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及相关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5 次 更新时间:2007-07-05 00: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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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而且,不但必须通过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差别,同时还必须对盲目扩大城市人口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与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并不是一回事,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也依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以队、村为基础的集体组织形式,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数据特别是土地的非私有化所有制,农田基本建设和教育、卫生养老制度,农村供销合作制度,农村信用制度,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度建设,作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就是实行农村市场经济的真正基础。而离开这个基础抽象地讲市场交换,抽象地讲重视利益驱动在经济建设中作用,抽象地宣传“一包就灵”,必然要收到历史的惩罚。这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多次感慨“言不及义,好施小惠,不知其可也”的短视的、片面的发展观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今天我们特别应该反思的是,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抽象讲发展生产力,离开公共资源的基本条件抽象讲利益驱动,离开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抽象地讲市场经济,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为什么总是容易在中国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产生轰动效应?我想,这是由于中国是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作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农民自然具有短视的色彩,而“片面的发展观”则是小生产的形式在观念上的必然反映。今天某些人念念有词地炒韦伯“农民理性”的冷饭,但是,为什么建国以来,毛泽东并没有对这种“农民理性”加以因势利导?我认为其中值得考虑的原因是:公共资源、公共制度的建立很少利益可图,不符合“帕累托效率”,所以发展公共资源必须以集体经济为主,而不是以利益导向为主。 

  毛泽东认为作为劳动人民,农民是国家主人,但同时认为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容易被短视的政策所驱动和欺骗。这既决定了毛泽东坚决主张对农民不能“一平二调”、“一大二公”,谆谆告诫与农民打交道必须坚持价值规律、尊重商品交换的法则,特别是必须把农民当作商品生产者来对待,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并不支持农村小生产和私有化的方向,特别是鼓励这一方向的扩大。毛泽东认为“好行小惠”是“小生产的自发势力在党内的表现”,它欺骗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却把这说成是农民的“自愿”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这些论述,就是针对那种鼓励地强调利益驱动、孤立地谈市场经济的政策导向。 

  根据某种奇怪的看法,毛泽东是反对世界市场,反对向西方开放的。但这更是一种精心制造、广为流传的诬蔑。反对世界市场的从来不是毛泽东,而是西方列强。建国伊始,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最急迫地就是就强调“新中国要与全世界作生意”,这种急迫,清清楚楚见诸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稿。——但是在毛泽东那里还有一条:作生意就是作生意,不准带着枪炮来。如果你非要带枪带炮,那就只能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中国现代历史上,也只有毛泽东才痛切地认识到:只有下掉列强的枪,才能平等自由地谈生意,才能谈得上哪怕是形式上自由的“世界市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中国的毛泽东也成为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心中的英雄。今天某些人声称毛泽东拒绝向西方改革开放,拒绝世界市场,但是这种不知好歹的痴人说梦者,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人世难逢开口笑,到疆场彼此弯弓月”的历史真实。只要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还从来没有从武力上打败、并沉重教训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就永远不要想象:那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会与他们进行市场交换,会与他们进行哪怕是形式上的自由贸易。这里的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资本主义列强与被压迫民族打交道,根本就不必通过交换和市场这种费力的方式,他们诉诸直接的武力掠夺就可以了,他们只要将商人的西装换成帝国主义的军装就足够了,因为这是最符合“帕累托效率”的方式。——而自从资本主义产生300年来,他们不是一直就是这样作的吗? 

  但是,正是抗美援朝逆转了300年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彭德怀说:帝国主义份子随便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中国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真正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实实在在的基础的,也就是毛泽东。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打出来的,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不屈不挠将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寸一尺地揍到了军事谈判桌上,随后才把他们逼到生意的谈判桌上。市场交换的平等,是以武力的平等为前提的——在世界历史上,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就是市场经济的真正奠基人亚当斯密。 

  在写作《国富论》的时代,亚当斯密这位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祖宗,就对“世界市场”的建立,对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会给全世界带来好处和平等的利益这一点,持清醒的悲观态度,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没有后来的马克思那么乐观。为什么如此?因为恰恰是斯密看到:欧洲列强只是互相之间才遵循市场原则,而对世界的其它地区和民族则诉诸武力掠夺。对资本主义历史有最全面研究的布罗代尔也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在对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时候所采用的,一向是国家暴力手段,而非市场交换的手段,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 

  但是,在毛泽东的中国的支持下,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越南,也将美国打回老家。在美国撤出越南不久,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在纪念《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的文章中,敏感地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说:正是毛泽东的民族解放和武装革命道路,打击了300年军事资本主义的嚣张气焰,从而迫使他们第一次认真考虑,放弃武力掠夺的方式,采用市场方式的可能性和建立世界市场的意义。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市场的平等,首先根源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居民——在勇气和力量方面达到平等;通过互相畏惧,这种平等就能镇住那些独断专行的国家,使他们不敢行不义,从而表现出对于权利的尊重。”(Paolo Sylos-Labini,1976) 

