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彪:郭沫若:关键在党的领导,有了政治灵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2 次 更新时间:2007-06-28 08: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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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彪  

  

  他在1933年就有焚书一说

  

  建国后,郭沫若在他的那条沿途贴满了标语的文艺道路上越走越窄,越走越险,然而,他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时间到了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郭沫若竟说出这样的话:

  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1

  这就是郭沫若著名的"自焚"说,话一出口,举世震惊,然而,在该年7月4日,身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郭沫若在北京再次发言,对他先前的焚书说有所解释,他"无悔"地说,"严格地说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2其实他的"焚书"论并不是不能理解的,也并算偏激,不但能理解,而且不偏激,甚至是实事求是的,试想,以无产阶级文化的尺子来尺度他以前的作品,焉有存在的价值呢?8月25日,他回信徐正之,就他的焚书说再次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3他之所谓"焚书"之意便是以新的政治标准来进行文艺上的自我更新和重生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他的真诚,不过这是一种幼稚的、浪漫的真诚。

  其实类似的"焚书"说,他在三十多年前就曾说过,1933年8月26日,郭沫若在为乐华图书公司出的《沫若自选集》写的序言中便说,"认真严格地说时,凡是我转换了方向以前的作品,确实地没有一篇是可以适意的。"4只是当年他没有建国后的地位和身份,人微言轻,当然也不能产生地震般的效果了。

  这是他从"政治标准"上对自己作品的自我否定。以当时的标准来讲,他过去的作品都是政治错误,故而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作为党派知识分子,他视政治第一,政治正确为文艺的生命,正是基于此,他才会发出如上那些惊世骇俗的焚书论。

  

  不能"魂不附体"

  

  1960年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献给全国文教群英大会的诗《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前进!》,诗曰:

  在全国正大闹文化和技术革命,

  到处都看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解放前还是文盲,今天已成为先生!

  解放前还是保姆,今天已有了发明!

  为什么出现的奇迹如此地惊人?

  关键在党的领导,有了政治灵魂!5

  只有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便是"魂不附体",只讲政治,没有作品的政治便是"游魂野鬼"。1941年12月17日,郭沫若在赠送左派作家潘梓年的诗中说:

  提高党性遵逻辑,

  写好文章是作家。6

  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作家是脱离不开政治的,"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过分强调了政治的要求,或者以为在这样紧迫的政治斗争中文艺失掉了它的效用。不,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人类是'政治的动物',离开了政治的要求,人类便只好是动物而已。一切社会活动都不能脱离时代的中心要求,文艺何能两样?文艺正是极犀利的政治斗争的武器,我们今天不仅不能搁下我们的武器,更应该磨炼我们的武器,使它更加犀利起来。"7在他看来,作家与政治要亲密无间,合二为一才对。而在有些艺术家来看作家与政治宜分不宜合,"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8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云:"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1961年,郭沫若在读书札记中称袁的这一看法"良有见地"。"'识'即今言'思想性'。'识最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误用才与学者亦有其'识',特'识'其所'识'耳。彼反对政治第一者,在彼亦为'政治第一',乃'反动政治第一'也。彼反对阶级斗争者,在彼亦正进行其阶级斗争,彼站在反动阶级立场而进行斗争也。"9他还说,"对创作来说,思想、立场、劳动、实践等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政治第一。"10他主张,在文艺活动中首先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有了政治第一的意识,还要坚持"政治正确"的方向,"要作好文章,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立场和良好的作风。"11所谓"政治正确",便是你是否具有"革命的人生观",你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你是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方向,归根到底,你是否自觉到以"为人民谋福利"的党的宗旨为宗旨,你的文章是促进了这一宗旨的实现,还是破坏了这一宗旨的实现。

  他说戏剧除了感梁力强外,还要有一层"伦理上的限制",那"便是内容要于民众有利,至少是无害。假使于人无益而甚至有害,那么价值的批判便要恰恰相反。譬如,诲淫煽情,有伤风化,又譬如替汉奸辩护之类的作品,照道理上说来应该感动不了多少人,然而用技术的魔术却往往可以收到惊人的效果。"12如果"政治错误"的话,无论艺术上有多成功,也不能称之为一件艺术品,非但无益,反而越发有害。所以,他说,"诗人应该教育自己,使自己成为胜任的时代歌手,并从而教育人民。施教者必须先是受教者,要好好向人民学习,了解人民的思想希望,掌握人民的活语言,吸收本民族的一切民主性的精华。在这基础之上,用正确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加剪裁,结构。"13作者有了生活,有了素材,但还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来加以尺度和取舍。

  

  正动和反动

  

  郭沫若的文学价值的评论、及文学理论的论争也多以"政治的正确与否"为主要评判标准。

  1949年2月他在为陈国柱的《革命诗钞》作的序中说,"昔杜少陵曾以此(案:指杜之诗史)见称于世,而有每饭不忘君之誉,继周(案:指陈国柱)则每饭不忘民者也。形式系旧有者,律之工雅远不逮杜,而意识则远逾之。"14然而,今天来看,"每饭不忘君"杜甫的诗史仍为人所吟诵,而"每饭不忘民"的陈国柱的《革命诗钞》却几无人知,可见,以"政治正确"来批评和指导文艺创作是有很大问题的。

