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之谜

有学者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认为中华文明有一种“秩序情结”（order complex）。对于一个大一统国家而言，秩序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呈现在思想史上的观念，还是落实于经验层面的治理，皆是如此，且古今通理。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稳定压倒一切”。只不过在现代化语境下，它具有了新的意涵——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稳定本身不再是目的，稳定是为了发展。

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崛起”被认为是一个奇迹：改革开放有效地实现了稳定与发展的共存或并进。亨廷顿曾有这样的表达：现代社会是稳定的——此处的稳定不能被理解为没有矛盾与冲突，而是这些矛盾与冲突可以在既有体制框架内得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也不存在可以另选的更好制度了（这或许是历史终结论的第二层意思），但是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却是崎岖的且充满冲突。既有经验显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过程与其说是摆脱困境的一条捷径，不如说是掉入陷阱的一种挣扎。用“现代化陷阱”来描述这一境况，倒是一个很贴切的词汇。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不但能够避免现代化陷阱，而且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确实是一个令人注目的奇迹。

“枫桥经验”就这样进入我们的分析视野，如今它被认为是理解中国何以兼容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密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枫桥经验”本身并非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它的产生有着特定的时代烙印。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浙江省委选择诸暨等县作为“社教”试点。枫桥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同年11月，在与公安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公安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

起源于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代的“枫桥经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曾沉寂了一段时间。令人惊讶的是，在新世纪它奇迹般地焕发生命活力，并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枫桥经验”不但被认为是为中国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维稳神器，而且被建构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表征符号。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变化本身构成了“枫桥经验”之谜。换言之，当我们用“枫桥经验”来解释中国何以稳定之谜时，“枫桥经验”现象本身又成为需要理解的对象。

在这一双层之谜中，“枫桥经验”一词具有两重含义：第一个“枫桥经验”是指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有效的机制和方法，据此我们解决了改革开放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成功走到了今天；第二个“枫桥经验”指的是一种话语策略，官方和学界采用“枫桥经验”作为符号，来集成和表征中国的维稳实践。两者可谓一个硬币之两面。当下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便同时具有这两重意义。

“枫桥经验”的双重演化

无论是认识“枫桥经验”所指称的实践发展，还是理解“枫桥经验”话语的生产与重构，皆有必要超越当下的场景，将目光转向历史，在“一波多折”的过程中，把握“枫桥经验”的内涵与实质。显然，这等重量已不是一篇短小笔谈所能承载的，下面的文字只能算是“浮光掠影”——将1963 年的“枫桥经验”视为原典和起点，检视一下，在过去的 60 年中，“枫桥经验”如何以跨越的方式经历了实践和话语的双重演化。

在实践维度，“枫桥经验”经历了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三个时期，实现了富有创新的累积性发展。不少文章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为避免重复，笔者选择性地转呈如下。在内容上，“枫桥经验”从最初的社会治安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在空间范围上，从乡村社会拓展到城镇社区、从线下扩展到网络空间（“网上枫桥”）。两者叠合在一起，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在治理理念上，从侧重社会稳定转向社会发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从一元治理转为多元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治理方式上，从传统治理转为数字治理/精细化治理。在这样的实践演化中，“‘枫桥经验’从社会管制的经验提升为社会管理的经验，再创新和发展为社会治理的经验，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和创新”。如今，“枫桥经验”已被描述为“经过实践和时间检验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是基层社会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引领风尚、保障发展的一整套好机制、好办法”。

与实践演化相适应的是“枫桥经验”的符号化——进入不同等级的官方文件以及理论界的话语塑造。在这一过程中，201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年，“枫桥经验”先后被写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白皮书《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20年和2021年，“枫桥经验”出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之中。2022年，“枫桥经验”写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学者认为，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标志着新时代“枫桥经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

如果说“枫桥经验”进入官方文件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象征，那么理论界的任务便是对“枫桥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进展，如将“枫桥经验”提炼为“党建统领、人民主体、多元共治、‘三治结合’”，“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等等，其中最具权威性的说法来自中国法学会。2018年，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中国法学会同浙江省委政法委设立“‘枫桥经验’理论总结和经验提升”重大课题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在内部研讨、专题调研、交流探讨、反复修改、集体审议的基础上形成了专题报告。在该报告基础上成书的《“枫桥经验”的理论构建》从四个方面概括了新时代“枫桥经验”:（1）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成果;（2）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枫桥人民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化解矛盾、引领风尚、保障发展的一整套行之有效并且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和方法;（3）由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结合’、共建共治共享、平安和谐五个核心要素构成;（4）集中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超越国界的世界意义。

