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一位照耀过我的人

——最后的红军颜义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09 次 更新时间:2023-07-20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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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进入专栏)  

今年六月在北京办讲座,有人问我:“高考恢复是什么感受?”

我回答道:“天亮了。”

这话传了出去。

可是,当年如果没有老红军颜义泉为我主持公道,没有这棵擎天柱,我的“天”恐怕就亮不了。

我也不会是今日的我。

颜义泉(1919.9~2017.9)

 

天亮了

在以往的采访中,人们喜欢提及我“金榜题名”的光华。

而在幸运来临之前,我曾经有一段悲惨与黑暗交加的磨难,似乎“不合时宜”,年轻的记者们不感兴趣,没有报道出来。

甚至,在《北大回忆》这本书稿中,这段情节也被删除了——1977年高考时我受到“政审”刁难,以高分“落榜”。

我是“两度高考”,到78年才被录取的。

但“记忆”并没有麻木。历史不应该因为潮流而受到修理。

从“被诬陷”的逆境中,一步跨入“时代骄子”的行列,这是我和父母刻骨铭心之事。

如今追思恩人之际,该是陈述的时候了。

1975年,作者在昆医工作时所拍

 

四十年前,在昆明医学院当工人的我组织“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因此背负罪名,我的档案里有“黑材料”。

1977年高考,我数学考93分,居云南文科第一名,语文考84分。最高分是85。我填写的志愿是“复旦大学文学评论专业”。

云南大学中文系杜东枝老师“顶风”来到我家中,告诉我:复旦大学拿了我的档案,三天没有放下,最后还是没有录取我。

“政审”封杀了我。连“走读”也不行。

我是如此渺小无力,如一根草芥,任人踏倒。在那个时代,个人连发声的地方都没有。

不服气的我,1978年再度投考。

父亲悲叹道:“不是怕你考不好,而是怕你考得太好了,又遭受打击,精神上受不了。”

1978年,正值国家“拨乱反正”,老红军颜义泉出任云南省委组织副部长,很快升任部长。这是一位看着我长大的前辈。

颜的女儿丽雪,是我形影相随的好友,见我在逆境中,她提出:“你去跟我爸说。”

1977年高考落榜后的郊游。朋友们互相励志。

执手者为作者(左)与丽雪(右),及学院子女雪梅(中)

 

颜伯伯当时非常忙,全省的干部正在“大洗牌”。但我的情况他也听说了一些。昆明医学院很多干部群众为我愤愤不平。颜的亲家韩伯伯为我“落榜”,还发了一台火。

见到我后,他问了几句,立即拿起笔来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教育厅厅长李福均,信中他说我:“是一位可贵的青年”,称我为“国家的宝贵人才”。

颜部长此举轰动了昆明医学院,震慑了那些迫害我的人。

到1978年,经历了两度高考,我均获高分,惊动省“招办”。

我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

鉴于77年的“落榜”问题,北京大学招生组组长赵钰国和王树棣老师亲赴昆医调查,正好遇到了为我不平的李处长。

李说:“为了纪念总理这点事,把一个女孩逼得无路可走。”

北大二位老师毅然录取了我。昆医的教师们称我为“争气姑娘”。

进北大半年后,中文系叫我去领取云南寄来的“平反书”。一式两份,系里保留一份。

到那个时候,“天安门事件”才获得了国家平反。

所以我常说,北大于我有“再造之恩”。

老红军颜义泉,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作者1977年高考准考证所用照片

 

 

院校春秋

昆明医学院建立于1956年。颜义泉是昆明医学院首任院长、书记。

颜义泉脱下军装,任昆明医学院首任院长、书记。

图为晚年颜公

西郊的原野上陡起一片红砖建筑。人民路还是一条小河。

我的母亲,由杜芬副院长,一位留学法国的医学专家从云南大学挑选来参与建院。田野上有三幢红砖楼,我家搬进第一幢。

门前,是农民遗留下来的玫瑰花田,一片清芬。

颜院长的长子春明与我小学同学。他顽皮,时常迟到。

老师安排我与他同桌,布置我每天早上去叫他,一同上学。

每天,遇到出门上班的颜院长,他总是亲切地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优秀生”。

当年的“小优秀生”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叫他:“颜伯伯”。

1957年,这个新建学院有大批专家在“划右派”的边缘上。朱锡侯(杭州人,中国心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留法归国的心理学专家,他后来写回忆录时说,每天颜义泉在楼梯上遇见他,都会轻声说:“别怕。”

