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晴川:晚明武将诗及其文学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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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晴川  

明中叶以后,以文统武的军政机制基本确立,军事指挥、铨选、纠察之权逐渐掌握在各级文臣手中。于是,一些武将“不娴弓马干戈”,而“人思务文”;而随着国家多事,文人也留心边事,因而形成“武将好文”“文人尚武”的社会风尚,“缙绅大夫好言军旅,而介胄之士则托文艺以为名高”(叶春及《程鉴俞大猷传论》)。从而造成一些武将不务正业、腐儒纸上谈兵以及文武不和等致命后果,但也促进了文臣武将之间的互补,并由此产生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武将诗人群体,为历代之最,成员涵盖从都督到百户各级武官,且有父子、兄弟诗人,他们的诗歌成就不容忽视,并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家国情怀与诗史品格。嘉靖以来,很多名将皆与阳明弟子游并入室王门。如俞大猷、戚继光、邓子龙分别师事唐顺之、钱德洪、罗洪先,万表与钱德洪、王畿、罗洪先和唐顺之等友善。他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普遍受到阳明心学和唐宋派的影响,其诗作表现出鲜明的忠君爱国思想和拯世情怀。万表体弱多病,常年在家养疴,但当东南沿海倭乱肆虐,便力疾就道,“但持三尺息兵机”,率僧兵与倭寇大战于苏州杨泾桥。激战中流矢,但他毫不介意,以诗赠子道:“裹疮终报国,先世总忠英。”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七月,俞大猷因胡宗宪诿罪系狱,后经好友锦衣卫指挥陆炳救出,令立功塞上。俞大猷毫不挂怀自己所受的冤屈,急盼带病“手斩楼兰上首功”“扫清俺答尘”。杨西洲南征,俞大猷以血袍相赠,“忠孝连袍付与君”,希望他将忠君爱国的精神传递下去。邓子龙早年即立下“扬帆收拾千江红”的雄心壮志。嘉靖末年随军抗倭,表示“南倭不灭扶桑东,男儿岂挂天山弓?”万历年间,缅甸犯云南,在援滇行军途中,他挥笔作《渡盘江吟》,誓言不辱使命,“愿系莽首报功成”。他曾再三强调,自己征战沙场,是为捍卫国家尊严和百姓安宁,不为博取功名利禄,“直须捣洗黎民恨,挂剑功成一羽衣”;也不为封妻荫子,“丈夫生世间,岂为儿女谋?”在援朝战争中,邓子龙年逾七十,犹奋勇杀敌,为国捐躯。戚继光的诗中也常出现“孤忠”二字,格外照眼。他早年即立下“男儿铁石志,总是报君心”的豪情壮志。在扫平倭寇后,隆庆元年(1567年)十一月,戚继光移镇蓟门,又誓言“丹心誓地天”,“直欲捣祁连”。

武将们还心系百姓疾苦。宁德城经过倭寇的数次洗劫,收复后已成废墟,戚继光无限悲愤地写道:“废屋梁空无社燕,清宵月冷有悲魂。”当乱后百姓生活安定下来,恢复生产,他又由衷喜悦道:“乱后遗黎始卜家,春深相与事桑麻。”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南黎族那燕由于不堪朝廷压榨,发动暴动,朝廷派兵围剿,黎民被杀者五千余人。万表作《闵黎三首》,愤怒谴责官军杀良冒功,“虎兕来,犹可奔,狼师一来人无存。”俞大猷忠君报国和拯济苍生的初心始终未改,“生民疾苦每属心”。出身社会底层的邓子龙,更是对民生疾苦有切身感受,“四海苍生苦困多,何须卧此乾坤老?”他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而锥心:“孤悬村落绝烟火,扛抬堡驿穷膏脂。壮士伤心肉食裂,何为可乐称雍熙?”祈愿尽快结束战争,“何年罢征战?民免竭膏脂。”化剑为犁,“龙池净洗横磨剑,天北天南愿太平”。

