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武帝分封三王是为了应对现实政治局面而施行的措施，其分封仪式乃汉廷礼制史上的大事件。今存之《史记·三王世家》为司马迁之原著，他秉着记录史实书写经典的心态，采用独特的方式记录下一朝宪政大典及文书运作。通过自己的独特行文，司马迁让人感受到汉廷分封三王的严肃与隆重，彰显出此事在当日的巨大影响，这是历史书写对真实场景的有效还原。三王分封策书和记载此事的《三王世家》都成为经典文本流传后世，体现出政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也是朝堂礼制与经典书写相互影响的代表。
关 键 词：《三王世家》 分封三王 经典书写 文政互动
《三王世家》为《史记》三十世家的最后一篇，因其通篇以当日朝廷文书连缀成文，作者不置一语，而显现出独特的文书学风格，在史传文学中独树一帜，被后人所瞩目。就该篇在后世的流传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争议。因《汉书·司马迁传》言《史记》自司马迁殁后十篇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三王世家》即此十篇之一，所以今本《三王世家》的正文是否史公原作，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分封三王是元狩五年由大司马霍去病倡议，当时群臣推动，武帝裁决，礼官施行，而形成的轰动一时的公众事件。该事件的产生及之后的书写，在今天看来均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诸如今本《三王世家》是否史公原著?分封三王为何由霍去病发出提议?如果今本《三王世家》为史公原著的话，司马迁为何采取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叙写三王?他出于何种动机，要达到什么目的而如此写《三王世家》，这种文书组篇的叙写方式对后世有何影响，其所载文书的文学价值几何?这种写作方式在文学史上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一系列问题均引人深思，也是本文要讨论的要点。下面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试为剖析，以观觇武帝分封三王及史公独特书写的意义所在。
一、今本《三王世家》的来历
作为《史记》三十世家的最后一篇，《三王世家》独特的书写风格一直为人称道。它以文书串联成文，作者在正文中不置一词，仅在篇末施加赞语进行评论。这种撰写方式在古今史书中可谓绝无仅有，因此，很早便引起读者的注意。但与之同时，其是否史公原作，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争议源于《汉书·司马迁传》称《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的文字，张晏在此处注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①虽然颜师古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指出张晏注存在谬误②，然包括《三王世家》在内的数篇为后人补足之作的说法，却在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载有“《太史公》百三十篇”，班固自注十篇有录无书，这个信息和《汉书·司马迁传》透露出来的一样。但也使我们思考，十篇有录无书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班固的《艺文志》是根据刘歆《七略》增删而成，其正文源自《七略》，其他异同则通过班固自注体现。那么，可以看出在刘歆撰写《七略》时，《史记》一百三十篇至少从形式上看应该是完整的，其十篇亡失的信息为班固修志时所添加，这样的话十篇亡失似乎应在刘歆之后。但实际情况恐未必如此，《四库全书总目》于《史记》条下云：
《汉书》本传称其十篇阙，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迁殁之后，亡《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刘知几《史通》则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晏之说为非。今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当以知几为是也。然《汉志》春秋家载《史记》百三十篇，不云有阙，盖是时官本已以少孙所续，合为一编。观其《日者》《龟策》二传并有臣为郎时云云，是必尝经奏进，故有是称。其“褚先生曰”字，殆后人追题，以为别识欤?③
如《四库总目》所言，大概在《汉志》撰写时，《史记》原本已经和后人补作合为一体，保持一百三十篇的完整形态了，具体拼合的时间应在班固之前。再进一步探讨的话，考虑褚先生生活在元成之际、刘歆之前，或许以褚作补史公原文为一体的做法，在刘歆修《七略》之前即已完成。至班固修《汉志》时，复点出十篇有录无书，以与本传文字相照应。这样的话，《七略》所载虽能证明西汉末年《史记》仍保持全本的形态，但显然已非史公原本④。根据褚先生文字所传达的信息以及《汉书·司马迁传》《艺文志》的说法，司马迁亡后《史记》或即有残缺，故而元成间递有补作，后人复将补作与原作合为完篇，这是较为合理的推测。
具体到《三王世家》本身，对于它的存亡情况一直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种观点：(1)原篇已亡，今本为褚先生所补说，代表人物为张晏、余嘉锡等人。(2)原本不亡说，代表人物为归有光、牛运震等人。(3)未成稿说，代表人物为刘知几、王鸣盛等人。(4)赞本不亡，正文为褚所补说，代表人物为吕祖谦、柯维骐等人。(5)部分后补说，代表人物为沈家本。(6)原篇已亡，为褚少孙之外其他人所补说，代表人物为刘咸炘。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观点，以《三王世家》原篇已亡，今本乃褚少孙所补说。张晏最先提出这种观点，后来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对此持之最力⑤，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三王世家》直列三王封策书而不置一词，其赞云：“王者封立子弟以褒亲亲，自古至今，由来久矣，非有异，故弗论著也。然封立三王，文辞烂然可观，是以附之世家。”此亦是子长笔。据文虽未定之笔，亦不可云亡，而张晏何以云亡?其后则有褚先生曰：“臣好观太史公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而传之。”据赞则取封策以当世家者亦子长所为，而褚乃以为其自所编列，是皆不可解。⑥
