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彪: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郭沫若诞辰115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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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彪  

  

  郭沫若对自己的创作有过若干次痛切的自我否定。这些否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政治标准"的自我否定,不合党的要求嘛;一类是基于"艺术标准"的自我否定,不合艺术的要求啊。可以说,他的公开的政治层面上的自我否定是对革命事业的自觉,因为他是一个"战士",而他的私下的艺术层面上的自我否定是艺术良知的复苏,因为他是一个"作家"。

  他曾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两次政治层面上的自我否定,那属于"政治标准"的自我否定,尤其是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郭沫若竟说出这样的话:"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1此言一出、举世哗然,这已为众悉知。

  其实类似的"焚书"说,他在三十多年前就曾说过,1933年8月26日,郭沫若在为乐华图书公司出的《沫若自选集》写的序言中便说,"认真严格地说时,凡是我转换了方向以前的作品,确实地没有一篇是可以适意的。"2只是当年他没有建国后的地位和身份,人微言轻,当然也不能产生地震般的效果了。

  这都是政治标准上的自我否定,然而,"艺术标准"的自我否定又常为我们所忽视。前一种否定体现了他政治上的盲目,后一种否定正反映了他艺术上的良知。我们且看他艺术上的自我否定,并从中看出他那战斗的、宣传的艺术观所带来的彷徨、矛盾、以及内心的真实想法。

  

  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

  

  以艺术的标准来看,他对他那些应时应景的大字报和宣传单式的创作颇为懊悔。郭沫若曾和一个叫陈明远3的"小朋友"成为心灵上的至交,他说他们"一南一北,一老一少,相差半世纪,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4他们常常谈诗论文,互通心曲,郭沫若的真实的火花也便偶尔会在虚假的天幕上得到一瞬的呈现。

  1956年5月30日,郭沫若在信中说,"确实如你所指摘的:《新华颂》里没有多少'诗意'。我自己还要加上一句:甚至没有一首可以称得上是'新诗'!所有的只是掉了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调,于有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你担心你的意见'提得太尖锐、怕老师接受不了'吗?但我自己要说得比你更加尖锐,我要说,近二十多年来我所发表的许多所谓的'诗',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文艺作品!这都是我的真心话。"5他已以艺术的标准全面否定了自己的文艺创作了,这是他的自知之明,这也可以算是他的另一种"焚书"论。

  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6造成他的创作出现质量大滑坡的原因正在于他所发誓要努力的方向--"学习主席毛",这真是南辕北辙,老郭本来就走入艺术的歧路了,这并不可悲,值得可悲的是反认歧路是正途,以至于他一错再错,离艺术的宫殿也便越来越遥远了。

  他只知道他走错了,如何纠错,他却不知道,或者说,他知道而不敢走。1956年9月11日,他在致一清华大学生的信中这样说,"几年来我简直把笔砚抛荒了,几乎什么也没有写。别人依然把我当成为'作家',又是'学者',其实我这个两栖动物实在是有点惭愧了。文艺作品既写不出来,学术研究也毫无表现。"7五十年代,他在致"祖平"的信中说,"足下对我,评价过高。我自内省,实毫无成就。拿文学来说,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拿研究来说,根柢也不踏实。特别在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对着突飞猛进的时代,不免瞠然自失。"8

  面对时代的"急转弯",就是连他这个"党喇叭"、"文化班头"脱了鞋子跑都赶不上时代的脚步,其他知识分子之"瞠然"更是可想而知了。"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在时代的道路上郭沫若是既按喇叭,又踩刹车,难怪乎研究与创作都无所建树,但相对研究来说,创作的情况更糟糕,"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东西比起文艺上的写作来似乎要好得一点。"9在他看来,创作实在是一塌糊涂了。

  早在1950年10月27日,他在《郭沫若选集》所写的自序中便这样说,"自己来选自己的作品,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每篇东西在写出或发表的当时,都好象是很得意之作,但时过境迁,在今天看起来,可以说没有一篇是能够使自己满意的。"101955年9月12日,他对陈明远说,"多年以来,我自己不仅没有写出什么象样的诗歌作品,而且几乎把文艺都抛荒了。"11他和"祥林嫂"一样,一遍遍地诉说着"诗人之死"。

  曾有人称我为"社会主义的哥德"、更希望我"写出二十世纪中国的浮士德"来。这若不是开玩笑,就是一种嘲讽罢。没有多大意思......(1958年8月28日)12

  近年来我常感到自己确是走入老境,心里也在发急。我想写诗的时候,每每苦于力不从心。我在尽力向您们青年学,向人民群众学,但是恐怕不能学得到家了。我现在写诗怎么也不能写得象您那样流利而又自然。(1958年11月17日)13

  您对于《百花齐放》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一○一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象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很少了!......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1959年11月8日)14

  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回顾我的过去,我对于自己发表过的"诗"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任它们作为历史的陈迹,自生自灭吧。(1963年5月5日)15

  我喜欢诗。但我自己所做的诗,很少有能使我自己喜欢的。......我当然自惭形秽,但心头总是憧憬着那诗的真善美的境界。我有时很不服老,但现在只得承认:我老了,恐怕再也写不好诗了。(1964年10月)16

  我们不妨看看他写的几首诗,看看情况是不是如他诉说的那么糟糕:

  1959年9月13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歌颂全运会》一诗,诗曰:

  无论是空中,在水中,在陆上,

  也无论是举重、球赛、投弹、投枪、

  游泳、赛跑、跳高、跳远、滑翔......,

  各个项目都要出现冠军,

  都希望打破国家纪录、世界纪录、成绩辉煌。17

  他又曾在日本青年剧作家堀田清美的剧本《岛》上题诗一首,诗曰:

  彻底禁止原子武器、核武器,

  不准制造,使用,试验,储备!