  今天看来:尽管毛泽东对于所谓“三和一少”(减少援助第三世界)的批判,或许有些不顾当时的国力,但是,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援助第三世界活动,的确可以看作现代世界上,唯一的一次力图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反向”运动,这也成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现实基础。这一理论改写了世界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地图,1967年中国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卫星, 1971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中国重回联合国的那一天穿上“毛服”,整个 第三世界在那一天欢天喜地,那一天蓬勃的太阳真的从世界的东方升起。1972年。美国终于从太平洋的一端向东方伸出和平的手掌,——世界秩序逆转了,一个连斯密当年也不敢想象的崭新时代到来了,“世界市场”的基础具备了,1972年是伟大的世界转折:中国从此开始了全面的向世界开放。 

  如果不了解“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经济体扩张的一个基本创制,是这一经济扩张运动的基本单位,不了解正是因为没有这一创制,百年中国是如何在这一经济扩张中积弱积贫,如果不了解毛泽东所处的“冷战”时代,我们就将很难理解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改革运动的目标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恐怕更难以理解:像毛泽东这样长期置身于社会运动和下层革命运动的人民领袖,有时甚至也不得不趋向于从“国家”问题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并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社会运动的意义、价值和限度。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这一国家等同于一般的“现代民族国家”,那就等于不了解这一国家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反抗国际、国内专制势力的“人民革命”得以构造起来的历史,换句话说,等于不了解这一国家恰恰是通过各种“反抗国家的人民革命”、通过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相对立的人民革命才得以构建、确立和发展的特殊历史(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如果那样,我们就永远也不会了解中国国家话语和国家实践中,为什么包含着诸如“社会组织与社会保护”、“秩序与反抗”、“集中与民主”等等一系列互相矛盾对立的功能和因素,甚至包含着“以人民革命反抗国家”或“国家反抗自身”的动因。 

  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一个强大的革命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是毛泽东时代的伟大遗产。而要理解毛泽东的“革命国家”的多重含义和多重功能——现代化的功能、社会保护功能和社会革命功能,要理解作为“毛泽东的遗产”的“革命中国”,起码必须注意两个方面: 

  其一是在帝国主义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国家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由于现代国家存在于资本主义霸权体系里,所以各个国家行使权力的种类有相似的一面,毛泽东的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权力的等级结构里,所谓“强大”的国家,既不能用其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大小来衡量,也不能用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义来衡量;强大是指:对内,它意味着国民的认同程度和国家的调控能力,对外,即相对于竞争国而言,它意味着在自己境内不断地积累资本的积聚能力,这一能力包括制约敌方的军事能力,保护本国市场和弱势新兴产业的能力,约束本国劳动力而破坏竞争国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的能力等等。这样的国家当然不是一个简单信奉“自由贸易”和全面开放门户的国家,因为在现代历史上,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生产者比世界市场上生产同类产品的其它生产者更有经济竞争力时,自由贸易才符合它的要求,毛泽东的国家经济政策,其实是通过国家的边界来增加最少数强大者的交易最大成本,目的就是使得国际关系和贸易更加平衡,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历史上自晚清以来各种各样的“重商主义”者,梦寐以求、绞尽脑汁也未能解决的国家竞争力问题。(注九) 

  第二,“毛泽东的中国”的最特别,也是最具争议性的特殊性是“国家”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其实也就是在国家与人民之间,人民必须居于的主体地位的问题。这一复杂关系表现在:毛泽东(特别是晚年)顽强而固执地坚持维护群众运动的合法性、国家的政治革命功能和现代文化的“革命的传统”,它不仅仅为我们思考实质性的人民民主,更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民族国家理论”,重新思考现代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合法性基础留下了广阔空间。 

  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现代国家不仅是“个人认同”的目标和基础,也是暴力唯一合法性来源。由于关于“国家”的叙述是在“传统”与“现代”,“王朝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对立中确立起来的,因此,“国家”才成为现代历史叙述的“主体”。但是,毛泽东思想中那些最具争议的内容却向我们发问: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究竟谁是主体?超越于人民之上的“国家”是否是现代历史和历史叙述的真正主体?相对于国家暴力,人民暴力和人民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国家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历史的主体,如果毛泽东的中国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欧洲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前苏联式的国家,那么毛泽东的“革命中国”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国家?它为什么只有在肯定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才可以成为一个认同的基础和历史“主体”?“革命中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这种真实的历史联系,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人权利”、“国民权利”有什么不同?(注十) 

  毛泽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伟大、丰富和复杂的遗产,也为发生在他身后的改革制造了现实和思想的条件。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言,如果从国民生产能力来看,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停滞”的结论,因而所谓“停滞”和“贫困”主要是从国民消费指数来看的,而并非是从消费结构上得出的,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消费结构远比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注十一)实际上,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准备下相当规模的公共资源和物品的情况下,注重个人利益和市场交换的改革才能发生。对此我们绝不能闭口不谈。 

  从1976-1984年间,毛泽东的后继者一方面沿着毛泽东的方向,继续加大国家在农村种子、化肥等基础生产资料方面的投入,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另一方面,果断地对于农村生产的管理方式进行了大胆改革,采用市场的管理方式。正是通过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和改革不合理的管理方式这两个方面,才造成了中国农业的腾飞,从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这些改革首先包括管理上的改革:就是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恢复“家庭”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适当利用和鼓励私欲,尊重中国小生产者强于家庭的管理传统。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代替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原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农村改革的要义并不仅仅在于利用和鼓励农民私欲带来的“农业效率提高”,因为离开国家长期以来从水利、种子和化肥方面对农业所作的投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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