又尤侗《艮斋杂说》：
《史通》云：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然吾观《武帝纪》编年未终，疑是未完残稿。卫宏云，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毁其副在京师者，故《景纪》至后复岀。《武纪》指切尤甚，民间亦不敢藏，不知何时复出，阙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孙作，则如《三王》、《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龟策》诸传，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后附以褚先生曰，盖补子长所未备，未尝以伪夺真也。⑦
从出自史公手笔的《太史公自序》及《三王世家》赞文传递出来的信息看，司马迁在《三王世家》撰写中，所看重的本来就是分封三王的文书，当史公时三王亦无事可记，且依褚少孙补《史记》的义例来看，他所补的内容都在识语之后，并无列在前面的情况(详后)，所以《三王世家》应为史公手笔，非褚少孙所补者。
再来看第二种观点，认为《三王世家》本未亡失，现存者即为史公原著，以归有光、牛运震等人为代表，如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
《三王世家》归有光、陈子龙等皆以为本不阙⑧。观太史公赞语云“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自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然则《三王世家》本无别撰，即原封三王之奏牍、诏、策编次以为世家明矣。班氏以为“有录无书”，褚少孙谓“求其世家不可得”。予甚惑之，诚不知其何说也。⑨
又如徐昂发《畏垒笔记》：
昔人谓褚少孙补《史记》，言辞鄙陋，非迁本意。如《三王世家》，太史公本不及见三王后事，徒以为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可观，故为作世家，原未尝阙也。少孙浅见，乃谓求其世家终不可得，因遂补之，殊失太史公本旨。此真所谓不知而作者欤?⑩
这种观点面临的最大困惑是，无法解释褚少孙为何在《三王世家》具存的情况下仍要补编，所以有“予甚惑之，诚不知其何说也”之叹。另有学者以为《三王世家》乃佚而复出，如孔壁古文之比，然这种情况虽偶有发生，但就《史记·三王世家》来说，却无证据支持此说，故只能流于臆测而已，无法让人信服(11)。
第三种观点以《三王世家》为未成稿，犹待后来加工者，代表人物为刘知几、王鸣盛等人，其中刘知几于《史通·古今正史》中云：“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12)以为《史记》于《三王世家》仅有目录，今所存者乃褚少孙所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三王世家》武帝之子，所载直取请封三王之疏及三封策录之，与他王叙述迥异，则迁特漫尔钞录，犹待润色，未成之笔也。据《汉书·武五子传》，武帝六男，卫皇后生戾太子，赵婕妤生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刺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迁但取闳、旦、胥，不及戾太子及髆者。闳、旦、胥之封在元狩六年，迁书讫太初，则三王自应入世家。髆封于天汉四年，既有所不及书，而戾太子之败在征和二年，迁固目击其事。前则因其为太子不当入世家，后则既败不复补书，且有所讳也。(13)
王氏认为今所存者乃司马迁之残稿。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14)，所言篇数、字数清晰精确，显为全书完成后统计得来的结果。如果《史记》没有最终完成，很难想象司马迁会做出这么精确的统计。所以，认为《三王世家》本未成稿的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
第四种观点，以为《三王世家》独赞语尚存，其他为褚先生所补，代表人物为宋吕祖谦、明柯维骐等人，如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引吕祖谦语曰：
其七曰《三王世家》，其书虽亡，然叙传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则其所载不过奏请及书，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赞乃真太史公语也。(15)
又柯维骐：
《太史公书》原缺《三王世家》，独其赞语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议及封策书补之。其书谆谆以保国艾民为戒，庶几古人命戒之词，故亦称世家。厥后，燕王旦、广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谋逆，一诅咒，身死国除，有负训词。太史公若在，则当降而为传，不得与诸王并也。(16)
这种说法似乎忽视了褚先生在《三王世家》赞语后的交代，褚氏明言其所补内容列于识语之后。那么，识语之前的文字就不可能出自他之手。此说与褚先生自己的陈述相矛盾，存在着很大纰漏。
第五种以为褚先生所补仅《三王世家》文书中部分文本，如沈家本《诸史琐言》即以为其中封策文乃史公原文，群臣奏议则由褚先生所补：