很多武将都参加或指挥过晚明时期的一些重大战役,他们以诗记事,堪称诗史。如万表、俞大猷、戚继光写有不少抗倭诗,尤其是邓子龙,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先后参与剿灭倭寇、海盗和山贼,抗击侵略等重大战事,几乎都有诗记述,如《爬江血战》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邓子龙在英德参加爬江血战,因奸人妒功,他身负重伤,血透战袍,鏖战自日出至午时。《东海血战》写隆庆三年(1569年),数量占优的明军在与海寇曾三老的战斗中损兵折将,辎重尽失,邓子龙临危受命,指挥激战,取得全歼敌寇、生擒寇首的重大胜利,但主将却将功劳记在其子名下。邓子龙曾在云南两次参加对缅反击战,《姚关班师宿保场》写攻克姚关凯旋,《再捣耿马老巢三尖山班师》写捣取三尖山班师,等等。明中期以来,受困于北虏南倭,戚继光等有识之士认为,明之大患是北虏。北疆经过谭纶、戚继光和俞大猷十几年的经营,基本已稳定下来,但随着谭、俞谢世,戚徙岭南,士气受到打击,边境形势急转直下。陈第曾跟随戚继光出守古北,居蓟镇十年,他的《送戚都护》《烧荒行》等诗,围绕着谭、戚镇蓟前后面貌的叙写,表达了对朝廷政策的不满及对边境安全的忧虑。崇祯年间,张可大出任登莱总兵,他的《书边事四首》表现出对明军沈阳之败的深沉忧思。上述诗作,对丰富和补充历史记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真气淋漓与英雄本色。复古派在当时有着巨大影响,但有些武将诗人不为所囿,如陈第《论诗》云“应世须唐律,报怀漫自题”,意谓书写个人情怀的诗可以突破唐律的束缚。万表的《闻海警有感二十首》、陈第的《烧荒行》等诗夹叙夹议,则显然是宋诗的风格。

唐顺之主张为文须“皆自胸中流出”“开口见喉咙”“如真见其面目”。他和罗洪先晚年都受到“击壤体”的影响,“率意信口,不调不格”。万表在《重题王孝子卷》中说:“不假雕琢,而自然成文,斯天下之至文也”。他的诗真挚感人,如写夫妻之情的《寄内》,抒怀乡之思的《不寐》,叙朋友之谊的《夜坐宝叔塔与周讷溪掌科话别》,痛女婿之死的《哭婿吴子旬二首》,无不直书心迹,真情淋漓,十分动人。俞大猷也主张“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邓子龙《横戈集序》称自己的诗是“口头俗句”,他的诗明白如话,而又想象瑰丽,感情丰富,真实自然。金植《不下带编》中称他们的诗“皆仓卒矢口,匪学而能”。

俞大猷豪宕自雄,其诗气势宏伟,力拔千钧。梁章钜称其诗“有拔山挽河之概”。俞大猷欢喜在诗中写“剑”,在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一有“剑”字,营造出一种磅礴气势。他的海战诗尤具价值,是边塞诗的新变,如《舟师》写海雾刚散,明军战舰出击,猎猎海风吹动战旗,海水中火光摇动,战歌嘹亮,气势如虹,夕阳西下时,勇士们凯旋。《与尹推府》写在惊涛骇浪之中,战士们镇定自若,谈笑间敌人灰飞烟灭。《四库全书总目》评戚继光“诗亦伉健,近燕赵之音。”戚继光的鹰扬之气体现为铿锵激越、格调昂扬的“燕赵之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至三十一年(1552年)之间,戚继光初出茅庐,戍守战略重镇蓟镇。他作《部兵戍蓟》云:“叱马过幽州,横行北海头。朔风喧露鼓,飞电激蛇矛。奋臂千山振,英声百战留。天威扬万里,不必侈封侯。”《秋日》《抚松亭》《蓟门雨霁》等诗,都表现出诗人斗志昂扬,渴望建功报国,警告敌人不要轻举妄动。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兵部右侍郎汪道昆视察蓟辽保定边务,检阅部队,戚继光作《汤泉大阅》,全诗泼染出一幅厉兵秣马、气壮山河的雄伟画卷。戚继光的诗通过朔风、飞电、嘶马、长鲸、紫电、青虹等词语,组成宏大意象,格调昂扬,有穿云裂石之声,体现出帝国的雄风威严和作者崇高的爱国精神。由于受到张居正的牵连,戚继光遭到言官猛烈攻讦,先是调为广东总兵,不久又夺俸褫职,悒悒以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惋惜道:“生平方略,欲自见于西北者,十未展其一二,故其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君子读而悲其志焉。”戚继光晚年的诗风变为沉郁悲壮,兼有幽咽感愤之作。如《读〈孤愤集〉》通过为胡宗宪鸣冤,抒发自己“为文法吏所阨,不获行其志”的孤愤。《登石门驿新城望寨》写由于“百舌”进谗,自己壮志难酬。《登盘山绝顶》诗:“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虏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玄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全诗悲壮淋漓,雄浑苍凉,王士祯《香祖笔记》评曰“见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