廖子宜,从法国人开办的甘美医院过来的老药剂师,被下放农场。一天他在学校小门口遇见颜,颜对他说:“过一段我再把你调回来。”

这两位长辈,是我同学的父亲,我时常听到他们念叨。

“昆医”学术的顶梁柱有杜芬、蓝复、梁家椿等,都是留法、留德的。

颜义泉力保这批专家,自己也被省里打击,划为“右倾”。

他面见主持西南局的谢富治时,直言道:“如果把这批人打下去,送去劳教,那么这个医学院怎么办下去?”

谢富治对省里领导说:“这些人,不划右派他们也是右派。”

颜义泉继续主持昆明医学院,得以保住这批专家。

作为院长的颜义泉,跟着名门之后缪安成学习英语,达到能够读小文章的程度,促成一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学风。

颜义泉的脑袋里还遗留着敌人的一颗子弹。然而他没有把硝烟战火带进学校,而是春风化雨,把昆明医学院办成了一座百花吐艳的美丽学堂。

记得那时周末,大礼堂有舞会。颜院长带头跳“第一对”。

我跟着母亲去,帮她看衣服。我们这些小孩子期待的是,晚会到将散时,会有一大锅糖稀饭端上来,食堂做的。大家一人舀一碗,喝起来,又甜又暖。

在办公楼的正面是一个开放着黄金色雏菊的花坛,而在教学楼的两端则开放着娇艳的美人蕉。最大的风景就是教学楼前面那两株高大的樱花树。每年春天,朝霞一般地开放。而夹道的海棠树,也一派银红。

校园的花工小王三,也和颜义泉能攀得上话。他不时跑去颜家帮忙,总能抽上一支好烟。

小王三每天精神头十足地在校园里耕种。

作者的母亲,是最早参与建院的教师,在这美丽的校园里抚育了两代人

 

昆明医学院成为“西郊公园”。周末有很多人来照相。

颜义泉主政时期,给了校园里知识分子们一个温馨的家园。

我和同伴就在这花间树下的草地上闹着玩着长大了。在昆明医学院的这一代孩子们中,没有划分什么“阶级烙印”。后来“文革”时,我们在学校里才被“划上”的。

在学院里我们都是一伙“淘气包”,一起爬墙上树、偷花摘果、上最高楼平台、钻地下室。一起躺在足球场的大草地上,仰望星空,读书念诗。

颜家有五个孩子,除了“老大”直呼其名,其他都按“排序”来叫。学院内的人也像家人一样“二毛”、“老四”地叫唤。

那个年头,住在医学院这个大院的人们就是这样,对所有的孩子,称呼都是直呼“小名”,什么“小胖”、“洋洋”。

我是被老师分派去督促春明的,其实我们一起做那些淘气事。

最惊险的就是在上学的路上“吊马车”了。那些马车是用来拉建筑材料的。那些钢筋几乎拖地。我们这些大胆的孩子追着马车,把半个身子压上去,让马车带着我们飞奔,这样可以快些到学校。赶马车的人会扬起鞭子来吓唬我们。看我们不放手,有时就真的抽。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中,颜家“老三”跟着我到农民田野里去转悠。我们用铅笔刀挖出地下的胡萝卜、收获后遗留的包心菜根茎,削皮后就大嚼。

有一年,颜义泉从江西老家带回来一个战友的幼儿。

这是一个孤儿。父母都去世了,姐姐被人收养,而这个孩子因为太幼小太虚弱,没有人要,颜义泉就把他带回来了,从此他家又多了一个“老六”。

医学院的人们跑到颜家去看这个孩子。颜义泉特别请了小儿科的医生来家中为老六诊断。

人们慨叹颜院长的仁慈大义,都说,老六如果不遇上这位义父,一定活不下来。

颜公一家人

中间最幼者,是他从江西领回的孤儿“老六”

 

