括我们现在提倡的回乡创业的能人, 之所以能开创一片基业, 都是依靠外出打工积累了经验、技能和资本。

第三, 农民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长期以来, 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由来时, 我们谈到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 各地政府的竞争, 基础设施的改善, 技术创新, 通过制度创新逐步完善市场机制等因素。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 一个是廉价的土地, 一个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来自农村, 把农民的土地通过征收征用的方式, 给予农民一次性的补偿, 然后作为商业开发、作为工业园区等。劳动力是农民工, 在劳动力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的时候, 相对充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 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 决定着劳动力的价格, 但这个价格要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需求和社会道德的底线。长期以来, 我们的劳动力低廉的竞争优势,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挤压了农民工合理的劳动待遇、像样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形成的。这就是所说的初次分配的扭曲, 只有在初次分配大体不产生系统性扭曲的情况下, 利用再分配手段, 改变实际运行中产生的偏差, 才可能是最有效的。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条件下, 农民进城打工, 绝大部分是边缘性的流动人口, 低工资使得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支付在城市的定居成本, 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实现不了农民工和家属向城市的迁移和定居, 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和消费方式, 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即使按照现实的统计口径, 他们已经被算为城市人口。过去讲土地的城镇化不是人的城镇化, 就是把地拿去了, 但人不要, 人是作为劳动力, 用完之后, 最后你还要回到农村。你出了问题, 最后回农村吃救济、吃低保。这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和部分第二代农民工, 在年龄大了之后, 因为没有被城市的社会保障吸纳, 没法儿在城市定居, 只能再返乡居住、生活、劳作, 这部分人回去之后, 成为农村小规模经营农户的主体, 就形成了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并存的格局, 这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约束性条件。

第四, 农民工融入城镇化进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国内外工商资本、金融资本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相结合的进程, 是否还将延续下去?低成本扩张的工业和经济发展道路, 是否已经走到头了?21世纪初期, 民工荒、农民荒, 引发了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农村劳动力是无限供给还是有限剩余、中国是否到了刘易斯拐点的争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劳动力的供给现在从无限到有限导致了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新格局, 使得农民工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具有了一定的谈判地位, 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 企业从更新换代、产业结构调整角度考虑, 也要注重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 提高工人待遇, 加强工人技能。这就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 也为农民工和家属的城市定居, 加速城市化进程创造了条件。上亿外出农民工及其家属能否融入城市化进程, 也将影响农业农村未来的发展。

(四) 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融合发展

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 破除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种种制度枷锁, 全面小康才能真正实现。

第一, 政策演进。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略过去这个演进过程。“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 到2017年发布了第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报告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先顺序, 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这些政策举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 深化宏观体制机制改革, 促进农村发展。农村改革的深层次的矛盾, 不在农业农村本身, 而在整个宏观经济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农村改革是否能够深化与取得成功和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否深化, 能否破除既得利益的藩篱密切相关。要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协调好条条和块块的关系, 协调好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的上级层次和基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的局面, 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 同时使政府资金的投放更为制度化和规范化。

第三, 在未来的十几年间, 农村土地资本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 在很大程度上将左右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土地制度变革在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大战略中, 处于关键性的位置。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 就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 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进程, 农业转移人口加速市民化的过程, 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我记得温家宝同志2012年1月在一篇文章中讲到, “我们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 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 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谈到拓宽资金筹措渠道、调整完善土地出让使用范围时提出, 要把增减挂钩的结余指标建立跨省域调节机制, 将所得收益通过支出预算, 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土地政策的重大调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008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讲, 不得跨省区市进行占补平衡。国土资源部发的176号文件讲, 严禁跨省区市补充耕地。但是, 现在为什么提出跨省域的调节机制, 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由于中央与地方财力的划分, 造成了地方是“吃饭靠财政, 花钱靠卖地”这样的现实。“卖”什么地呢?“卖”的是农民的地, 农民集体所有的地。通过增减挂钩、占补平衡, 得到非农建设用地指标之后, 获取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 这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是地方政府基金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三农”问题重要、复杂,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财税问题, 这是国家的预算收支问题。