经由实践和话语的双重演化，我们今天使用的“枫桥经验”这一符号，已非昔日模样，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如《“枫桥经验”的理论构建》所说:“诸暨市枫桥镇是‘枫桥经验’的原创地、发源地，但今天所谓的‘枫桥经验’已经涵盖了枫桥、诸暨、绍兴之外的人民结合本地实践，在学习和运用‘枫桥经验’过程中探索、创新和发展起来的新经验。”需要注意的是，内容的不断丰富和扩充有可能溢出概念的最初意涵和范畴承载力，为避免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人们采取了添加形容词的方法，在“枫桥经验”前面冠于“新时代”，以补合可能出现的逻辑缝隙。不过严格地说，“枫桥经验”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已不是同一概念。

“枫桥经验”话语的生命力

“枫桥经验”的双重演化给我们什么启示？如何理解它的“与时俱进”？如何解释“‘枫桥经验’之谜”——为什么是“枫桥经验”，而不是其他术语，被用来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表征符号？笔者主要谈四点思考。

第一，“枫桥经验”在新世纪的“符号化”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政治判断。大抵而言，处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有三种基本方式：一是用后来出现的概念去理解和阐释历史，今为古用，或以今化古，将古代事迹写成了现代史，所谓“倒放电影”；二是尊重和强调古今差异，虽然现代阐释是难以避免的，但尽量采用历史词汇、按照时人思维来讲述故事；三是激活历史上曾经使用的术语，并赋予新的意义，用它来揭示和描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和本质相似性。

大致而言，“枫桥经验”的激活及其重新阐释属于第三种方式。在此，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不但具有学术性，而且具有政治性。在笔者看来，对“枫桥经验”的再次肯定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判断——它反对将改革前和改革后割裂开来，强调两个阶段之间的连续性。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是对“正统”的偏离，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坚持、继承与创新。这一判断是领导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政治定性，对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此而言，领导人的政治决断在“枫桥经验”的话语建构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二，“枫桥经验”把握住了大一统国家的气脉——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的关切。如开篇所述，自古至今，稳定和秩序是中国政治的恒久命题，改革开放阶段同样如此。2003年，浙江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到目前为止，这是笔者见到的“枫桥经验”在领导人话语中“复兴”的最早时间，而且是在“稳定与发展”的语境中来使用的。

第三，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枫桥经验”体现了变革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与政治判断的重点不同，从“枫桥经验”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演化在实践层面展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公社解体、国企改制、外资进入、市场经济转型、单位制消解、人员流动、资源散化......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各种新型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如喷泉般涌现，解决这些纠纷和矛盾的手段、方法和机制也与时俱进。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新方法、新手段和新机制层出不穷。法治、自治、多元主体、治理共同体和公共服务等现代要素的引入，极大丰富了“枫桥经验”的内涵，为“枫桥经验”走出国门、与世界对话奠定了基础。而对传统治理遗产的梳理和继承（德治、调解、乡规民约、家风建设等），使“枫桥经验”扎根于中国文化的脉络之中，根深叶茂。

然而，在诸多的变化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相对稳定的要素：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就地化解/不上交矛盾。在笔者看来，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虽然在不同时期，其发挥作用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党“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精髓始终不变”。对“枫桥经验”的再述既是对这一政治原则的肯定，也是对这一原则的重构（党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就地解决/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治理目标，尽管后来的实践发展有点偏离“简约治理”的轨道（学者分别用行政化/体制化/国家化来描述新的现象），但这一治理目标本身始终未变。

第四，“枫桥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集中呈现。21世纪以来，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创新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可用“集成化”和“收敛性”两个术语来加以描述。所谓“集成化”是指一地在自己创新的基础上，将其他地方的相关创新集成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治理模式，集成化创新明显区别于之前针对某个环节或特定问题而从事的治理创新。“收敛性”是指地方和基层治理创新不能突破法律边界和政策规定，在中央顶层设计的蓝图中，在规定空间的范围内从事有指导的创新。与“收敛性”创新相对应的是“发散性”创新——鼓励突破各种条框，以结果论是非，闯出一条血路来。从环节性和发散性创新向集成性和收敛性创新的转变，有一个共同特征：基层创新活动的宏观指向性，也就是上下互动。党的十八大之后，上层改革强调制度渐趋成熟和稳定（确立四梁八柱），地方和基层则是创新活动的收敛和集成，二者构成了一个硬币之两面。因此，换一个角度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这一转变也就是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用“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表征符号，便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简言之，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政治定性、对稳定和秩序的现实关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体现的连续性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觉意识，构成了“枫桥经验”话语生命的四大支柱，也是“枫桥经验”能够从政法战线的一面红旗，经由一系列演化，最终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表征符号之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全面理解必须超越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野，将其置于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中来认识和定位。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总符号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一个显现，作为一颗水滴，它内含着这个体制的基本原则和要素，因而具有跨越发展阶段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