颜家“老三”有“青梅竹马”,后来成为恋人,就是当时院内的教务长李健平的小儿子。这两家住在楼上楼下,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李教务长的丈夫韩天石多年来陷于“高饶事件”,累及家庭。其实韩是无辜的。他在鞍钢任团委书记时被高岗在信中提及表扬过,而已。

这桩亲事,老红军颜义泉以一种自然的态度接纳了。

颜义泉对待党内的历史问题,是有他独到的襟怀和态度的。

果然,“文革”结束后,他这位有“严重问题”的亲家获得平反,到北大当了党委书记。我与这位熟悉的前辈又相逢在燕园。

在北大1981年的“竞选”期间,韩天石为学生们遮风挡雨,保护了一批人才,为稳定北大和社会是有贡献的。

从前,动不动就有人被送去“劳教”。劳教结束后,他们写信给院领导,问:还要不要他们回来?

颜院长一句话:“回来吧,好好工作。”

可见他对这种随意剥夺人权的方式,是有看法的。

颜义泉以他的忠诚、无私,磊落气度,扛起了一般人不能扛的那些人间重担,在昆明医学院校园里营造了一种人性淳厚、其乐融融的氛围。

没有好的干部和理想的光芒,时代的步伐就不可能迈开。

当年,如果没有颜义泉这样的栋梁之才来承担大任,那场“运动”就可以把云南“奇货可居”的“留洋”专家们一网打尽。恐怕云南的医疗卫生事业很长时间都会“难以为继”。

颜义泉“力保专家学者”之仁,心在黎民百姓,乃是“大仁”。

解放初的云南,是一片瘴厉之地。内地的人们视云南为“畏地”,都不愿意来此生活工作。

记得小时候在街上走,偶尔见到边远地方来的人们,都是佝偻着身躯、脸色黑黄、营养不良者。边地很多人是畸形的。

广阔边疆缺医少药,基层的人民生活于疾病缠身的凄惨境地。云南山地的人民,“高山病”与生俱来,到处是悬挂着甲状腺肿瘤的“大脖子”病人,不以为是病,就此劳瘁一生。

在亚热带边陲,年年疟疾肆行,婴儿死亡率超高。流行的还有血吸虫病。

昆明医学院办学成功,桃李年年遍及全省基层。

今天,云南成为旅游大省。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于青山绿水间欣赏健康美丽的各民族人民跳舞欢歌,都羡慕这里的天然生态。

是否有人追念起,开创昆明医学院者的大功大德?

颜公的勋章

 

1933年3月,14岁的颜义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8月他所在的红六军团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经过云南石鼓镇,经历雪山草地,到达陕北。

1949年横渡长江,年底进军昆明。

颜义泉总结道:“55年过去了,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爱云南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我一直努力为云南各族人民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实践了投身革命时“打江山”、建设江山、“为人民服务”等等最初的信念。

 

风雨黎明

 

春花秋月的岁月轻快地过去。“文革”来临。

融和气氛还在人们的心里存留着。在学院教员们的心目中,那些外来的闯入者终归会离去,校园终归是大学的。犹如在教学楼前的两株高大樱花树,每年总会怒放。

当我从外面“大串联”回来,发现学院里颜伯伯和干部们都进了“牛棚”。

那时我们中学也没人来管理了。全是“各自为王”,跟着大学生们在社会上闹。

我呆在家里,看书、拉琴。早上跑步,在校园里打羽毛球。

当时干部的孩子们处于一种无辜的被冷落状态,他们都叫我“张姐”,跟着我玩,我就把她们组成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小小宣传队”,最小的才三岁。

两位老红军的子女都在其中,丽江军分区政委的孩子三个都来了。还有被大字报“封门”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小女。教师和员工的孩子也在里面。

我们还是“文革”前的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

有一天,工宣队看到我们这个稚气可鞠的宣传队在排演,提出要我带队到全院周末大会上演出。

那天晚上,工宣队还把“牛鬼蛇神”们也从牛棚里带出来,让他们在台下“受教育”。

多年以后,颜伯伯曾经回忆起这个场面。

他说,劳动了一天,很累,想休息了。又被带去开会。照例低着头。不料耳边突然响起一个报幕的声音:“昆明医学院毛泽东思想小小宣传队,演出开始!”