到现在为止, 今年也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继续增长, 1~3月增长了41%。2017年全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2057.01亿, 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57%。中央以往的精神是指标不能够跨省域流动, 就是遏制地方政府卖地的冲动。之所以严格限制, 是因为地方政府得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主要用于城市和园区建设, 返回给农业和农村的份额很少。2018年2月5日,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央农办负责同志指出, 长期以来, 土地出让收益, 可以说是“取之于乡, 用之于城”, 直接用在农村建设的比重是比较低的。当时讲这话的中央农办负责同志就是韩俊同志, 他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得到了数据的验证, 也就是说实际上整个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用于城市建设一般支出几千亿元, 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就几百亿元。这次允许跨省域调节, 但是要把所得的收益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土地政策的重大调整, 实际上隐含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 让土地的增值收益, 真正回归到农村, 回归到农民, 促进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

第四, 通过农村改革相关文件的颁布来释放改革红利, 缓解法律滞后给改革实践造成的制度瓶颈。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 法律的规范往往滞后于改革的实践。在改革之初, 百废待兴, 改革常常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发布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基本确立, 但是中国仍然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 社会形态仍然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 一些确立的法律条款, 跟不上改革的步伐, 而法律的修订完善不可能与时俱进。因为, 我们说改革要与时俱进, 但法律的改革和完善要有个过程, 首先要列入日程, 一审二审, 等等。这样的话, 它本身就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这就造成了改革实践和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

比如《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 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条法律至今是有效的, 这就使得农民无法有效利用自己作为集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土地资源。这怎么办呢?通过农村改革相关文件的颁布, 来释放改革红利, 缓解法律滞后给改革实践造成的制度瓶颈。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探索集体经济组织以出租、合作的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宅基地, 采取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当法律的修订还没有跟上改革的步伐时, 中央通过重要文件的发布, 对地方的探索从政策上提供了依据, 释放出改革的红利。

第五, 要明确政府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中的责任。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基本规律的作用, 要素总是向生产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 为什么说现在鼓励回乡下乡创业, 但很多企业到农村后, 往往短期内都是亏本的。为什么?因为农业本身没有那么高的回报率。这就要采取综合措施, 提高农业农村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 促进要素向这些地区和产业流动, 尽快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如果说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时候要更注重公平和正义, 政府要承担起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等主体责任。通过财税政策的调整, 在较短的时间内, 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 人均享有最基本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 政府在这方面有责任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在前些年, 财政部部长讲, 要把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农村。讲完了之后有人说你有这个实力吗?后来就改为把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渐地照耀到农村。有人说这也不合适, 逐渐照耀必然有先照谁、后照谁。后来又改了, 叫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到农村。但现在我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 在我们的财政收入已经和十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产品的均等化, 尽量缩小城乡、工农在社会福利上的差距。

(五) 结语

第一, 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 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 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 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 调动农民积极性, 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 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 都必须遵行这个基本准则。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 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这就是我们在农村改革问题上, 要坚持的初心, 不忘初心就是在实践中必须遵循这个基本原则。这4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 什么时候我们较好地遵循这个准则, 农村经济社会就发展得比较好;什么时候在实践中我们背离这个准则,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出现问题。

第二,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基层的制度创新。我记得在2012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外记者的时候讲了一段很深情的话, 最后说的一句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当时听了这话是很激动的。基层群众的制度创新, 就来源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要通过创新, 满足其最迫切、最根本的需求。当初凤阳小岗的这种创新, 冒着各种风险就是想吃饱饭过好日子, 一种朴素的想法, 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现在提的乡村振兴战略, 是中央根据农村形势的发展和农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做出的顶层设计, 之后才是各地农村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相关政策和具体项目的贯彻落实。顶层设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自上而下贯彻的特点, 所以在农村执行和落实政策的实践中, 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根本原则, 把政策导向、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把顶层设计和尊重基层创新相结合。实际上, 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就要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但是老百姓要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是地方各级政府准备给的东西。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和地方政府官员的需求, 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重合的, 优先序是有差别的。地方政府有时候希望能够做有亮点、见效快的事情, 但老百姓的需求, 可能短时间并不一定见成效, 但是能解决老百姓的根本性问题。

老百姓的需求推动了基层的创新。我们讲顶层设计, 必须要和遵从基层创新相结合。基层创新过去讲“摸着石头过河”, 但搞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是一批人, 搞顶层设计的人自己不“摸着石头过河”。小平同志说, “大包干”的发明权是属于农民的。为什么呢?他不是农民, 只有农民才有深切的感受。要把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 把顶层设计和尊重基层创新相结合, 切忌一刀切、运动式的推行政策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坚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有深厚的底蕴和无穷无尽的动力。中国农村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谢谢大家!