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归氏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阙，读此赞文可见。太史公亦不及三王后事，褚先生浅陋，遂谓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词可观，可知独载其文词也。赵氏恒曰：《三王世家》，昔云亡逸，在十篇有录无书之数。今观太史公赞，以封建之义，则云弗论著也，以燕齐新立，则云无足采也，以天子恭让，群臣守义云云，故附世家，则文词烂然，具在语中，是未尝亡逸也。窃意分封莫不有册，汉封非特三王，若以制策独为可观，则汉文尔雅，非特三王之制为然，安得一一记录也。而褚先生从长老取其册，列其事且为疏解，殊失有损无益之义，是以褚先生所补者无不可删也。按：据褚先生所言，则此篇赞语仅存，而群臣之议及封策，皆一褚先生所补，归以为本不阙者，未为全是。太史公喜其文词，故附之世家，则封策乃史文本有而不可补者。至于群臣之议，文繁不杀，太史公为之，必不如是，褚全录之而未加翦裁，此其失也。赵氏谓其所补无不可删，亦未为全是也。(17)
其所失如第四种观点，即与《三王世家》原文传达出来的信息不符。《三王世家》赞语明云“天子谦恭，群臣守义”，则史公在撰写此文的时候，必然兼采了代表君臣双方立场的文书，才会在文末下这样的赞语，不然赞语就是无的放矢了，所以其中群臣奏议断非褚先生后补。
第六种观点，以为今之《三王世家》并非褚先生所补，乃他人补之，然何人、何时补之乃不可知，此以刘咸炘为代表，他在《太史公书知意》中说：
吾疑此竟是后人所补，非出褚生，何也?褚生岂不知史公不及见三王后事，而乃云“无足采”，虽愚，未必至是。且褚语明言“编列左方”，今乃在前，是右方矣。吾疑褚生本载疏策于其识语之后，“王夫人者”云云之前，作伪者乃移前加论耳。(18)
但这种说法全出推测，更加没有证据，已为其书整理者所驳：“刘咸炘氏误读史公赞语及褚补，以上诸贤之议论及刘氏按语皆非，不足为训，皆深求之过也。”(19)
以上种种说法，虽各有其理由，但也都有其无法说通的地方。相较而言，实以第二种本未亡失说最为接近原貌，然也有其疑问之处，即既然《三王世家》原本不缺，为什么褚先生又说“求其世家，终不能得”呢?又言自己补策书，编列于左方，这个又该如何理解呢?
首先，我们要明了褚先生虽有所补，但正文则为史公原文，这是非常确凿的事实。因为褚已经明云所补“编列左方”，以《史记》褚少孙所补其他篇章体例论之，其所增补者皆在识语之后，无编列于前者。其例如下，《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后进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编于左方，令后好事者得览观成败长短绝世之适，得以自戒焉。(20)
《史记·滑稽列传》：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21)
《史记·龟策列传》：
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髙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22)
在这些地方，和《三王世家》一样，褚先生均言将所补的内容“编于左方”或“编于下方”，而其补的内容，也均出现在后面，从来没有被误认为是前面的正文，如《龟策列传》因正文过于简短，是最容易被认为出自褚先生之手的，但学者却仍认为其正文实出自史公之手，如何焯：
此卷但有序论而无传，故褚先生补之。以下乃少孙所补。若序论则非少孙所能为也。今人概焉忽之，惑于索隐“有录无书”之一言也。(23)
又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张晏谓《龟策传》有录无书，褚先生言“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然此篇有“今上即位”之文，其词非褚先生所能作。(24)
《龟策列传》尚且如此，其余则可知。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褚先生所谓“编列于左方”“编列于下”者，无一例外，都是附在识语之后，与前面的正文毫无关涉。换言之，今天能看到的《三王世家》正文，在褚补时已然存在。既然如此，褚先生为什么又说“求其世家，终不能得”呢?这个问题连很多古人也为之不解，金圣叹即云：
《三王世家》，更无事可书，只载其受封三策文，往后多有明验，以见孝武意指过人。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壃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故弗论著也，置却多少。燕、齐之事，无足采者。史公笔下已明。禇先生求其世家，终不能得语，不亦赘乎?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言策三王文后俱验，此皆天子群臣圣智过人。(25)
其“禇先生求其世家，终不能得语，不亦赘乎”的疑问，代表了很多以《三王世家》为不亡者的困惑。那么，到底怎么来理解褚先生所说的“求其世家，终不能得”呢?其实，褚氏之所以这么说，主要缘于他对史公赞语的误读，《史记·三王世家》太史公论曰：
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壃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箸也。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26)
史公此处言，分封诸侯王之事历代皆有，不足为奇；燕齐之事，于史公在世之日未有大异，也不足记载。但是分封三王的文书过程，却有独特价值，故把它记载下来，列入世家类的最后一篇，所以云“附之世家”，此处的“世家”是指《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等大的分类而言，并非指三十世家里的单篇文章。但褚少孙却误读了这一句，认为《三王世家》除君臣文书之外，还有一篇单独的世家正文为文书所附系。但这一部分文字史公本来就没有创作，当然是不存在的，所以导致他“求其世家，终不能得”。后世如张晏等人，因看到褚先生遍寻世家不得的识语，再加上班固所说《史记》存在十篇有录无书的缺失，故而判定《三王世家》于史公殁后亡佚，在十篇有录无书之数，今所存者乃褚氏后补之作(27)。