那是他家“老五”的声音啊。他惊讶得抬起了头。果然,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小女儿丽雪精神抖擞地站在台上,手握一本红宝书。

其他“牛鬼蛇神”也惊而抬头,他们一一发现了自己思念的孩子正在台上欢歌笑舞,看得目不转睛。

那天夜里,“牛棚”的人们久久不能入睡,激动不已。

很快,有人向工宣队举告,说我“欺骗工宣队,把牛鬼蛇神的子女弄到台上”。工宣队宣布:解散这个宣传队。

早上,我率领着这批“失落身份”的孩子们,围绕校园的绿树草地跑步,喊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

有人认为我是在“示威”。

我们被彻底解散了。颜家“老五”成为我形影不离的伙伴。

形影不离的发小。后排相拥者为作者(中)与颜家“老五”丽雪(右),及学院子女雪梅(左)

 

我下乡了,回家探亲,学院里还是“工宣队”的天下。一天我在小门口碰见久违的颜伯伯,高兴地喊了他一声。

颜伯伯有点惊愕地一楞,很快他“嗯”了一声,用点头回答了我。那种内存的威严仍在。

他背后,那个工宣队员恶狠狠地瞪着我。

有人警告了我的母亲。我是一个回家探亲的知青,怕什么?最多他们提早把我赶回乡下去。

1976年,我进医学院当工人,被选为后勤片团支部书记。

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那几天,很奇怪的沉默,然后是学院发票组织大家看电影《决裂》。我和一伙小工人到了大观电影院门口,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我跳上石阶,大声喊道:“总理逝世了,我们还看什么电影?应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当场我把票撕了,碎片洒向空中。跳下石阶我就回头走。那伙小工人也跟着我回去了。

运用后勤片的资源,取出了仓库里的几匹黑布,我请居委会缝制黑袖套,张贴告示,让人们来领取。到黄昏时,学院里已经是一片举哀之色。

这是纯属地方性的发自人心的集会,我并没有与北京的事件有任何联系,也是对那越来越糟糕的时局的一种反抗吧。

作为昆明医学院的子女,从乡下回来后又来此工作。我想,我能听懂这个院校的知识分子与干部层的心声。

颜义泉出来了,无言的他一身黑色制服。他的出现,无疑是这次追悼会成功的关键。几乎所有的老师员工和干部,都参加了这次我以“共青团”名义组织的追悼周恩来总理大会。

还有一名单位外的干部,韩天石也跟在队伍的行列中。

我请来了一个中学小乐队,奏哀乐。

学院司机队长陈竞欧师傅开车送我们,把花圈运到昆明的检阅台广场。那里前来的人们络绎不绝。记得我们回来时见到步校的学员,也是卡车送去花圈。

不久,形势陡变。一天,家人正在灯下吃晚饭,昆医人保组的人冲进来,要我跟他们走。我说:“我喝完了汤走。”

我在学院内被禁闭,工人小伙伴往我的窗里投香蕉。支部里没有一个人揭发我。我又被送住寻甸农场劳动。

“四人帮”粉碎后,我才回到昆明家中。

 

九九归一

 

2017年九月,九十九岁的颜义泉,井冈山走出的“红小鬼”,红六军团的最后一个红军战士去世了。

国家领导人,现任和前任者都敬献了花圈,哀荣备至。

在滇池畔这个干部聚集的小区里,老人的去世只是家庭的事,一切安静如常。即使在他所创办的昆明医学院里,一拨拨更新过的人们,对这位元老也没有印象了。

当秋的凉意袭上高楼,虫鸣轻起。窗外华灯闪烁。我看到一盏灯暗淡下去。一位照耀过我的人走了。

他是我见到的最超凡的人。

几年前我去看他时,他对我说:

“刚钉了一颗扣子,花费一个早上。”

仅是一件生活小事,他却如此倔强自立。我震撼了。

颜伯伯的老伴有病,生活不能自理,所以他家中有两个保姆,一群儿女每天围绕。他坚持着“不扰人”、刚毅自理的品格。

时常有很多过去的部下来看望他,他总是简单明了地说:

“我都是老毛病,还可以,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同住一个小区,我时常会到颜伯伯家“蹭饭”。

我没有见过像他这个级别的领导,每天与保姆同桌吃饭。

他家的保姆,在院子里一面烧着纸钱,一面对我说:“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把盘子往我们这边推。”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井冈山的几个贫苦孩子。

以一个贫苦出身的少年红军,他追逐理想跨过雪山草地,又追逐理想来到云南高原,他却至死没有背弃自己那种要“解放人民”,与劳苦大众平等相待的初衷。

颜公携家人回井冈山

 

2009年我首登台湾,回来就去看他。我告诉他,国民党那些高层人物,对我说:“佩服大陆现在的发展。”

颜伯伯傲然一笑,他说:“他们佩服了?”

在他的笑里有一种天真和亲切。鲁迅说“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指的这种气概。

有一次去看望颜伯伯时,他对我说过一句话:

“我是古人。”

他是清醒的,与那些安荣尊富的同辈人们不同,他一直在观照着现实。

这句话下面的悲凉,是他感受到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他所奋斗的方向,正在从这个现实世界中远去。

“我是古人”,这句话的意思,也意味着他感觉自己已经不合时宜。在他所创建的昆明医学院遭到“强拆”时,老教师们前来求助,然而他已经无能为力。当那棵巨大美丽的樱花树被吊车吊起时,一位老教师站在校园路口嚎啕大哭。

他选择了固守着他的价值观。耿直不阿、两袖清风、平等待人。熟悉他的人说他是“活菩萨”。

在医院里最后的那段时间,他说:“我这一生没有用职权为子女谋取任何利益。我对不起他们。”

告别仪式上,那些闻讯的昆医子弟赶来送老院长。

昔日副院长梁家椿的女儿抹着眼泪说:“医学院召收工农兵学员那一年,二毛听了同事们的怂恿,对她爸爸讲,自己想上。她爸爸不同意。”

二毛就是颜伯伯的二女儿,初三学生。在那些年头,大批的干部子弟成为工农兵学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颜义泉却对女儿说:“好好工作吧。”

其实当年进入昆明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层次多数是在二毛之下的。我曾经在家里帮母亲批改作业,了解他们的文化程度。

然而颜伯伯的克己,是不与别人作比对的。这是他骨子里的信念。

2006年7月,颜义泉在家中书房接受《云南日报》记者采访。

记者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喜欢读书”、“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思维敏捷,表达能力很强,而且记忆力很好,往往能准确地说出某个历史事件的具体日期”。

颜对记者说:“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因此没有上过学。”

“但我是幸运的。1928年初,我们县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穷人的孩子都去上了列宁小学,我幸运地念了一年的书。”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识字课本,那是湘赣苏区编的,第一课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入学校,来读书。同志们,两件事:做工读书。新世界,读新书,穷人们,读穷书,工农兵,都穷苦,受尽压迫就要革命,世界不平才有革命!’下是这些课文的内容启迪了我幼小的心灵。1932年,我才十二岁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他至死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

我不相信救世主,但他确实是很多人心中的救苦救难者,是他们的一线生机、理想的光芒。 他是“最后的红军”。

作者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前

 

我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丽雪来信说,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的颜伯伯给我带来了稿纸,是云南日报社的一位朋友为我准备的。

那时的京西宾馆非常简陋。一大捆稿纸就放在那客房的小木板床下面。只有一把椅子,颜伯伯让我坐了,他自己坐在床上。

时至中午,颜伯伯带我到京西宾馆食堂去吃饭。

打了份饭,我们坐在长条的木板凳上吃。

我把这些稿纸带回北大,放在宿舍里。有充足的纸对我是多么开心。我连续地写出了最初的三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云》、《星》。

1996年我回乡拍摄《知青行》,颜伯伯出席了我的首映式。

不久,我被省里“人才引进”。

在颜伯伯的晚年,我回到故乡,又能时常见到他了。

爱因斯坦说:“宇宙中最大的能量是爱。”

他以如此的年迈和高位,保存着一份纯洁的光明,随时照见我,让我不允许自己混同于黑暗污浊与自私。

因为我也深爱着这块土地。

2017年10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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