朱玲:感谢晓山随机应变, 看着表说话。他刚才已经提前向大家介绍了中央农办的领导同志, 就是韩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研究员, 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现在请他上来给大家讲一讲“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政策设想与研究, 有请韩俊。

韩俊:略。

二、嘉宾点评

朱玲:下面上来的是魏后凯, 他是现任的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特长是地区发展研究, 今天谈的是城乡关系、工农关系, 我看您是最合适的发言人, 有请!

魏后凯:感谢朱玲老师。刚才张晓山老师跟韩俊部长, 两人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两个精彩的报告。张晓山老师从历史变迁的视角, 对中国农村改革40年的历史脉络进行了一个清晰、科学的梳理。从这个梳理来看, 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 他在农村改革40年的梳理中, 抓住了若干关键性的改革事件, 从“大包干”到乡镇企业、农民工市民化, 再到最近的城乡融合发展, 这几个大的改革事件, 对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对从“大包干”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其次, 通过张晓山老师对中国农村改革40年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的改革起源于农村, 而农村的改革是渐进式的, 是从单领域到全方位、从点到面、从试点到推广这样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这种渐进式的改革符合中国的国情, 也使中国40年来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张晓山老师在报告中有一点, 他强调顶层设计与尊重基层创新要结合起来, 这一点既是对我们过去40年农村改革的总结, 也是今后需要坚持的改革方向。

再次, 改革创新是引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大包干”到乡村企业, 到后来的全面深化改革, 我们进行了40年的改革。由于这个改革, 40年来中国的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 我国的粮食产量,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 只有3.05亿吨, 2017年是6.18亿吨, 增长了1.03倍,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再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78年为134元, 2017年达到了13432元, 增长了99倍多, 可见农民收入发生了巨大变化, 增长是很快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 中国的农业农村由于40年的改革开放, 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我们的研究, 中国的农业农村对世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我们用了不到8%的耕地, 解决了世界近20%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为保障全球的粮食安全, 为促进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点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第二, 就是中国的减贫。改革开放近40年来, 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共减少了7.4亿。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对世界减贫的贡献在70%以上, 按照2010年的最新标准, 我国农村贫困的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的3.1%。

第三, 就是中国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中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的快速转移, 也对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8-2017年, 我国实现了6.41亿人的城镇化, 平均每年新增加的城镇人口是1644万人, 平均每年城镇化率提高1.04个百分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在将近40年的时间, 每年平均要实现一两千万的农业人口的转移, 这种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也测算了一下, 1995-2010年, 假如按照联合国的数据, 中国新增加的城镇人口占世界新增城镇人口的比重是28.5%;按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我国新增加的城镇人口占世界的31.7%。我国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 改革开放初期曾在70%以上, 1978年是70.5%, 2017年下降到27.0%。农业就业的比重虽然下降幅度很大, 但目前还是比较高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改革创新确实是引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一动力。现在中央已经提出, 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依然是要依靠改革创新, 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说,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新阶段。刚才张晓山老师、韩俊部长都讲到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 当前的重点主要包括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如何同等入市;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 核心就是怎么放活土地经营权;还有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跟使用权, 怎么才能有效实现“三权分置”, 怎么放活宅基地和房屋的使用权。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 充分赋予承包地跟宅基地的各种权能。

韩俊部长的发言主题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这个命题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研究的课题。我很同意韩俊部长的几个观点:第一点, 现在中国的城乡要素流动已经由过去的单向流动转向双向流动。我们一定要通过深化改革, 引导城市资本下乡, 城市资本我以为不单是资金, 它应该是资金、人才、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的综合体。第二点, 韩俊部长提到了城乡融合发展要聚焦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也就是破解资金短缺的问题, 我以为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政府如何加大投入;二是如何建立一个低成本、可持续和广覆盖的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三是如何大规模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四是要通过改革把农村大量的资源变为资产, 把资产变为资本, 把资本变为财富。也就是说, 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通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通道, 来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 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构成中财产净收入的比重, 来缩小城乡居民财产净收入的差距。现在我国城乡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的差距仍在10倍以上, 这个差距太大, 下一步我们一定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通这个渠道。第三点, 乡村振兴要与新型城镇化联动。我们实行乡村振兴战略, 不是不要新型城镇化了, 而是要坚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实行二者联动。由于时间限制我就点评到这儿, 谢谢大家!