又，褚先生自述补作《三王世家》因由如次：
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28)
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29)
很多人受到这两条识语的影响，以为前面的封策文书，皆出自褚先生之手，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据褚先生识语“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他无疑是见过策书的原件，这和史公仅录文字格式相比，自然能传递出更多的信息。而褚氏所谓的“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这两段文字前者是对策书背后的人事历史进行补充，如王夫人、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之事均属此列；后者是对策书的相关文句进行解释，如“受此土”“稽古建国”之类则属于这一种。容易引起误解的“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一语，是指他通过各种途径见到了策书原件并对其进行解读阐释而言，而不是说他取得策书并把其编连成篇。总之，褚先生所补充的内容均列于《三王世家》正文之后，和前者风格明显有别。而现存的《三王世家》，除褚氏所补苴者之外，则仍为史公原著，这一点是不应该存疑的。褚先生因对史公赞语有误读，所以去求并不存在的《三王世家》；而后人因对褚先生的话有误读，又以为现存正文皆出褚氏所补，故有司马迁殁后《三王世家》亡佚，今所存者乃褚先生所补的说法。
二、分封三王之缘起
令人意外的是，最初请求分封三王的文书竟是由当时的大司马霍去病奏上的，然由上奏文书可知，霍作为大司马乃军事统帅，本来是“宜专边塞之思”，主要掌管对外征战事宜，而分封三王则属于国内政务，应由丞相、九卿等官员负责，那么霍去病为什么在此时突然要提议分封三王呢，更何况这和他的本职工作也确实没什么明显联系。
要解释此事，必须要从霍去病的为人说起。霍去病与其舅舅卫青，作为武帝外戚当时均立下赫赫战功，一个被封为大司马，一个被封为大将军，是朝堂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此二人之所以能受到武帝宠信，并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屡立战功，也和他们善于伺候武帝意旨有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30)
司马迁的叙述，体现出卫、霍平时在与武帝相处中小心谨慎，远嫌避祸的处世态度，使得武帝对他们完全没有猜防之心，自然容易取得他的信赖。而文中“其为将如此”一语，更隐约指出二人为将专以自保远嫌为务，言外之意大可玩味。而《史记·佞幸列传》中看似漫不经心的一段话，更把卫、霍之为人直白点出，传达出更多的信息：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31)
王鸣盛评此曰：“一若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子长措词如此。”(32)王氏之评，正道出司马迁笔下的真正意涵，即卫、霍二人实善于固结主意，揣摩上意以自媚，这本是佞幸工于邀宠的伎俩，卫、霍虽为名将却也谙于此道。《史记·佞幸列传》还记载了一件事情，反映出武帝的宠臣是如何费尽心机来讨其欢心：
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33)
韩嫣虽然没什么才能，但却靠着能得武帝欢心，而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文帝的宠臣邓通。他在知道武帝有讨伐匈奴的意图时，便率先学习胡兵，以示拥护国策，愿为伐胡先驱，如此费尽心机迎合武帝，自是大得皇帝宠爱。卫、霍为人与佞幸相近，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中屡有暗示，后世学者也颇有能窥此秘辛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
《卫将军骠骑列传》叙述战功虽详，而指摘其短特甚。其论赞又补叙苏建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贤士大夫无称，宜招选贤者，大将军谢以奉法，不敢招士，与传中“和柔自媚”等语相应。其下则云“骠骑亦放此意”，而末束以一句云“其为将如此”。论体应加褒贬，此则叙述而止，无所可否，乃论之变例，隐以见其人本庸猥，用兵制胜皆竭民力以成功，岂真有谋略。“敌未灭，无以家为”亦是自媚之词，非其本心。上益重之者，与信燕齐怪迂士搤掔谈神仙同一受欺耳。此迁意也。(34)
秉持这种处世之道的卫、霍二人，对于武帝的意旨变化最为敏感。在元狩六年前后，卫子夫因为年老色衰，武帝对她的宠幸已经大不如前，此时赵地来的王夫人正得武帝宠爱，《史记·外戚世家》载：
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为列侯。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少儿生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侯，号骠骑将军。青号大将军。立卫皇后子据为太子。卫氏枝属以军功起家，五人为侯。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35)
卫氏盛极而衰，王氏代之而起，元狩年间正处于此一过渡阶段。又《史记·孝武本纪》载：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36)