  在1948年,他以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文化"代言人"痛斥"红黄蓝白黑"五色"反动文艺",桃红小生沈从文、蓝衣监察朱光潜、黄帮弟兄、白面娄罗以及黑色买办萧乾等都得到一一清算和警告。至于郭沫若的评判标准呢,依然是政治正确。他说,"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对。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反谓反动文艺,这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提倡。"15人民利益重于一切,1941年他也是以此来评判善恶的标准的,他说,"谁个还不知道合乎民族解放利益的便是善,反乎民族解放利益的便是恶。"16"中国人民知道,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核心的苏维埃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文化,是总结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的产物。"17然而,今天来看,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文艺成绩重新得到世人的承认,可见,以"政治正确"来批评和指导文艺创作的确存在很大问题。

  他将已有定评的作家也拉入政治正确的轨道来加以解释。郭沫若说到鲁迅对于木刻的贡献时说,"新的木刻技术是由他首先由国外介绍过来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意识上的照明。他使木刻由匠技成为艺术,而且成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犀利的人民武器,木刻没有走过怎样的冤路,一出马便以健全的现实主义,配合着人民的要求,紧迫着时代的动向,迈进了它的大步。"181947年2月10日,普希金110年逝世纪念时,郭沫若说,"他是人民的朋友,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以文艺的武器来诚心诚意地替人民服务。他采用着人民的语言,利用着民间的传说、历史上于人民翻身有关的故事,作为他的创作工具和材料,以促进人民的解放。"19

  关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他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的新旧并不重要,语言的文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反映了什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形式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意识。这个意识的获得并不必限于解放区。然而要学习这样的形式却必须限于人民意识的获得。"20

  他以此来批评新文学,虽然文言变白话,但有的却仍没有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虽然地在企图翻身,但终因人民意识的未能彻底,尽管文言变而为白话,而白话又成为了新式的文言。一部分新文人们的搔首弄姿怡神旷意,不是比起旧式的倡优来更加顽固乃至无耻吗?"211958年,郭沫若在答《新观察》杂志关于文风问题时说,"文风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主要还是思想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要你的思想、概念准确,然后才能写出准确的文章。要是以己之昏昏,也就当然使他人昏昏了。"至于思想方法 ,"象逻辑、唯物辩证法等都是思想方法,如果思路不通,也断断写不出好文章。"22

  1950年4月19日他在致吴韵风的信中说:

  单从形式上谈诗的新旧,在我看业,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假使作者是反动派,而内容是为落后势力歌颂,或对进步势力诽谤,即使作品所采取的是未来派、立体派、达达派的形式,我们断不能说它就是"新诗"。

  又假使作者是革命家,而内容是对落后势力搏击,或为进步势力歌颂,即使作品所采取的是旧式的诗或词的形式,我们也断不能说它就是"旧诗"。23

  文章好或坏不在于形式的新或旧,而在于内容的正或误,作家的革命或反动。他在另一处也阐发了几乎同样的意思,"形式不在乎新旧,主要是内容问题。用旧形式装上新内容,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新东西;反之象徐志摩那样的东西我们能说它是新的吗?所以,对于新诗发展的基础,不应该从形式上去追求,而应该从劳动实践上,从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上去阐发。内容总是占领导地位的,政治第一,这是铁定不移的。有一定的内容,就会产生一定的形式。"24

  在论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时,他着重强调了"革命的"那三个字眼,这就意味着作人作文要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立场。"上面冠上了'革命的',跟过去的当然有所不同。在今天来说,'革命的'是指有共产主义的风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表现了共产主义的风格、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的浪漫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表现了这些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两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25

  这里"革命的"意味着马列主义的意思。"从文艺活动方面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这便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或者这两者的适当的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6至于浪漫主义多一点,还是现实主义多一点,这都无关紧要,关键问题是"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都必须是革命的。""只要你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采取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27

  可见,他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等问题的探讨都是以"政治正确"为主要立论依据。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

  

  思想决定文章进而发展到作文首在做人,"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人做什么文。上海纺织工人的歌谣《上海民歌选》的序歌,很典型地说明了那种思想决定一切的作文要求,歌云:

  什么藤结什么瓜,

  什么树开什么花,

  什么时代唱什么歌,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28

  郭沫若屡次表达了与此极为相似的意思,1944年3月28日,在《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中说,"我的主意是说一个作家要有正确而坚强的信念。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就是做文章的基本条件。文就是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便写出什么样的文,也就如是稻粱种子发而为稻粱,是松柏种子发而为松柏一样。"29他在另一处也这样说,"文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是用什么思想作文章的问题。思想、立场、观点,是文风的首先的根本问题。什么样的人作出什么样的文章,什么样的种子开出什么样的花。谈文风首先要谈人的作风,这不是现在才有的,古时有人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就是这个意思。"30"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文艺界也有了"阶级决定论"、"血统论"的痕迹,出身决定思想,思想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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