朱玲:感谢魏后凯!现在介绍的是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何秀荣教授, 他擅长农业经济学里面的微观研究, 特别是近年来, 在土地流转和土地经营规模化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研究成果, 获得了2018年农村发展研究奖。结合刚才三位谈的不同问题, 加上他自己的优势, 带给大家不同的知识和信息, 有请何秀荣!

何秀荣: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受邀请给两位资深的报告人做点评, 但对他们的报告做点评, 多少还是有点诚惶诚恐的。这两位报告人既是这40年我国农村改革的见证者, 同时也是参与者。从报告中大家可以感觉到, 他们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还有独到的思考和见解。从格局和视野来看, 报告非常精彩。这两个报告组织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否商量好的, 还是会议主办者给他们分工的。第一位报告人张晓山研究员, 他是从远方开始讲到今天, 然后指出未来的方向, 要去城乡融合发展。第二位报告人韩俊副部长的报告起点是在张晓山研究员未展开的城乡融合发展基础上, 从现在讲到未来, 两个报告的分工和衔接非常好。

现在先点评第一位报告人的报告。张晓山研究员的报告从历史大跨度的角度梳理、回顾了40年的农村改革。也许中国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我们40年改革走过的路, 是西方发达国家花了100多年甚至200年以上的时间走完的, 但我们用了40年的时间;张晓山研究员报告的精彩之处是居然把40年的改革之路又缩短到了40分钟, 那里面的内容必然是非常精粹的。

从我的体会说, 张晓山研究员的报告有两点是非常的清晰:第一点, 在他回顾和梳理过程中, 首先从“大包干”开始, “大包干”这件事就是发挥农民的个体的积极性, 从粮食生产开始, 吃饱肚子是第一需要;一旦解决温饱问题, 农民把生产的重点转向钱的问题, 生产经济作物, 但至此的生产, 依然还是局限在农业生产领域。张晓山研究员的报告进入到非农产业发展, 但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 非农产业是不可能迈得很远的, 所以, 向非农产业的发展仍然是在农村的范围内, 这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 也被誉为中国农民的第二个伟大创举。当体制约束渐渐放开后, 1985年城市改革, 一直到1993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 我国的农村改革不仅引发了城市改革, 而且迅速地使农民开始进入城市领域, 也就是说城乡地域上的界限开始突破了, 原有的体制框架被突破了。从此以后, 农民工就成为我国最大的亮点之一, 农民进入了整个的非农生产领域, 一直连续到今天。今天农民的增收部分已经主要来自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到这个时候, 我们下一步怎么走?下一步,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报告的主题, 我们一定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 这就是我从晓山研究员报告里得到的一条比较清晰的改革线路。

第二点是关于改革的路径和方式。我国农村改革实际上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基层已经在实践了, 后来才得到了上面的允许, 形成了中央层面的政策, 逐渐地上下两个层面融合在一起, 这就使得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成就非常巨大。这里很重要的是, 我们注重了改革的有效性, 因为完全满足了农民的迫切需求, 所以这个改革能够成功。今天, 我们的经济全方位发展, 我们未来的改革呢?未来的改革跟过去相比, 可能我们现在更多地注重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往往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居多, 这个很重要。因为, 毕竟历史不一样了, 条件不一样了, 原来很多东西农民依靠自己就可以做到, 今天可能更需要财政支持, 更需要政府帮助, 那么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了。我们常常说“高手在民间”, 我们有很多的创造确实是在民间,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特别讲究顶层设计的时代, 千万不要忘记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探索, 只有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探索有效地结合起来, 我们未来的改革可能走得会顺一点, 成功的几率会大一点, 弯路走的少一点。