武帝不惜重金礼请方士，所求者不过是与故去的王夫人见一面，于此可见他对王氏宠爱之深。卫青即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通过种种手段结好王夫人以讨好武帝，《史记·滑稽列传》载：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将军岀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愿白事。”将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车言曰：“王夫人新得幸于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于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37)
东郭先生一言即为卫青所听从，以五百金为王夫人寿。这固然显示出卫青从善如流的心胸，但也必然是他平日就有此类想法，只不过无由而发，东郭先生不过适时道出了其心中所思，所以才会收到这么好的效果。于此也可以看出，作为外戚，卫青在与武帝日常相处时，是如何处心积虑讨其欢心以保荣宠的。
卫、霍既以外戚得幸，日常又善于伺候武帝意旨所向，而分封三王则正是武帝此时蓄谋已久之事，霍去病不过迎合此意提议分封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日的政治形势。武帝此时有四个儿子，除了卫子夫的儿子刘据已经立为皇太子之外，其他三个皇子刘胥、刘旦、刘闳皆未分封。武帝此时已四十岁，从古人平均寿命不高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此时应该已经有了时日渐少的紧迫感。况且之前武帝祖父文帝享年四十七岁，父亲景帝享年四十八岁，这些事实无不时刻提醒着已届四十岁的武帝，作为一国之君，要尽早为自己帝国承继的大事作一番谋划。如果从身后事的角度来看，立皇子为诸侯王以辅弼新君，则更是重中之重。因为此时在位的诸侯王，均非武帝所立，且与其关系疏远，这对以后的统治来说无疑是一种隐患。几十年前，贾谊就曾经对汉文帝描述过这种凶险之状，《汉书·贾谊传》：
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38)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
盭。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39)。
随着血缘关系的逐渐疏远，原有的诸侯王国逐渐由国家藩屏，变成对中央朝廷的最大威胁。地方势力不断坐大，成为当时已然存在的事实。对于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贾谊也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汉书·贾谊传》又载：
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40)
一方面，针对眼前的困局，贾谊提议通过大封皇子的办法，设立新的诸侯国，并且增益其封地，而对原有的诸侯王则加以削减，这样使得新国对旧国保持实力优势，以亲间疏，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文帝按照贾谊的建议，对自己的儿子大加封赏，使他们为大国之君，对周围的诸侯王产生威慑作用：
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阳王，抚其民。(41)
另一方面，对现有大诸侯国，贾谊则提议通过分封其子弟的办法化整为零，削弱他们的势力，《汉书·贾谊传》载：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42)
对于贾谊的这个提议，文帝也适时予以采用，《汉书·贾谊传》载：
后四岁，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43)
文帝封亲子为大国诸侯王的做法，也在西汉中央朝廷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收到了成效，《汉书·贾谊传》载：
后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西向京师，梁王扞之，卒破七国。至武帝时，淮南厉王子为王者两国亦反诛。(44)
在七国之乱的危局中，文帝分封的梁王刘武，在捍卫汉中央朝廷的斗争中，顶住了叛军主力的进攻，为西汉中央军的部署和反攻争取了时间，在平叛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证实了分封皇子为大国诸侯的必要性，殷鉴在前，更坚定了武帝考虑立皇子为诸侯王的决心。
由于世次的更迭，旧王与新帝之间，血缘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的离心力不断加剧，这对于大一统统治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当使武帝对此有更为深切的认识。而他所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此时的诸侯王主要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如河间王、江都王、赵王等以及祖父汉文帝所分封的诸侯王。武帝元狩二年曾经发生过著名的淮南王谋反案，这个案件在当时牵连甚广，《汉书·淮南王传》记载“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45)。史书还记载了这个案件处理的详情，《汉书·淮南王传》：
衡山王赐，淮南王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上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议。”赵王彭祖、列侯让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端议曰：“安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当免，削爵为士伍，毋得官为吏。其非吏，它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背畔之意。”(46)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安自刑杀。后、太子诸所与谋皆收夷。国除为九江郡。(47)
