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彪:郭沫若的“欢乐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3 次 更新时间:2007-06-28 08: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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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彪  

  

  同样对文学抱有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观点,鲁迅主张文学的抗争性,郭沫若主张文学的宣传性,因此,前者注重负面暴露,后者注重正面鼓舞,前者是一支悲怆曲,后者是一曲欢乐颂。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正因为此,悲剧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往往更甚于喜剧,郭沫若也是这样认为。他自己说,"一般的说来,悲剧的教育意义比喜剧的更强。......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2郭沫若又在致刘钟武的信说:

  《全部聂政》剧情,我看了,聂政未死,且纠合民军,大破秦兵一节,这是旧时代爱用大团圆的手法,的确是违背史实。写历史作品,在无背情理的范围内,本来可允许增减。......但如《全部聂政》那样把悲剧改为喜剧,的确是大成问题。照艺术的性质来讲,悲剧是更感动人的东西,教育意义更大。聂政故事之得以流传,其原因在此。改成喜剧,会把故事的原有意义完全失掉了。3

  即使在新中国之后,他还这样说过,"我们今天中国的革命是胜利了,但我们不能说,以后的戏剧便不要演悲剧了,而一律要演喜剧,要在舞台上场场大团圆。"4不过,他很难得这样说。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鸟语花香,莺歌燕舞,处处乐观,天天向上。嫦娥姐姐都想从月亮上回来了!

  嫦娥大姐早就有回国的愿望,

  请她带着玉兔一同回到故乡。

  吴刚老人血压恐怕高了一些,

  能否回来,要请大夫作出主张。5

  黛玉妹妹不再愁堆眉尖了!

  但是,我们却不是多愁而善病,

  我们有丰盛的硕果,甜而且清。

  假如林黛玉是生长在今天呵,

  她也一定十分健康,不会短命。6

  讽刺不合时了,杂文消失了,悲剧没有了。在新中国,文艺家都开怀大笑了。

  横眉冷对的鲁迅笑了!

  鲁迅先生,你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

  我差不多随时随地都看见了你,看见你在笑。

  我相信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幻想,

  而是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实感。

  我仿佛听见你在说:"我们应该笑了,

  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应该用全生命来

  保障着我们的笑,笑到大同世界的出现。7

  悲切控诉的莎士比亚笑了!

  倘若莎士比亚生在今天的中国,他也写不出那四大悲剧,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一片欢腾的景象。8

  悲愤绝叫的屈原笑了!

  当然,这新"楚辞"(案:指新民歌民谣)是大欢乐、大和谐的交响曲,而不会象《离骚》那样悲愤的绝叫了。9

  "带着浓厚的感伤情调"的郁达夫笑了!

  如果他一直存命到解放以后(这完全是可能的),他的感情会改变,他的思想会更加明朗化。他如果一直活到今天,我坚决地相信,他一定能够写出不少的歌颂革命、歌颂人民的诗文。10

  在这么一个热火朝天,喜气洋洋的社会中,悲剧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在新中国出现悲剧,在有的人看来,本身就是一种不协调,郭沫若大约这样认为。他主张一种斗争昂扬、乐观向上的文艺格调。"感伤主义是一条歧路,它是可以左可以右的。它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的动摇现象。"11他看不惯宋玉那些"叹老嗟卑、怀才不遇的标准才子型的文章",尤其是《九辩》,文章一开头便是"悲哉秋之为气也",你悲个头啊!你是"作男"吗?什么情绪呢?"这哪里有什么人民的气息?秋,在老百姓看来是收成的季节,勤劳了半年之后得到了收获,只要不是荒年,老百姓是歌颂秋天的。"12还有那个陶渊明,还有那个白乐天,"在封建社会中,还没有出现更进一步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时候,尽管怎样聪明的人,虽然对现实社会不满,但受着时代的限制,也是不容易或甚至不可能看出社会发展的究极的前途的。因而这样的人便不可避免地在他的思想上发生剧烈的矛盾,以致每每走入悲观、消极,或者闲适、超然的道路。"13他们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悲观、消极、闲适、超然是有情可原的,何况他们的闲适自有一种"对于恶浊的顽强的封建社会的无言的抗议"的味道呢。

  但生活在这欢歌笑语的年代里仍然皱着眉头,苦着脸,则是不应该的。他在写花的诗中说:

  我们同昙花一样,花时也很短,

  但我们喜欢清早,不喜欢晚间。

  和暮气惰气我们是势不两立,

  所以鼓足干劲,为朝气奏凯旋。14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对一个叫兰本的人的诗这样评道,"你走的诗路太窄,受了些'世纪末'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走入了迷途。)笑和喜悦随时随地都是有的,只要争取共产主义实现的斗争有成就的场合,便有笑和喜悦。",他甚至说:

  啜泣也可以,哭也可以,但要有作为。世界人民哭斯大林之死,那是最诚恳的诗。

  新时代的"穆斯"能弹竖琴,但也能弹大钢琴。

  新时代的"穆斯"有时会带泪睡着,但常是含笑着工作。15

  而代表着这种"笑"和"喜悦"的精神的作品是广大民众创造的"新民歌","今天新民歌的精神是主流。新民歌都是从生产和劳动实践出发的,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共产主义风格,这种精神和气概,应该说是新民歌的核心。"16社会制度不同,作品的精神面貌不同。

  郭沫若还曾以这种基调为毛泽东、胡乔木改诗。不过,他改诗时,格外留意到作品明朗与否、昂扬与否。他不是将有"犹豫"之嫌的字词换为"坚决"的字词,就是将有"消极"之嫌的字词改为"积极"的字词。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登庐山,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了答复那些"猖狂进攻""人民事业"的右倾机会主义"王八蛋",他写了《登庐山》一首七律,最后定稿的诗为:

  一山飞峙大江边, 云横九派浮黄鹤,

  跃上葱茏四百旋。 浪下三吴起白烟。

  冷眼向洋看世界, 陶令不知何处去,

  热风吹雨洒江天。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诗原稿写好后征求郭沫若的意见,1959年9月9日,10日,郭沫若复信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7

  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返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18

  虽然毛泽东没有完全采纳郭沫若的意见,但还是部分有所采纳,从发表出来的诗来看,"跃上葱茏"确比"欲上逶迤"明朗而豪迈。

  他也曾为胡乔木改诗,1964年11月20日,在复胡乔木的信上,他说,原诗中"风吹天下水,清浊何时巳(案:原文如此)?"一句"读起来有些消极意味",并建议下句改为"泾渭明如此!"原诗中"魔尽凯歌休,濯缨万里流","'休'字拟改为'悠'。如改为'长'字,则'流'字可改为'江',请斟酌。(凯歌是永恒的,不应停止。)"19

  

  "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是必要的

  

  虽然那么多的文艺家都笑了,社会主义的"欢乐颂"也奏响了,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诸事圆满,万事如意,正如他所说,"尽管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可是这新社会中也会产生他的阴暗面。"20有阴暗面,并不可怕,也不异常,只是可怕而异常的是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对待阴暗面的态度,郭沫若虽然并不讳疾忌医,但也不容得你一味暴露、一味批评。这就叫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

  怎样才是正确的态度呢?他说,"任何矛盾都可以写,但必须采取革命的立场,不能把人民内部的问题,写得太灰色,那样就等于泼冷水。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不好,作家会把自己转化成敌人。"21同志们啦,要当心灰色主义啊。郭沫若在回答《人民文学》关于文学作品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和表现人民内部矛盾该掌握怎样的原则时说,"如果你肯定非的一面,那完全是错误。又如果你把非的不合理的方面强调得过分,灰色的成分就会增多,人们也不会欢迎。鲁迅的《阿Q正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今天再强调阿Q那样的人,就会成问题,而且已经不现实了。在那个时候强调阿Q的消极方面并加以夸大,作为我们憎恨的对象,能够发挥很强大的革命作用。在今天就不行。所以我有时想,今后写喜剧是没有问题的,悲剧的写法可是一个大问题。"22郭沫若在评曹禺的《雷雨》时说,"因此他的全剧几乎都蒙罩着一片浓厚的旧式道德的氛围气,而缺乏积极性。就是最积极的一个人格如鲁大海,入后也不免要阴消下去。作者如要受人批评,最易被人注意到的怕就是这些地方吧。"他希望曹禺能给悲剧注入积极的成分。23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看来,乌云密布是肯定不行的,多云转阴也是不行的,那如何描写这晴朗的天空的那一片云呢,"可是一个大问题",郭沫若的解决办法是:"多云转晴",也就是在作品的后面"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我看写悲剧就必须透示出转为喜剧的气势。负>正是一时性的,正>负是必然的前景。以前有人反对在作品后面'拖一条光明的尾巴',看来应该是必要的。要根据这样的必然性去写悲剧。"24

  关汉卿便是这其中的代表,"不问斗争是多么复杂、艰辛,不问封建压迫多么强大,关汉卿总是描写出这些不幸者的乐观和信心,总是让他们在最后获得胜利。......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关汉卿身上是统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在关汉卿作品中也是统一的。"25他那条"光明的尾巴"跟慧星一样,在黑夜的天幕上一扫而过,给人以短暂的明亮。

  他到底还是觉得喜剧的价值不及悲剧的,1963年7月12日,他在对陈明远的信中说,"凡事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分析。对于某事物抱乐观态度,则对于另一事物则可悲观视之。又事物总是发展的。某一时期看来乐观,另一时期则不一定那么乐观。某些情况下,实事求是地抱'不乐观'态度,倒不是消极的反而是积极的。盲目乐观跟盲目悲观同样是错误的。"26他似乎又对盲目乐观抱着一种清醒的认识。

  

  注释:

  1 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3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页。

  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7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8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

  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10 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11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1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13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1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15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1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17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18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19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20 转自贾振勇:《郭沫若的最后29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21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2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页。

  23 郭沫若:《关于曹禺的<雷雨>》,转自黄侯兴:《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2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2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26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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