说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 确实伟大。刚说了西方国家用了100多年甚至200年的时间走完的路, 我们用了40年时间, 这里面的困难是非常巨大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一定工业化和城镇化基础上起步的, 我们的基础非常薄弱。另外, 中国有如此巨量人口, 西方国家是没有遇到的, 像日本也不过就是上亿人口而已。而且中国地域广袤, 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 取得这样的改革发展成就确实是难上加难。大家可以想象, 将社会经济发展平铺在200年的时间线上, 它可能会演进得比较平稳, 但要把它压缩成40年的空间, 那这条线的波浪形起伏一定很剧烈, 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成绩很容易看到, 因为非常显著, 但改革的难度也一定会加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剧烈, 因为给它的演变或解决时间太少了, 大概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成就为什么世界瞩目的重要原因。这种改革发展不仅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很大的福利, 造就了今日中国, 其实我们也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福利, 造福了世界。要养活这么多的人是非常难的, 正因为我们发展了, 所以我们完成了很多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我们今天一定会向全世界买粮, 那会是怎样的结果?也就是说, 中国改革的成就和造福, 实际上也是对世界的造福。

中国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对世界的另一个贡献。正因为中国在这样的起步条件下能够成功, 那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呢?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 有那么大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 能够完成艰辛的改革, 那对人口较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应该说, 他们的改革难度不会像中国那么大吧?那中国的经验就构成了世界农村发展甚至国家发展的经验宝库里的重要内容, 我想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下面我想点评一下韩俊副部长的报告。韩部长指出了尽管我们的二元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总体上依然存在。这个判断, 我是十分认同的。为什么说结构, 而不是说差异, 因为差异意味着距离, 差异是永远存在的, 因为任何社会不可能无差异。只要社会差异、经济差异没有明显地超出人们的心理底线, 社会就是接受的。当我们说二元结构时, 实际上是这种差异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底线, 必须从体制机制上动手术才能改变。目前这个旧的二元结构虽然比以往有所改善, 但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在发展过程中, 又在形成一些新的二元结构,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 城市治理跟乡村治理还比较靠近些, 今天大家看乡村治理跟城市治理还一样吗?这差距远远大于改革之前。又如人口结构, 以前城乡的人口结构差异比较接近, 现在无论从年龄结构还是劳动力结构来看, 差异远远大于以前。所以, 我们必须注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二元结构问题。

我们主观上一直在努力缓解二元结构问题, 难的是我们如何真正有效地缓解它。有的时候, 一些名词是很好听的, 但结果并不如意。比如说城乡统筹, 这个词非常好听, 我们也对农村投入了很多财政支持, 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乡村, 说明政府很努力地在缓解二元结构。但大家看到的更多的现实性结果是, 乡村的优质资源被统筹到城市里了。我们敢说在改革发展过程中, 每一个城市都在发展, 甚至是日新月异地发展。农村发展也是如此吗?不少村落荒芜了, 成了空心村。原因也许就在谁统筹谁、统筹什么这些问题上了。所以, 今天说要城乡融合发展, 要把它当作一体, 其中产业融合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事。韩部长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他提到的“五个化”, 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的情况, 非常接现实地气, 也是我们未来目标的检验点;否则, 中国乡村振兴这件事就达不到。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就要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和军事等诸方面全部跟上, 所以, 必须做好做强农业这块现代化强国的板块。

韩部长也说到我们的城镇化。这点很重要, 因为这与乡村振兴是一件事的两个面, 是关联的。国际的经验是城镇化率达到70%后才会相对稳定, 缓慢增长, 那意味着至少还有30%的人口要住在乡村地区, 30%的人口意味着我国4.5亿上下的人口, 意味着乡村地区大概是2.5亿上下的劳动力。我们的农业劳动力是不需要1亿的, 那1.5亿人以上的劳动力上哪里去就业?他们必须在乡村地区来进行非农产业就业。如果我们做不到城乡融合、做不到乡村地区的产业兴旺, 这件事的问题就大了。

今天国内外都提醒我们,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甚至大家可能已经看到, 已经有文章说中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我相信, 通过深化改革, 有效创新, 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来达到乡村振兴, 创造出一个强盛中国, 我们一定会突破这个陷阱。谢谢各位!

三、现场提问

朱玲:何秀荣教授确实是教授, 讲课有经验, 井井有条, 遵守时间。我们现在还有20分钟问答时间, 我希望提问的人能够开门见山。

提问:刚才听了何秀荣老师讲的, 我非常有感触, 现在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 农民的文化素质还有工人的文化素质还比较低, 社会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国家教育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今后因为国家转型主要靠教育, 对农民有没有进行系统性的教育培训?