武帝更是借此机会对诸侯王进行整肃。在刘安事件上，他虽然表面上说让大臣合议，然领略武帝意指的大臣谁敢为刘安开脱求情?尤其是与淮南王刘安等同处诸侯王之位的赵王刘彭祖、胶西王刘端等，为了避嫌更是主张对刘安及相关人等进行严惩，武帝于是顺水推舟发动了淮南大狱。不管怎么说，这些诸侯王的存在，对武帝来说始终是一种威胁，如《史记·五宗世家》载：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48)
河间献王是当时以文教闻名的诸侯王，照理说应该受到皇帝的嘉奖，但武帝却对他很是忌惮，《史记集解》于《五宗世家》篇下所引《汉名臣奏》载：
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49)
诸侯王过于贤明，便会引来帝王的猜忌，武帝与河间献王的对话，足见他对诸侯王抱有很强的提防心理(50)。
除了河间献王之外，其他诸侯王也让武帝倍感压力，如元狩六年尚在位的赵王刘彭祖，《史记·五宗世家》：
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后，彭祖王广川。四年，徙为赵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设疑事以作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51)
赵王刘彭祖对中央派去的官员多方陷害，使他们不能自主行事，甚至连正常的履职任满都无法完成，这就造成自己大权独揽，朝廷完全无法插上手，这又怎么能令武帝放心呢?钱穆即云：“又如赵王彭祖，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以故赵王家多金钱。榷会者，盖独买商物以专其利，是藉侯王势，经营商贩，贵族与商人，声气互通，相为消长。要其皆足以上撼政局，而使之兀臲不安，则一也。”(52)
出于对诸侯王的猜忌，武帝平时对他们也痛加裁抑，《汉书·景十三王传》即载：
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恶。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先帝所以广封连城，犬牙相错者，为盘石宗也。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53)
这样做虽然对诸侯王的权势稍作压制，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对中央的威胁，如何破除这种局面，是武帝需要面对的问题。在武帝看来，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通过分封自己的儿子，为皇室树立新的屏障，改变天子孤立无援的局面；另外一个则是通过分封诸侯王子弟，将大国分解成更多的小国，瓦解诸侯王的势力。武帝虽然在元朔二年(前127)颁行推恩令，企图对诸侯王的势力进行瓦解。但政策推行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吕思勉即云：“制驭诸侯之策，固不外众建而少其力一语也。然当推行之初，犹未能遽收其效。”(54)且政策实施起来，也未必能特别顺利，《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即载：“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55)可见推恩令在淮南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因此，武帝同时要考虑的还有如何通过分封皇子，增强皇室的势力。到了推恩令发布十年之后的元狩六年(前117)，外部异族威胁基本解除，目光内转，分封皇子为王对年届不惑的武帝已经迫在眉睫了，成为萦绕在他心头上的大事。霍去病作为武帝心腹，自然意识到了武帝日常忧心所在。正因如此，所以他虽说自己作为将帅是“宜专边塞之思”，却又依然跨越职分向皇帝提出分封皇子的建议。而这也引出武帝分封三王这一汉家礼制史上的大事件，又因史公之独特书写，在史书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三王之封及其经典书写
武帝分封三王，在汉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汉书·武帝纪》即于元狩六年大书此事曰：“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56)凸显了它在汉史上的里程碑式意义。诰命之体虽然产生甚早，且《尚书》中已载有《康诰》《酒诰》等篇章，但春秋以后此礼不行，秦代焚书坑儒，灭弃典章，古礼古仪更是废除殆尽。汉兴之后，因民生凋敝，故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礼仪方面也未遑更张，多承秦制。至武帝时期开始着意复古，礼乐制度逐次建立，诸侯王的分封便是一次重要尝试。
《三王世家》所载文书曾言及：
“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57)
“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58)
群臣奏疏中屡次提及“具礼仪上”“礼仪别奏”，说明这次分封三王在礼仪方面是有精心准备的。此外，在褚先生所补《三王世家》的文字中，也透露出一定信息：
所谓“受此土”者，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西方者取白土，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59)
如此文所言，当时礼仪中应有模仿古籍所载分封社土的行为。褚少孙又言分封三王策书：“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60)则在文书外形上，简册乃采取一长一短相间的特殊形式。许慎《说文解字》云：“
，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段玉裁注云：