邓子龙的诗更有一种强大的势能,他的诗矢口而出,直抒胸臆,洋溢着慷慨赴敌,救民于水火的雄杰之气。无论是登山临水还是行军打仗,莫不如此。如《登塔口占》:“挟山不足勇,登塔岂为劳。人言毛骨耸,我觉眼睛高。江山如图画,冠盖若鸿毛。欲写不平事,将此作挥毫。”《过大庾山》想象自己高擎宝塔,按着山头,为它挽起双髻;山中老猿敬献兵书秘籍,诗人信心倍增,他登山长啸,使百蛮心惊胆战。全诗语言浅俗,气势磅礴,设想奇特。《万松岭风雨催军行》写道:“应怜西事悬民瘼,长呼铁甲灯前著。三程两程昼夜行,千山万山风雨恶。不妨鼓角地中来,自有将军天上落。百战烽尘社稷安,一怒乾坤星斗错。归来烹象饮天河,何代英雄无卫霍。”叱咤风云,不愧英雄之诗!周光斗《横戈集序》云:“今读将军诗,英风飙起,浩气横流,慷慨悲歌,声犹在耳!”吴名凤《横戈集序》称其诗“粗豪而激烈之中自有真气,气既勇往直前,诗亦豪荡自喜”。邓子龙还作有大量山水诗,而与唐代以来王维、韦应物等诗人建立的山水诗传统迥异,奇思妙想,雄丽奇瑰,气吞山河。如《游庐山天池寺和罗念庵先生韵》写庐山瀑布像战鼓擂响,《游宁州南山寺》写横斜水面的虬枝使龙王心惊,《朝天洞》写以马鞭驱使怪石朝天,寄胸襟抱负于山水之间,在历代山水诗中别具一格。

一些学唐的武将诗人,也间有佳作。如王世贞称张元凯的诗“有沈深刿刻之思”,其《西苑宫词二十四首》蕴藉含蓄,深得风人之旨。《渔父》写由渔夫捕鱼,联想到宦途风波之险。《索居》云“敢谓闭门深避世,亦知门外有波澜”,描摹出明末党争生态下的官员心态。开国功臣李文忠之后李言恭,王世懋论其诗风有三变,“年少气盛,有触易形,意恒在多;既乃检括为深沉之思,稍稍纵其性灵,时复悠然之思”。他的诗抒发性情,风格柔婉而有韵致,汤显祖云其“有清寒之色”。百户陈鹤的诗“飘宕悽惋”。参将余承恩的《望忠州》情景如画,含蕴委婉,颇似后来王士祯的神韵诗。邱坦的诗也是风神婉丽,其他如张懋忠《送王冏伯》、杜文焕《过天宁寺访朗公禅师步望之韵》、李元昭《送周虚岩归吴》、张通《游西林庵》等,皆颇得摩诘神髓,韵味悠长,意在言外。

一些文臣通过与武将的交往,特别是经历战火洗礼之后,其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如七子中的宗臣、吴国伦,早年文学创作题材狭窄,诗格纤弱。但自到福建为官,指挥军民抗倭后,诗文内容从模拟转为写实,风格也由纤弱变为沉郁。唐宋派的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皆以不同方式参与抗倭,他们的诗文创作也由早期的内容空洞、堆砌辞藻而变为具有刚健的文人风骨和厚重的历史感。

由上所述,晚明武将好文、文臣尚武的风习对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晚明武将的诗歌创作,既受惠于阳明心学和唐宋派,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他们的弊端,洋溢着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激情,格局宏大,卓然独立,而以前文学史只言复古派、唐宋派和公安派等,这是应予纠正的。

(作者:万晴川,系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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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3年10月16日 13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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