何秀荣:这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农民培训教育的问题。如果从培训教育的供给面来看, 现在国家确实提供了很多培训教育, 比较糟糕的问题是我们提供给农民的培训教育的质量, 非常多的培训内容和形式与被培训者的需求脱节明显, 农民不喜欢, 有时甚至出现有供给、缺需求的尴尬现象, 出现补贴买需求的现象。其实, 农民并不是不喜欢培训。大家可以看到, 农民自己掏钱去接受美容美发美甲、保姆月嫂之类的培训, 农民需要的是实用的、有助于就业或生产的培训教育。而现在有不少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确实不实用, 说得难听点, 好像只是养活了培训机构本身。所以, 如何提高农民培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的有用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或说注重实际有效的培训质量是很关键的。

提问:农业农村发展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投资?谁来负责落地?

魏后凯:这个问题是关于工商资本下乡方面的。过去我们对工商资本下乡存在一定的误解, 认为工商资本下乡会带来“非粮化”“非农化”。实际上, 根据我们的调查, 虽然流转的土地在某些地区出现了“非粮化”, 但主要原因是种粮的收益远远低于土地的流转资金, “非农化”是一种个别的现象, 它主要是监管不严造成的。至于资本下乡落地谁来负责?我觉得乡政府跟村民委员会两级都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组织方式上, 通过合作社和公司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会更好一点。

提问:晓山老师好, 您现在认为股份合作制的生命力还有吗?农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依然走股份合作制的道路, 与我们集体所有制的方向符不符合?

张晓山:股份合作制的生命力还有吗?与集体所有制的方向是否符合?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过去的股份合作制和现在的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有差别的。股份合作制本身, 我个人认为是一种过渡阶段, 包括现在实际上在农村的“三变”, 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等, 这个实际上现在还是股份合作制。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下, 很多老百姓觉得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比较容易接受的。这里边涉及一些理论问题, 是集体所有还是私有, 这些在这儿不讨论, 我认为这种形式本身是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股份合作制今后的发展, 我觉得它应该向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整个过程中, 不断地有发展有规范, 也不断地出现这种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易于操作的形式。我觉得目前阶段, 股份合作制还有生命力, 而且它最终可能要走上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提问:我想请教一下魏后凯研究员, 听您说到在农村推进普惠金融, 但我没有听到具体的措施, 您能再具体讲一下吗?

魏后凯:确实, 乡村振兴面临的三个难题之一就是资金短缺问题。现在农村的常住人口还有42%左右, 但是农户投资加上农林牧渔业的投资不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 农村的资金相当短缺, 而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实上很落后, 无论是乡村产业发展, 还是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 都需要大量的资金。由于农业农村投资的周期较长、回报率较低, 所以我们需要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一个多层次、广覆盖、低成本和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服务。近年来, 中央已经制定了方方面面的政策措施, 下一步重点是细化落实, 全国人大也在考虑制定《农村金融法》。

提问:想请教一下何老师, 在发展中一些大型的央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在未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何秀荣:这个问题是关于粮食产业中的大企业。从国际竞争来看, 粮食产业中我们国有大企业或民营大企业是相当重要的, 没有大块头, 如何与国外的巨人相争?但中国很大, 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些大的企业就能够把中国带动起来。现实情况也不可能只依靠一些大企业, 还需要中小企业, 尤其在国内市场上。但大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 担负着更高的责任, 尤其是国家利益, 因此, 对整个国家来说, 我们需要一批这样的现代化大企业。

四、会议总结

朱玲:今天的会议, 我相信大家跟我的感觉一样。张晓山并不仅仅谈了40年, 而是从1949年之后, 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史谈起。正如何秀荣教授刚才总结的, 他是从过去讲到现在而且提到未来。韩俊研究员现在在中央的重要决策机构参与研究, 给予了我们更广阔的视野, 告诉咱们从今天起, 乡村振兴意味着什么,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它涉及钱从哪里来?谈到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会想到, 以前有多种多样的项目工程, 都是盖些房, 但现在提出来, 要尊重农民的基本权利, 要提供给农民城市的公共服务, 这样就是权利的均等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这种信息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包括魏后凯研究员提到, 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对世界的农业农村发展的意义, 进一步地扩大了咱们的眼界, 我从中学到了很多。

转自:经济学动态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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