《尚书》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左传》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及《三王世家》策文皆是也。后人多假策为之……谓五直有长短……蔡邕《独断》曰：策，简也。其制：长者一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
字五直，象一长一短，象其意而已，其简之若干未可肊定也。蔡氏云：长者一尺，短者半之。此汉法如是。(61)
通过蔡邕《独断》所载可以得知，三王分封策书的一长一短相间之制，成为此后汉朝册命王侯文书的通用形制，这是为了模仿上古典诰文书形制而采用的特殊样式，这种做法从形式上标橥了对古圣先王神圣典制的传承。因分封三王在礼仪上具有诸多以复古为革新的创制，所以《汉书·武帝纪》才大书“初作诰”一语阐发其特殊之处。虽然自汉朝创始，便有分封诸侯王之举，但像武帝这样不管从分封礼仪还是文书上，力求复古，隆重其事的，堪称前无古人，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朱子语类》卷128载朱熹云：“册命之礼，始于汉武封三王，后遂不废。古自有此礼，至武帝始复之耳。”(62)黄震《黄氏日抄》卷38亦云：“古有册命礼，至汉武封三王，始复之。”(63)朱、黄二人均指出册封三王在礼制史上的创始作用，所以《汉书·武帝纪》于此特为点出。史公以详记其文书程式的特殊方式撰写《史记·三王世家》，其实也与它在汉朝礼制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
时移世易，三王分封的礼仪已经不可详知，然三王分封策书及记载此事的《三王世家》，却成为文学书写的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王分封策书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太史公于《三王世家》末赞之云：“文辞烂然，甚可观也。”(64)又《太史公自序》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65)则策书辞采之美，乃《三王世家》创作的主要原因。
策封三王的文辞出乎武帝手制，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又按《武帝集》，此三王策，皆武帝自手制。”(66)因其作者的特殊性，加之古代社会对帝王受命于天的崇拜心理，其策书文辞也被认为有非常人可及的神圣性，这在褚少孙的评论中可见一斑：
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于齐，一子于广陵，一子于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谓王：“世为汉藩辅，保国治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67)
“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一语，体现出褚因诏书出自圣主而产生的崇慕之情。
三王策书因其文辞烂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成为后世诰命策书的典范，引起后人的瞩目。围绕其文辞风格、流传影响的评价也颇多，如梁任昉《文章缘起》，即列汉武帝封三王策文为策文一类的缘起之作(68)，凸显了它在文类发展过程中的创始之功；又《文心雕龙·诏策篇》云：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69)
刘勰论文偏复古，主宗经，三王策书驱遣典籍，熔铸经诰，堂皇雅懿的风格正是他所推崇的，所以在《诏策》篇中对三篇策书大加弘奖，推为典范之作。
三王策书与先秦经诰具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共识，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说：“汉武册封三王诏，本仿《尚书》体。”(70)又孙梅《四六丛话》亦云：
诰，告也，其原起于《汤诰》。《周官》大祝六辞，三曰诰；士师五戒，二曰诰。成王封康叔、唐叔，命以《康诰》、《唐诰》。汉元狩六年，立三子为王，初作诰。唐《白居易集》翰林曰制诏，中书曰制诰，盖内外命书之别。(71)
又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汉武帝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诰即《武五子传》所载赐策三篇，各以国土风俗申戒者，纵亦规摹训诰，而深穆简重，气味自是近古，与后代手笔不同。譬诸世胄子弟，即不肖乃祖父，而大家风度自存。若优孟衣冠，终伪而已。(72)
可见，因《尚书》乃古圣先王政典的遗存，其训诰更是多出圣贤之手，为尧舜以来君臣相与的见证，一直是后世追慕的典范。为了彰显帝王封策的崇高与神圣，三王策书在写作时有意模仿《尚书》训诰，它们也因颇肖其神韵的成功模仿，成为秦汉以后策书的楷模。
除了论及三王策书的艺术性外，后人还注意阐发它们与三王命运的关系，宋陈仁子曰：
诰命所以可传万世者，虽以其辞，亦以其人。武帝子三王，同日受封。今读其策命词语，中以风土之宜，教以辅佐之义，语言温厚，直有成周训诰风度。惜三子或夭或自杀，无伯禽康叔之业，三复策书，吾重为三子愧。(73)
又清杨琪光曰：
汉至孝武，文教隆启，迄今读三王策词，皆式于谟诰，不同三章之仅有质胜也。其时古籍凑出，诸儒皆得进显，故斑然文采可观焉。然策语均肖三王质行，知子若父，恐亦孝武自成也。三王克遵行无替，何至争立如燕旦，竟以大逆诛死也哉。然要由武帝之立少子，无以服其心耳。(74)
这两条评论一方面将武帝策书所具有的针对性特点揭示出来，说明它们非无的放矢的泛泛之谈，实具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则将三王的结局交代出来，揭橥三子因不遵策书告诫而带来的严重后果。