  原子能应归诸和平使用,

  必须全面、迅速、普及、彻底!18

  他在歌颂大炼钢铁时写有《钢,铁定的一○七○万吨!》一诗,诗曰

  钢,铁定的一○七○万吨!

  今天知道了你已提前完成,

  把去年的产量整整翻了一番,

  六亿五千万人民都衷心庆幸,

  党要多少你就产生多少,

  钢元帅真有高度的纪律性;

  你勇猛地服从着党的指挥,

  你一马当先地跑上了高岭。19

  呜呼!诗原来竟还可以这么写!套用他1966年他的"焚书"说,今天我们大约可以这样评价他的创作:

  拿今天的标准来讲,他以前所写的一些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紧跟了毛主席。时时不忘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自觉。

  他的诗不成诗的原因在于虚假,在于牵强,一虚假一牵强便内容干瘪、面目可憎、味同嚼蜡、了无人气。

  久病成医,郭沫若深知自己病症所在,虽说他深知病症之所在,但他却不愿对症下药。郭沫若是矛盾的,分裂的,他内心渴望赤子之心般的真诚无欺,但又不得不戴上艺术的假面具在文艺界执撑帅旗。

  

  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

  

  去伪饰,求真实,是他最平凡的,也是最重要的,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艺术标准。1921年11月4日,他在为《雪莱的诗》写的序中说,"风不是从天外来的。诗不是从心外来的。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不是真正的诗。"20真正的诗都是心底流露出来的,话说得多好啊,1954年12月19日,郭沫若对"小诗人"陈明远说,"我想,正因为你现在写诗只是自然流露,不是专为发表,你才能写出好诗来。写诗最要紧是一个'诚'字,来不得半点的虚情假意、矫揉造作。"21他并说了一句不是"客套"话的话,说,"你才是我的老师"。22类似的话还有:

  古今中外有过许多所谓的"诗人",他们写作是专为写给别人看的,他们费尽心计、搔首弄姿,但可惜写出来的东西很少有人爱看;他们的致命伤是一个字:假!天然的诗、那些如同晨鸟的歌声一样可爱的诗,尽管最初不是为了发表,但却会厉为传世的珍品,它们的秘密主要也在于一个字:真!23

  他说他喜欢"饮诗",然而很多诗放到口边,"吟味不到两下便要停杯",什么原因呢?"大体的毛病是并无真挚的迫切的写诗的要求,偏要勉强做诗,而写诗的手腕又太欠缺。结果是,思想平庸,取材呆板,表现生硬。丝毫也不能感动人。"24他也是渴望呈现自己的纯真,在1933年8月25日,他在《沫若书信集》序言中就说,他失望的是这些搜集起来的信多是已发表过的,也仅限写与三四个朋友的,更重要的是,"写这些信的动机,我自己是很明白的,一多半是先存了发表的心,然后再来写信,所以写出的东西都是十二分的矜持。凡是先存了发表的心所写出的信或日记,都是经过了一道作为的,与信和日记之以真而见重上大相矛盾。"25郭沫若的信和胡适的日记一样,都是事先存了发表之心,当然便不能处处有所顾忌,并不能算是内心的真实,这是郭沫若本人所不满意的。

  他说,"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不过,我们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出污泥而不染'只是形容罢了,像我们这样从污泥中钻出来的人,谁都难免沾染上污泥的。应该不断地冲刷掉身上的肮脏。当然也不要倾盆大雨似地猛冲下来,冲得个落花流水,叶败枝残。......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么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大家都恢复赤子之心吧!纯真、朴实,那是诗歌的最美境界,也是人生的最佳境界,让我们永远去追求它吧!"26这是内心对真,对诚,对美的呼唤!他厌恶那种艺术上的假话、套话、空话,他在私下说,"一些所谓的文艺界头面人物,带头败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名誉,把现实主义丑化为板起面孔说教,把浪漫主义丑化为空洞的豪言壮语。'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27

  1969年,3月、5月间郭沫若根据日本学者山宫允编选的《英诗详释》一书选译了部分诗,该诗集萃录了英、美诗人短诗六十首,郭沫若选译了其中的五十余首,这是郭沫若建国后唯一的译作,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本译作。与其说他是在翻译,勿宁说他是在寻求艺术之真。他在欣赏的时候,随手写下的一些评语,他对"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黄水仙花》评道,"这诗也不高明,只要一、二段就够了。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画蛇添足。板起一个面孔说教总是讨厌的。"他对《虹》评道,"肤浅的说教,未免可笑。"28姑不论他的评价是否得当,但可以看出,他是讨厌那种"肤浅的说教"的,"说教"本身就只是一个"小喇叭"而已。

  当时正值文革的风云激荡中国之际,郭沫若却摩娑于那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小诗中,这一动作本身就是对真和美的一种渴望和追求,他已经为皮面的笑容所包围,他憎恨别人,也憎恨自己,然而,他的内心又渴望真实,因为他同时又是一个真诚的人,巴金曾说,"我同郭老接触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29巴金的话不可当真,但亦不可当假。这在他对陈明远"小朋友"那些清新灵动的诗的热切渴求中,可以得到佐证。

  1954年1月20日,郭沫若说他将陈明远从日记里抄寄来的诗"非常兴奋地一口气读完了",因为他"平生还不曾见到过这样纯净的天真烂漫的情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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