对于《三王策书》的艺术价值，历代也多加褒扬。首先是各种文章选本将它们屡次选入，作为范文流传后世，如真德秀《文章正宗》，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古文辞类纂》，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均有收录。其次，编选之外，推崇文字也颇多，如《骈体文钞》载李兆洛评曰：“策命之文，取式经训，二汉以还，遂成绝轨。”(75)《史记评林》载董份评云：“三王之封，诏制奏请皆尔雅深婉，上下皆得其体矣。故太史公特称其文辞烂然，不虚哉。”(76)“可与《周书》诸命同为古雅。”(77)这些评价不一而足，均体现出三王策书在语言艺术上的巨大价值。
与三王策书的经典价值相应，记载此事的《三王世家》在文学史上也具有经典意义。首先是《三王世家》以文书成篇的特殊形式，不仅在史书世家体中绝无仅有，于史传文学中也是独具一格。明杨慎云：“《三王世家》具载奏疏制册，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词烂然可观，又见汉廷奏覆颁下施行之式。”(78)又余有丁曰：“按此即今题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史公因录之以存一体，不厌其繁也。”(79)这两者均是从文书学史料价值方面着眼，阐发《三王世家》的独特意义。
其次，《三王世家》因结构独特而形成的文学风格，也引起后人的注意，清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云：
《三王世家》不载三王事迹及世系承继飨国久近本末，但载原封三王奏牍、疏、议、牍、诏书、封策以为世家。盖太史公不及见三王封后事，第纪其封国策案成篇，此创体也。而诸奏牍、诏、策训词深厚，摛字古雅，忾然渊然，真西京文章之盛，即是《史记》中异样声色文字。(80)
点出《三王世家》因由原生态公文连缀，而形成的摛字古雅，忾然渊然的特点，自有后人虽刻意模仿却无法再现的艺术特质。
再次，《三王世家》这一文书拼缀成篇的形式，不仅引起后人的关注，还有效仿之作，较为著名的有苏轼之《表忠观碑》，据董弅《闲燕常谈》载：
王荆公在蒋山，一日，有传东坡所作《表忠观碑》至，介甫反复读数过，以示坐客，且云：“古有此体否?”叶致远曰：“古无之，要是奇作。”蔡元庆曰：“直是录奏状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诸公未之知尔，此司马迁《三王世家》体。”(81)
苏轼之《表忠观碑》以奏状成文的独特文风，让时人倍感奇异，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奇作，然博览多识的王安石一眼便看出，这是受了《三王世家》的影响。此事既显示出荆公之博学，也体现出《三王世家》自成一体的风格特征
其实在《表忠观碑》之前，已有《三王世家》的模仿之作出现，如东汉的《乙瑛碑》《史晨碑》等，全祖望在《汉史晨祠孔庙奏铭碑》跋中说：
东京隶墨，其流传于今者，《乙瑛》、《韩勅》、《史晨》最为完善，书法亦属一家。《乙瑛碑》只叙奏而附以赞，是碑祗叙奏而附之铭，盖法《史记·三王世家》，为髯翁《表忠观碑》所祖。(82)
全氏又跋《汉孔庙置百石卒史孔龢碑》云：
是碑，尽于欧公之跋，以为汉家文书之式，于此可见。是役也，出于前相乙瑛之请，后相平踵成之，而其作百石吏舍者，则前令鲍叠也。赞中极归功于乙、鲍，盖即后相平所作，可谓不没人善者矣。(83)
汉碑中与此风格相类的还有《樊毅碑》《三公山碑》《无极山碑》等。以文书上石成为东汉一时的常见现象，这种做法应和《三王世家》的影响有较大关系。此风延及后世，则以苏轼之《表忠观碑》最为有名。于此可见《三王世家》作为经典文本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三王世家》作为《史记》中较为独特的一篇，引起了历代学者的注意，不仅关于其现存篇章作者众说纷纭，对于史公撰写此篇的目的也颇多猜测。有学者便本着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谤书说，认为此篇暗含讥讽，寓意武帝除诸侯立己子，徒事文辞，最终落得事与愿违(84)。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载，其父司马谈临终对他交代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也惶恐回应以“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85)。由此可见，史公撰《史记》时实有记录时代风云，成一代大典的使命感。而武帝分封三王，礼仪隆重，文书渊雅，实为史公所亲见汉代政治史上的大事件，以此而入史书可谓正当其宜。所以，《三王世家》应是史公以史笔对重大历史的回应。他在书写历史时实负有崇高的使命感，有以经典文本传光辉史事的自觉意识，惟其如此，才特意在撰写时不着一字，用文书形态传述分封三王的具体细节。而这种独特的书写形式，也让后世读者仿佛亲临分封现场，目睹汉廷君臣如何反复论议，才做出这一重要决议。当然，这种独特的叙写模式也引起后人的效仿，东汉《史晨》《乙瑛》等碑文，宋苏轼之《表忠观碑》都是众多模仿之作中的佼佼者，体现出经典文本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除了《三王世家》的整体风格形式外，其所载“文辞烂然，甚可观也”(86)的汉廷文书，也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尤其分封三王的策书，作为后世策书的典范之作，被历代学者传述、探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或许正是史公撰写此篇时所追求的目标。在以纂集专门文学作品为目的的总集出现之前，史书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均凭史书誊载得以流传后世。对于分封三王的文书来说，因为《史记》的广泛流传，它们也得以布在人口，作为汉廷文学的经典作品为人传述。《三王世家》通过自己的独特行文，让人感受到汉廷分封三王的严肃与隆重，彰显出此事在当日的巨大影响，这是历史书写对真实场景的有效还原。同时，从《三王世家》在后世的流传来说，通过不同方式的争议、接受、阐释、点评，也展示出一个经典文本在接受学上的生成过程。总之，《三王世家》体现出政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是朝堂礼制与经典书写相互影响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